亮劍光寒倭寇膽 躍馬征戰晉冀魯

徐小巖（作者系徐向前元帥之子、中將軍銜）

今年的11月8號是父親徐向前的誕辰120週年，民間又稱為“雙甲子”。在這個靜靜的夜晚，我翻看著父親70多年前留下的作戰日記，父親奮戰在抗日前線的一幕幕又呈現在我的腦海中。

躍馬太行

全面抗戰爆發僅一個半月，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西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父親坐在會場偏後的一條長凳上，前面是張條桌。他仔細聆聽品味著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關於軍事問題、同國民黨關係問題、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任務等問題的報告。會議明確指出黨的作戰方針，即基本上是獨立自主的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在這次會議上，父親當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洛川會議召開的當天，中共出席南京國防會議的代表葉劍英發來電報，經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代表反覆努力，終於同南京政府達成了協議，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編第115、120、129三個師。據此，毛澤東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釋出命令，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第129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

1937年10月，徐向前任八路軍129師副師長在晉東南留影。

洛川會議結束後，八路軍總指揮部率第115師和120師先赴山西戰場，第129師留守保衛陝甘寧根據地。八路軍主力部隊向山西挺進，需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談判，協商開進路線、活動區域、作戰原則、指揮關係、後勤保障等等一系列棘手問題。8月29日晚，毛澤東在馮家村住處對父親說：“你是山西人，同閻錫山是同鄉，你和恩來同志去太原，做做閻錫山的工作吧。”父親這位還沒來得及到部隊上任的129師副師長，領受重要使命，率先奔赴抗戰前線。先同朱德乘坐美式捷姆西卡車，冒雨趕路。到了耀縣莊裡鎮120師賀龍、蕭克的指揮部，遇見林彪、聶榮臻後，同行過渭河，乘火車赴西安。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已經為八路軍將領安排了去山西的專列。9月5日子夜，父親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蕭克、程子華及國民黨將領張治中，同車去山西。9月7日，爸爸隨周恩來、彭德懷、彭雪楓乘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小汽車，在梁化之先導車的引導下，一路風馳來到雁門關以西閻錫山的嶺口行營。閻錫山脫掉便裝換上軍裝，滿臉堆笑地對父親說：“同鄉同鄉、歡迎歡迎！”

在周恩來領導下，父親抓住閻錫山對八路軍既歡迎又畏懼的心理，據理力爭，最後使閻錫山不得不接受八路軍提出的正當建議和要求。父親還配合周恩來，在太原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參與了幫助閻錫山擬製第二戰區的作戰計劃，疏通閻與第七集團軍司令傅作義的關係，到閻錫山的軍隊、政府、機關和學校發表抗日演講，出色的表現讓閻錫山這位五臺老鄉深為歎服。爸爸還用我黨的方針路線影響他在太原師範讀書時的校長、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讓其吸收我黨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的經驗，利用兼任的山西省總動員實施委員會副主任職務，搞起一些“人民自衛武裝隊”組織。不久，父親回五臺老家看望雙親，他抓緊這個機會做統戰工作，陸續會見了一些閻軍高階軍官，講了些抗日道理和帶兵經驗，並應邀舉行友軍下級軍官談話會、演講會，分析形勢，介紹游擊戰爭戰略戰術，談國共合作的必要性，樹立抗戰信心。針對友軍紀律敗壞的現象，著重講如何加強政治工作，如何愛護民眾、團結民眾、依靠民眾的問題。這些統戰工作無疑對八路軍在山西的戰略展開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1937年11月，徐向前在晉中和順縣給129師幹部作報告。

反日軍六路圍攻。太原失陷後，第129師開赴晉東南，準備長期堅持游擊戰爭，把部隊分散開來，到群眾中去宣傳抗日。12月22日，日軍憑藉其武器裝備優勢，對129師實行“六路圍攻”。父親將晉冀豫軍政學校的教學領導工作交付他人，集中全力與劉伯承師長一起投入了指揮反六路圍攻的戰鬥。日軍在進攻中故意暴露側翼，引誘我方出擊，纏住一部，然後以其主力突然撲向外翼，這種戰術起初還真有效果，日軍自以為得手，攻勢越來越猛。父親於24日親臨第一線，以正規軍和游擊隊相配合，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相配合，避敵強點，打擊弱點，避敵正面，擊敵一翼，偷襲疲憊之敵，伏擊運動之敵，求得區域性殲敵，積小勝為大勝。在劉伯承和他的指揮下，八路軍一部兵力在內線，先以小股部隊虛張聲勢，誘敵主力，將敵人“粘”住，然後以主力快速、隱蔽地繞到敵人屁股後頭，猛攻其背。日軍遭此打擊，飛機大炮頓時失去用武之地，首尾難以相顧，一下子被殲400多人。在另五個方向上，日軍也沒有討得什麼便宜，只好灰溜溜各自向原出擊方向敗去。

響堂鋪伏擊戰。1938年3月，侵入晉南、晉西的日軍，企圖由晉南渡過黃河，將八路軍第115師、129師驅逐出晉西、晉東南，以求鞏固晉南佔領區，穩定後方，伺機突破黃河天險，實現其與津浦路日軍會合隴海路、南取武漢、西奪西安的預定企圖。為達此目的，日軍繼續向黃河各渡口猛犯。邯（鄲）長（治）大道和從長治到臨汾的公路上，日軍大大小小的車隊，在全副武裝的警戒下，日夜運送傷兵和作戰物資。為了破壞日軍的戰略計劃，遲滯其行動，父親和劉伯承決定給敵人一次更嚴厲的打擊。劉伯承因接到去總部出席東路軍將領會議的通知，將這一仗交由爸爸指揮。父親同旅團指揮員陳賡、陳錫聯經過認真研究，在從黎城至涉縣的公路約50公里的數個路段中，選定響堂鋪作為伏擊日軍運輸隊的戰場，因為響堂鋪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坡度較小，路北下坡到河床，便於伏擊作戰。戰前，父親周密安排，諸如進入陣地時間，保密和防空，通訊聯絡，甚至機關有關部門準備好打掃戰場，收集戰利品和收容救治傷員等事宜都關照到位。31日晚，各團開始向響堂鋪進發，並按規定於次日拂曉前進入伏擊地域。天亮後，伏擊部隊報告稱，長寧東南高地有敵騎兵向我側後運動。旅長陳賡懷疑敵人已發現我軍設伏企圖而將計就計，包抄後路，請示是否撤出陣地。面對這意外情況，爸爸指示陳賡不得變更原計劃，並迅速派出身邊兩名最得力的參謀前出東陽關和蘇家蛟方向探聽虛實，結果所謂的“敵騎兵”原來是老百姓趕的幾頭毛驢，大家對父親在意外情況下的鎮靜佩服不已。8時30分，日軍180多輛汽車擺成2公里的長蛇陣，由黎城經東陽關，向響堂鋪路段開來，9時左右，日軍完全進入我伏擊的口袋。父親一聲令下，八路軍輕重火器一齊開火，爆炸聲和喊殺聲震天動地，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斃傷敵400多人，擊毀汽車180多輛。勝利的訊息傳到第二戰區東路軍指揮部，總指揮朱德和副總指揮彭德懷當即邀請與會的國民黨將領到響堂鋪參觀。劉伯承師長讚道：“向前還是當年之勇，沉著果斷！”

1938年3月，響堂鋪之戰取得勝利後徐向前在山西壽陽。

冀南平原造“人山”

1938年4月，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129師主力奉總部命令，迅速由太行山區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鐵路沿線實施戰略展開。4月23日，師主力以平漢路為分界線，編為左右兩路縱隊，其中左縱隊為主，由父親率第769團和115師第689團及曾國華第5支隊，向冀南挺進。5月7日，左縱隊進駐冀南的政治經濟中心南宮。當時，南宮地區北有趙雲祥的民軍二路，東是六離會，南為日偽軍佔領。父親首先把進攻矛頭指向南邊的日偽軍。10日，八路軍攻打威縣，駐威縣、臨清等地日偽軍棄城而逃。在深入研究平原根據地的建設實踐的基礎上，父親提出了“創造平原地區的‘人山’”的思想，撰寫了《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一文，刊發在1938年5月21日的《群眾》週刊上，豐富了毛主席的抗日遊擊戰爭理論。造“人山”，就是要把冀南建成鞏固的根據地。除了抗擊日偽軍外，打擊反動組織、改造或收編雜色部隊、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成為建設根據地的三大任務。

六離會是盤踞在南宮一帶的封建會道門組織，號稱5萬之眾，除少數骨幹分子外，絕大多數為受愚弄的農民百姓。這個為反動地主和漢奸控制的組織，曾武裝襲擊八路軍部隊，並殘殺八路軍幹部戰士。父親同陳再道、宋任窮、劉志堅等同志討論研究，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決定採取以主力部隊武裝宣傳，分化瓦解其組織，爭取群眾，堅決鎮壓反動首領等有力措施。八路軍首先拘留了六離會頭子、大漢奸李耀庭，並邀請部分會長前來南宮談判。但南宮東南地區的部分六離會頭子，竟糾合1萬多人，主動向八路軍發起進攻，揚言要打下南宮城，把八路軍趕回太行山，氣焰十分囂張。為了減少對方的傷亡，爭取喚醒被矇騙的群眾，父親決定採取了西方古戰場上常見的方隊防禦戰法，一個連或一個營為一個方隊，待六離會衝來時，瞄準其進攻的大小頭頭射擊，將他們擊退，並決不追殺。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六離會成員狼狽潰散。5月17日，共產黨地方政府與八路軍部隊召開了萬人大會，宣佈取締六離會組織。接著，又組成若干個工作隊，到各村鎮展開政治宣傳，動員會員交出所謂的法衣和護身符，召開宣判大會，處決了李耀庭、高大奎等道會頭子。在我軍強大的政治攻勢下，在事實面前，許多受騙會員紛紛覺醒過來，不少人報名參加了抗日自衛隊。僅兩個多月的時間，5萬多人的六離會被徹底摧垮，南宮、冀縣、棗強、衡水地區的抗日根據地也得以連成一片。

“七七事變”後，冀南平原“群雄”四起。一些地方勢力紛紛打起抗戰旗號，各色雜牌武裝遍佈冀南30多個市縣的村、鄉和城鎮。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對冀南的雜色武裝“必須設法改造或收編，以免被日寇及其他人利用”的指示，父親決定對各式抗日武裝採取分化、收編的方針，對偽軍則採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瓦解並重的方針。1938年5月下旬，父親所率主力部隊，在臨清附近一舉消滅漢奸張屏卿、馮午橋的“皇協軍”1000多人，接著連續作戰，又消滅了漢奸李殿清、李守蘭部1000多人。在我軍的強大攻勢下，冀南偽軍紛紛攜槍棄暗投明，整連整營的倒戈反正多達3000人。對雜色武裝，父親則根據其“政治目標雜，組織成分雜，內外關係雜”的特點，向願意同八路軍共同抗日及自願參加共同抗戰的武裝力量，作出了對其一視同仁、不繳槍、不改編、幫助其進步的保證。這些原則在冀南地區的雜色武裝內部產生了很大震動，加速了改編工作的進展。如“青年抗日義勇軍團”司令段海洲就率部6000餘人接受八路軍的改編；有3000多人的民眾“抗日自衛軍”也主動接受改編。父親在改編改造雜色武裝的同時，對其中的頑固派則堅決打擊。棗強縣楊玉昆領導的“忠義救國軍”，反對八路軍，暗通日寇，爸爸掌握他的大量罪惡事實後，同劉志堅一起帶領769團出擊，把楊抓起來送往太行山並收編了城裡的部隊。經過艱苦的工作，在兩個多月時間裡，在南宮方圓20多個縣的大小几十股雜色武裝，先後加入了八路軍的行列，部隊擴充套件到1.85萬人。

蔣介石稱共產黨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曾密令閻錫山在山西製造摩擦，破壞抗日政權，並派鹿鍾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帶上一批鐵桿反共分子來根據地爭奪共產黨建立起來的各級政權。父親認為，“磨擦”與反“磨擦”的鬥爭直接關係到根據地的政權建設，關係到平原“人山”的建設，必須同蔣介石針鋒相對，絕不退讓。鹿鍾麟剛到河北時，爸爸根據中共中央“要求鹿對一切維持現狀，承認既成事實，不妨害華北抗戰，軍事行政照既定方針進展”的原則，在南宮召開了冀魯兩省各方人士和群眾參加的盛大歡迎會。大會一結束，就開小會進行談判。迅即當眾提出，省政府應該正式委任已經當選的行署省府主席、專署領導人及各縣縣長，鹿鍾麟只好認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標誌著冀南抗日根據地的正式形成。但鹿鍾麟明裡暗裡四處網羅反共的魚兵蝦將，用金錢收買和反革命遊說相結合的辦法，同共產黨爭奪雜色武裝，還同山東的反共專家沈鴻烈達成“冀魯聯防”協定。父親針鋒相對，採取“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廣泛動員群眾，支援共產黨、八路軍的各專區專員、縣長和區長的工作，支援他們照常行使自己的職權。鹿鍾麟見自己不是對手，最後聲名狼藉，逃出了冀南。

為了反擊日寇的“大掃蕩”，1938年10月，針對敵人在佔領武漢後，必然打通平漢線、鞏固平漢線兩側的情勢，父親要求部隊儘快籌集大批糧食、衣物、款項以做好物資準備，採取多挖路溝、設路障及破壞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遲滯敵人的進攻，不死守縣城和村落，而依託廣大鄉村，分散遊擊，不打則已，打則必勝，晝伏夜襲，打了就走。11月中旬，日軍開始實施“先控制平原，後進攻山地”的作戰方針，對冀南平原開始了第一次“掃蕩”。日軍集中3700多人，分四路出動，對冀南根據地中心南宮縣城實施合圍。爸爸首先指揮部隊掩護專署和縣區機關幹部轉移，主力則化整為零，轉入鄉村與敵開展平原游擊戰，親自帶指揮部轉戰於南宮、威縣、清河交界地區。歷時16天的反“掃蕩”鬥爭，軍民配合作戰28次，共殲敵600餘人，迫使敵人最終狼狽地退回各自老巢。經過一段喘息之後，日軍於1939年1月7日又對冀南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掃蕩”。日軍集中3萬餘人，分11路從平漢、津浦東西兩線出動，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法，向冀南中心區合圍，企圖將八路軍消滅於冀縣、南宮、威縣地帶，控制平原地區。父親與此時正在南宮的劉伯承、鄧小平共同研究，提出了“先潰後收拾”的作戰方針，即主動讓出一些主要縣城和據點，把敵人放進來，拖著敵人在大平原上轉圈子，將敵人拖得差不多後，再轉入反攻，一步一步地收拾局面。他們將主力部隊分散到各游擊區，同地方武裝結合在一起，靈活機動地開展游擊戰，尋機殲敵。當敵人主力佔領南宮、冀縣、棗強等縣城後，八路軍立即轉移到敵人側後，炸敵火車、斷敵橋樑。敵人便在南宮、鉅鹿、威縣、廣宗等地進行“穿梭式”的“掃蕩”，反覆拉過來再拉過去。對此，八路軍主力主動轉入豫北，而在冀南中心地區留下許多遊擊小組，打一槍換個地方，與敵人巧戰周旋。經400多次的大小戰鬥，八路軍共殲滅日偽軍5000餘人，使冀南平原根據地在反“掃蕩”中得到了發展壯大。

烽煙齊魯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全國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侵略軍基本停止了正面戰場的進攻，對國民黨實行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把大部分兵力轉入敵後戰場，將進攻矛頭指向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美英派，雖然繼續抗日，但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國民黨頑固派與八路軍、新四軍的摩擦則日趨公開化。在山東，蔣介石派于學忠為蘇魯戰區司令，沈鴻烈為副司令兼山東省府主席，率十餘萬正規軍和地方武裝，與八路軍抗衡。1938年12月，經過一年多艱苦鬥爭，山東當地抗日力量有了很大發展，成立了八路軍山東縱隊；同月，八路軍115師進入山東。當時，齊魯大地有3支共產黨武裝部隊，即山東縱隊、東進抗日挺進縱隊和蘇魯豫抗日支隊，總兵力達7萬人。為加強黨對山東抗日武裝力量的集中統一領導，中共中央根據北方局建議，由八路軍總部作出決定：調徐向前、朱瑞等赴山東地區領導抗日。1939年6月7日，父親凝望自己親手隆起的平原“人山”，揮手告別冀南，在館陶與從山西趕來的朱瑞會合，帶領100多名從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和抗大一分校選調的優秀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幹部，向齊魯大地進發。8月1日，經中央批准，正式組成八路軍第一縱隊，徐向前任司令員、朱瑞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山東和蘇北的八路軍各部隊。為便於開展對敵鬥爭，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父親和朱瑞於8月10日、18日，兩次在山東《大眾日報》刊登就職通電，在軍界、政界、輿論界和民間產生巨大影響，自此數年，國民黨統帥部一直把山東的八路軍稱之為“徐向前部”。

1939年8月，徐向前任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

踏上齊魯大地，父親立即感到八路軍在此立足不穩，沒有政權和根據地，山東只能算是游擊區。爸爸過往一貫強調革命要有自己的天下，在鄂豫皖有自己的天下，在川陝邊有自己的天下，在冀南也搞了一塊自己的天下，所謂自己的天下，用他的話說就是“黨的天下，人民的天下。”而當時，由於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曾一度影響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發展，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而國民黨政府又不給八路軍糧襪彈藥，部隊“叫花子要飯”，走到哪裡，要到哪裡，吃了上頓沒下頓，幾萬軍隊穿衣、吃飯、治傷醫病很難解決。初到山東，爸爸馬上意識到建立政權的緊迫性，為此，他首先找了國民黨魯蘇戰區總司令于學忠。于學忠既暗中堅決支援過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對蔣介石關押張學良深為不滿，又不滿共產黨，還領兵打過紅軍。十年內戰中，爸爸和于學忠多次交戰，曾是你死我活的對手，在民族危亡的時刻，這對冤家在沂蒙山區狹路相見，為了抗日民族大義，兩人如同老朋友相會，都是笑容滿面。父親登門去拜訪時，于學忠非常敬重他，但當爸爸提出建立“政權”時，于學忠卻不同意。父親據理力爭，于學忠只好同意八路軍搞政權。爸爸對於學忠以爭取團結為主，而對反共頑固派沈鴻烈則採取孤立與打擊的方針。1939年下半年，國民黨頑固派利用群眾的抗日情緒，不擇手段地在各地擴充套件勢力。父親對此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一方面，八路軍和民主政權發動群眾積極報名參軍，另一方面注意爭取和收編願意抗戰的雜牌武裝，在人力上與國民黨“拔河”，到1940年上半年，山東縱隊由2.5萬人猛增到5.1萬人。同時，對頑固派的侵擾則堅決打擊。1939年8下旬，他親自部署了山東縱隊在魯中淄河流域的反頑戰役。連戰幾天，八路軍拿下淄川等地，消滅秦啟榮頑軍一部，收編一部，繳槍2000多支，打擊了頑固派的囂張氣焰。這種靈活的鬥爭方式有力地促進了抗日政權的建設，到1940年底，縣政權發展到90多個，設有一個行政主任公署，14個專署，250多個區政權。于學忠和他的將領們驚呼：“共產黨的徐向前厲害呀！”

1942年 徐向前（左二）與朱德（右一）、賀龍（左一）在延安機場。

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的鬥爭形勢，及時提出了鞏固華北根據地，重點發展魯蘇皖豫鄂五省敵後游擊戰爭的戰略指示；針對山東人多槍多，發展潛力比較大的特點，要求山東把發展武裝力量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爭取在1940年內將八路軍正規部隊和骨幹游擊隊發展到15萬人槍，地方武裝達100萬以上，以便及時向華中推進。為實現這一目標，父親和朱瑞、羅榮桓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透過政治工作、黨的建設、組織紀律等提高部隊質量，透過從上到下層層辦學、選送上學深造等方式強化部隊的教育和訓練，採取幹部和戰鬥骨幹互相交流的辦法促進山東兩支主力部隊互相學習和共同提高，使這支部隊實現了他們提出的“主力兵團正規化，地方武裝基幹化，游擊隊組織化，自衛團普遍化，黨的領導絕對化，戰鬥力頑強化，行動積極化，生活艱苦化，紀律嚴肅化”的宏大目標，既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戰略任務，也為粉碎日寇的“新掃蕩”奠定了必勝的保障。所謂“新掃蕩”，按爸爸的概括，即為強化漢奸政權，利用漢奸、特務進行破壞，等等。針對這些特點，父親指揮部隊採取游擊戰、破襲戰、麻雀戰和伏擊戰等靈活多樣的戰術手段，狠狠打擊了敵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戰鬥勝利。這些勝利彰顯了山東軍民的頑強戰鬥意志，也促進了部隊的發展壯大。

1942年5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徐向前在聯防司令部的留影。

1940年6月初，父親在臨沂至孟良崮之間的青駝寺指揮所接到中央要他回延安準備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的電報通知。他便迅即向朱瑞和黎玉同志交代完工作，帶著50多人踏上了重返延安的戰鬥旅程，歷經半年艱難跋涉回到延安。山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山東的問題也歷來複雜。敵方有日、偽、頑，我方有三支來源構成大不相同的平行部隊，能把幾支部隊擰成一股繩，戰勝日、偽、頑，絕非易事。後來朱瑞回到延安黨校時，曾打趣地說：“我乍到山東時，感到山東的局面就像是一籃雞蛋，不費勁就提起來了。工作一段時間之後，覺得用手是提不動了，需要用扁擔挑了。後來沉得挑也費勁，得用背背了，最後覺得背也費勁，就上這兒學習來了。”足見當時父親和朱瑞在山東工作戰鬥的難度。從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父親在山東工作生活了整整一年，戰鬥足跡遍佈齊魯大地，為山東的抗戰事業貢獻了全力，回到延安後他仍然關注山東抗日前線的情況。

抗戰勝利前夕徐向前在延安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以弱小的力量、堅定的信仰和偉大的犧牲精神，領導人民在敵後戰場譜寫了壯麗的抗戰詩篇，成為了抗日軍民的中流砥柱。今天，我們這些沒有經過那場戰爭的人們，捧讀父輩留下的用鮮血染成的戰爭記錄，重溫先輩為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戰鬥歷程，就能真切感知什麼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什麼是“中華民族的脊樑”，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