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主流歷史觀點都認為我國是戰國中期才進入封建社會。但隨著歷史研究的推進，這一觀點卻受到了質疑。
認為夏商周實行奴隸制這一說法的最強力支持者是郭沫若先生，郭老的一個主要論據就是，商周的遺址經常出現人殉、人牲，也就是把活人殺掉殉葬和祭祀。
但是，人殉和人牲並不是夏商周獨有的現象。這個現象一直都存在，秦穆公去世的時也用了177個人殉。多爾袞的母親在努爾哈赤去世的時候也被當作人殉殺掉，你總不能說她也是奴隸吧。
另外有奴隸也並不能說明當時是奴隸社會，漢朝的奴隸更多。皇帝甚至為此發召規範田地上的奴隸數量，可見當時用奴隸之盛。
唐朝法律更是規定：“奴婢賤人，律比畜產”，把奴隸比作私人牛馬。美國建國時還有70萬奴隸呢，現在某些地方也還存在著奴隸，能說現在是奴隸社會嗎？
奴隸社會的定義，一定要是奴隸多到了成為社會生產者的主體地步才算。
而如今出土的人殉、人牲數量，只有區區1178人。當然，這個數目肯定是不全的。
好在祭祀對商朝人來說是件神聖的事，所以每一件都嚴格記錄在甲骨上。於是專家們統計了所有出土的十五萬片甲骨，發現累計人牲總數僅為13052人。把它平均到250年中去，是每個月四人。這和同時期古埃及、古巴比倫的數萬、甚至數十萬的奴隸比起來，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更何況人殉和人牲並不都是奴隸，人殉的往往是死者生前的熟人，比如死者的朋友、姬妾、親戚、武士、臣僚、僕從等等，他們在地底下依舊各司其職，有的還在墓裡持著戈，做出巡邏保衛的樣子。秦穆公的177個人殉中，車家三良就是秦國的高階官吏。
人牲則往往是戰俘，商朝總計1.3萬的人殉人牲中，75％發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時代”。以武丁時代的羌方戰俘為例，轉化為奴隸去養馬的只有一例，其餘全部被殺了祭祀。被殺掉的人身上還帶著戰場上的箭傷，從頭骨分析都是什麼"類高加索人種、海洋尼格羅人種、愛斯基摩人種"，來自遙遠的五湖四海，他們的腦殼上還刻著武丁的戰爭偉績，更說明是戰俘。
另外，奴隸社會一定要有大量、穩定的奴隸貿易。但商周時期卻將戰俘都殺掉，恰恰說明他們沒有把戰俘當成生產工具。因為戰俘往往都是青壯年，奴隸社會是不會這麼浪費生產工具的。
第三，郭沫若認為甲骨文中廣泛存在的“眾”字指的就是奴隸，"眾"在甲骨文中的書寫是日下三人形，說明他們是在熾熱炎炎的山野裡赤身露體耕作著的奴隸。
這就有點扯了，在其它甲骨文字中“人”作為偏旁出現時也都是這個寫法，並無穿衣或裸體之別，不知道郭沫若先生是怎麼從"眾"字中看出他們沒穿衣服的。
那麼商周時期屬於什麼社會呢？
我們先從周朝的政治制度來看，周朝實行的是嫡長子制。王位由嫡長子繼承，而且這個制度不僅存在於王室，而是通行於整個社會。
北宋的大儒張載就在《經學理窟·宗法》中描述了這樣一個金字塔結構：諸侯在國內，同樣要把爵位傳給嫡長子，其他兒子則被封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地位，也只能傳給嫡長子，其他的兒子就降到“士”這個階級。士的嫡長子仍然是士，但是其他的兒子就只能算是平民了。
周代每一個宗族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嫡長子世襲“宗子”之位。嫡長子就是家族的國君，所以嫡長子也被尊稱為“宗君”。
只有“宗君”才有權主持祭祀活動，也只有他才有權掌管本家族的共同財產。
也就是說，如果你血緣地位低，即使因為特殊原因發了橫財。比宗子更富有了，你在宗子面前仍然要畢恭畢敬，而且在衣服、器用、車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過宗子。如果有好的衣服、好的車馬，必須把最好的部分獻給族長，你只能用次等的。
所以這就導致了上古時代中國特色的斂財方式，即“先貴而後富”。
西周的“國人”和“野人”都採取這樣的宗族生活方式。
注：西周將百姓分為“國人”“野人”兩大階層，“國人”是統治階層，以征服者的身份來到各諸侯國，定居在城邑當中。“野人”指被征服階層，土著居民。居住在城邑之外，耕種田地、交納賦役。
所以，在周朝。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不只是政治關係，更是血緣關係。
“由宗法所封建的國家，與周王室的關係，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而在其基本意義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觀念，重於君臣的觀念。”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商周時期的“奴隸社會”與西方的奴隸社會是不同的。
事實上，當前的“封建社會”、“奴隸社會”也是從西方傳過來的舶來品。用來描述西方國家合適，描述東亞國家則有偏差。
奴隸社會這種說法，主要還是從馬克思體系社會發展史那裡發展出來的。馬克思的研究樣本主要是歐洲歷史的發展脈絡和實際狀況，對於中國的情況，他沒有做過細緻的考察。而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立性和特異性，又是十分突出的。
他自己也提出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對他來說並不熟悉，所以把這一區域剝離出自己的結論範疇。
夏商周時期，我們將其稱為“宗族分封制”社會或許更為合適。
這本《張宏傑：歷史的正面與側面》非常詳細地梳理了我國曆史的發展脈絡，推薦大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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