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外交史上，有一個人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被外媒稱為“中國外交大使”的錢其琛。

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錢其琛在中國外長的職位上一干就是十餘年，在我國的外交史上留下了十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這期間，錢其琛經歷了改革開放後最複雜的外交時期，曾經代表我國訪問了一百多個國家，也面對了世界上各國關係最風雲詭譎的十五年。

並且繼周恩來總理為我國外交開啟局面後，憑藉個人特有的寵辱不驚、辯證看待的風格，將我國外交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而在這位外交能人，在代表我國“征戰四方”的同時，也為我國的外交力量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王嵎生、李肇星等人均身在其列。

在錢其琛的身上，周圍的同事都學到了許多東西，其中一條便是對官銜的“淡然處之”：

例如在錢其琛離休後，李肇星第一次探望這位亦師亦友的前輩，按照過去的習慣，李肇星脫口而出“錢副總理”，卻受到了錢其琛十分幽默的“批評”：

“小李，幾個月不見，你中文水平不行了啊，短短四個字裡，你錯了仨，就一個錢字叫對了！”

這樣幽默的說話風格，在錢其琛的身上，其實是極為少見的。那麼，這位中國的“外交大使”，又有著怎樣的“一副面孔”呢？

一，兩至蘇聯，兩赴非洲

1954年8月，26歲的錢其琛被派往蘇聯的中央團校進行為期一年的進修學習，也因此練就了一口熟練的俄語。

在畢業後，成績優異的錢其琛被分配到了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在留學生管理處擔任二等秘書、副主任一職。

為了瞭解蘇聯留學生們的學習生活情況，錢其琛親自探訪了所有有中國留學生居留學習的蘇聯大小院校，切身處地地為學生們解決辦法。1960年，務實可靠的錢其琛再次升調，擔任起了使館研究室主任一職。

1962年，由於中蘇關係的持續惡化，已經在蘇聯學習工作了八年的錢其琛返回國內，開始擔任國內留學生司處長、對外司副司長等職務。

並且參與制訂了外國留學生來華求學的《60條規定》，為後來前來留學工作的外國人們建立了一個有效的工作依憑檔案。

當時的中國在對外的政策上，處於一個“亟待破圈”的狀態，不僅要打破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外交封鎖與打壓，同時還要和同陣營下的國家搞好關係，對第三世界的中立國也要保持聯絡，外交上的壓力因此可想而知。

在此背景下，1964年，錢其琛跟隨對外司部長楊秀峰、文化使者季羨林等人前往了非洲埃及、阿爾及利亞、幾內亞、馬裡四國，開始了為其一個半月的文化國家訪問。

並且受到了當地十分熱情的接待——而這一場訪問，錢其琛在看到非洲貧窮落後以及熱情好客的一面的同時，一顆名叫“非洲情結”的種子也紮根在了他的內心深處。

1972年4月，錢其琛再次接到調令，從國內返回駐蘇聯使館，擔任當地的政務參贊職務。

當時中蘇關係正在惡化當中，駐蘇的使館工作人員日常除了一些禮節性的拜會，就是對蘇聯的行為進行抗議，錢其琛因此獲得了他工作生涯中難得的一段最清閒的時光。

然而，他們清閒，蘇聯方面可不清閒，並不放心中國人的蘇聯方甚至派人潛伏在大使館的周圍，對工作人員的進出進行“盯梢”，而我方工作人員早已知道蘇聯這種監控行為，只是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也就由他們去了。

這裡面還有一段有趣的逸聞：有一次，錢其琛和幾個同事一起外出購物，沒想到由於人生地不熟，在回來的路上迷路了。

“藝高人膽大”的錢其琛思考了一會兒，直接轉身走到了盯梢人員的面前，用俄語對對方說道：“你們走在我後面，也比較辛苦，正好我們找不到路了，不如你們先走，幫我們帶一下路？”

蘇聯方的盯梢人員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場景，一時間哭笑不得，猶豫半天，還是當了引路人，將這群中方的工作人員送回了大使館內。

1974年7月，錢其琛調任幾內亞大使，再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並且在那裡持續駐紮了兩年有餘；1976年，錢其琛調回國內，出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開始在中國的外交史上書寫屬於他的華彩篇章。

二，在新聞部工作的那些時光

在新聞司工作的日子裡，錢其琛十分注重兼聽各方聲音，辯證地看待多數問題。

對於中央而言，外交部的新聞司就如同一隻放在國際上的“耳朵”，藉此來了解每天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動向和輿論導向。

而作為這隻“耳朵”的主導者，錢其琛對於新聞司每天提交給中央的簡報都再三把關，力求內容高質量、文章簡短詳實，為中央每天的工作提供有效有力的參考。

那時的中美剛剛建交，而美國又在入侵阿富汗，因此，美國每日的動向成為了中國領導人最為關心的國際問題之一，對於相關輿論的把控也因此成為了新聞司的“頭等大事”。

對於這件大事，錢其琛帶領相關人員在短時間內迅速收集了上千份資料，而後將所有內容凝練成一篇不到千餘字的精悍短文《美國怎麼辦》，就這樣遞送到了中央的案頭。

這篇文章雖然短小，卻足足包含了六條主要觀點，幾乎囊括了當時世界上所有主流媒體上對於美國的好壞輿論，錢其琛就用這樣優質的工作成果，為新聞司的簡報建立了一個新的開始。

除此之外，錢其琛在新聞司工作的幾年中，也為中國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他本人也在1982年裡，成為了新中國的“首位新聞發言人”，而這個故事，還要從中蘇關係說起。

由於赫魯曉夫上臺後對中國的政策，中蘇關係一再惡化，在後期跌至冰點，雙方在政治上尖銳對立，甚至在邊境上產生了一定的齟齬和對峙。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臺。1982年3月，這位新蘇聯領導人在中亞塔什干發表了一系列講話。

雖然在話語中仍舊“傲氣滿滿”，然而對待中國的部分上，勃列日涅夫卻一改赫魯曉夫過去不停批判我國的話鋒，轉而明確承認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以及“中國擁有臺灣的主權問題”。

這點不同尋常很快被鄧小平和錢其琛先後注意到，在中共中央的示意之下，時任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中國新聞發言人”的身份站在了外交部舊址主樓的門廳裡。

面對著下面數十名記者，召開了一次“沒有座位”的新聞釋出會。在會議上，錢其琛態度平靜、語調沉穩地對著這幾個記者、更是對著世界表達了中國的態度：

“我們注意到了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這封言簡意賅的聲明發完，錢其琛沒有留給記者採訪的時間，便離開了現場。

然而，在這極為平常又不平常的三句話中，“注意”兩個字尤其蘊含著別樣的意義，錢其琛短短的三句話，引起了國際輿論的極大關注，許多西方媒體認為，中蘇關係這是要“破冰”的意思。

而中蘇關係也確實在1982年後逐漸軟化，不過，還沒等中蘇關係真正恢復友好，這個曾經雄踞於亞歐大陸上的“老大哥”就在1991年轟然坍塌。

而錢其琛也在這之後代表中國給新成立的俄羅斯外長通了電話，承認了俄羅斯政府的存在，也闡述了中國一貫的立場——不得不說，這其中或許也有勃列日涅夫當年“破冰”所產生的良好影響。

而在外交部內部，這場發言也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在錢其琛晚年撰寫的《外交十記》當中，這一場發言前，錢其琛等外交部的高層原本就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

而這場發言更是成為了“建立發言人制度的一個良好契機”。1983年，中國設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外交工作也因此走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三，李肇星的“領路人”

其實，在那一次演講中，還有一位受到了極大的震撼的人，那就是當時在錢其琛身邊擔任翻譯的、後來的外交部“星爺”：李肇星。

早在1977年，李肇星第一次見到大自己十餘歲的錢其琛時，還鬧出過一場笑話。

當時的李肇星剛剛從非洲駐地回國，來到新聞司擔任科員，被人領到錢其琛身前時，由於十分緊張，李肇星脫口而出：“錢司長好！”

沒想到，他話音剛落，就聽見辦公室裡傳出了一大片善意的鬨笑聲。原來，在外交部裡，上下級的關係非常“淳樸”。
大家提到錢其琛，都是十分不見外地喊他“老錢”，而錢其琛提到他們時，也統統用“小李”、“小王”等等代稱。這還是錢其琛第一次被人喊做“錢司長”呢！

1983年5月，李肇星被派往非洲的一個小國——賴索托王國擔任臨時代辦一職。

這個國家是一個和中國剛剛建交不久的國家，而李肇星這個所謂的臨時代辦，工作卻十分重要：在正式的外交大使到任之前，代辦不僅是中國駐該地大使館的館長，更是首席外交官。

由於第一次擔任這麼重要的職務，在臨走前，李肇星特地準備了本和筆，跑去諮詢錢其琛自己應該怎麼辦。

結果，他準備得倒是萬全，錢其琛卻只是淡淡地說了兩句話：“和全館同志一起吃飽飯，好好幹。祝大使館全館同志都好。”

整個談話都沒超過一分鐘，卻蘊含著錢其琛對於自己這位下屬足夠的信任與祝福；而李肇星也沒有辜負錢其琛的這份信任，抵達非洲後，李肇星積極解決各類難題，為後來的工作團隊可謂是鋪平了許多“道路”。

半年後，這個從頭到腳僅僅六個人的駐外臨時小使團，卻在黨委評選中榮譽當選為了“先進集體”。

1985年，李肇星走馬上任中方外交部發言人一職。剛剛到任的時候，李肇星被派去為馬毓真做副手，然而“心裡沒底”的他再次偷偷地跑去問錢其琛：要不要分一分正、副發言人？

沒想到，錢其琛很嚴肅地拒絕了他。原來，在錢其琛的眼裡，發言人的職責就是實事求是地釋出新聞和政策，正、副發言人的分類無用且沒必要，嚴謹地介紹相關內容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錢其琛的一番話讓李肇星豁然開朗，也讓他重新審視了這份代表著祖國榮譽的工作。在後來錢其琛去世後，李肇星迴憶起這位前輩“恩師”，不無感慨地說道：“老錢不僅是我的榜樣，更是我在外交工作中的領路人。”

1995年2月，李肇星擔任外交部副部長，2003年再次升任外交部部長。在一次次升任中，李肇星慣性地一次次地再跑去向錢其琛“取經”，而這位老錢也毫不吝嗇地再次將經驗傳授給了他：

“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加強組織紀律性，黨委班子和一、二把手之間要團結。對自己的同志有什麼意見，一定要當面提，不要背後議論……至於官銜，只是一個代稱，不必太當回事。你只要記住自己前進的方向，記住外交部是為人類謀取和平，幫助國家與國家之間‘交朋友’，就行了。就這麼簡單。”

這樣的處事方式，其實也是錢其琛這些年在外交部工作的風格，而李肇星也從中受益匪淺，他一直秉持著這份觀念，並且一以貫徹到了如今。

四，風雲變幻中，為祖國開闢外交新天地

“有情敘往事，無官開新卷。”這是錢其琛在離休後自己做的一首自得其樂的小詩中的一句話，而他撰寫的《外交十記》，也為後人展露了當年風雲變幻的外交歷史的一角故事。

在書裡的記載中，在1991年11月前後，錢其琛作為中國外長，出訪了位於漢城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

在會議後，時任韓國總統盧泰愚單獨會見了錢其琛，兩人就中韓關係進行了友好的探討。

次日，韓國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全都都是盧泰愚和錢其琛的握手照片，這也成為了新中國成立後中韓關係發生改變的一大轉折點。

其實，在錢其琛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來堅持的目標，就是為中國創造一個良好的外交環境，他也一直在為中國謀取正當的、應得的利益而努力。

1993年10月，錢其琛在聯合國大會上會見了英國的外交大臣赫德，商討香港、澳門的相關回歸事宜。

由於當時赫德的態度強硬，而錢其琛又寸步不讓，眼看著雙方即將不歡而散，錢其琛咄咄逼人的口氣突然一轉，“和風細雨”地對赫德說道：“今天的會談十分重要，其實也應該說還是算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果。”

一旁旁聽的李肇星剛剛目睹完一場近乎於激烈的爭吵，聞言不由得一頭霧水，就聽錢其琛冷靜地繼續總結道：

“第一，如此激烈的爭論，說明雙方對香港問題都極為重視，這是我們今後解決相關具體問題的前提；第二，雖然我們今天沒有達成一致，但這一次爭執表明我們都還願意溝通，這也為今後的良好會談打下了基礎。”

由於都為外交人員，赫德立刻心領神會地笑著點了點頭，一場即將破裂的談判就這樣被消弭於無形，而李肇星也立刻明白了，今天自己這是觀摩了一場外交場上“鬥而不破”的典型例子！

其實，從1988年錢其琛擔任外交部長起，到2003年他從副總理的位置上離休，他所經歷的世界環境可謂是嚴峻而充滿了挑戰。

蘇東劇變、冷戰終結，中美蘇這個三角關係驟然坍塌，世界格局重新洗牌，而錢其琛就在這樣的環境下，一步步地重構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絡，發展中國與東歐、亞非拉等國家的新外交模式，可謂是外交“戰績斐然”。

現如今，中國經濟能夠如此騰飛，與當年外交新模式中所打下的良好局面是分不開的。

可惜的是，這位為中國拓展了一個“新天地”的老人，早在2017年作古，無法繼續看著中國走上世界的頂尖地位，而他為中國外交開啟的這一片天地，也在由如今的新一代外交官們不斷地向著更遠大的地方書寫、更新。

如今，大國已經崛起，今後，我們更應當以這樣一位泰斗作為榜樣，也為實現中國偉大的復興夢而繼續努力，奮發圖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