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春禮院長，尊敬的丁仲禮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來到中國科學院大學感到非常高興。我退休已經三年半多了，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裡，除了讀書、鍛鍊、會友和寫作以外，我主要做了一件公益事業：就是到了5個省山區和貧困地區的19所學校，給孩子做地理講座。
到大學來做講座這還是第一次。我破了我的規矩了，原來我給我定的只是在中學，而且在縣以下的中學。我和中科院應該說很有感情。在我擔任領導工作的生涯中，大約有多年在中央負責聯絡科技工作。
到擔任總理以後，我仍然十分關心科技和教育。許多科學家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老師，都是我的長輩。他們有的還健在，許多也離開人世，我時常想念他們，懷念他們。
我本來原定在中科院做一個地理講座，題目是：人類歷史時期的動物和植物的演變。後來春禮院長跟我說，這次我講課的物件都是新入學的大學生。我一看專業，地學只是一個方面，我那個題目已經不適宜了。
因此我自己又重新想了一個題目，叫做：我的大學。我想透過回憶我的大學生活，用心和同學們交流如何學習、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如何奮鬥。
其實我常想兩點：在工作的時候，我認為一個人應該把每一天，都當成你生命的最後一天來度過。同學們這句話很重。那你就會十分珍惜這每一天。
當你進入一個新的崗位，有了新的進步，這時我又在想，一個人應該有一個新的開端，過去不管你取得多大的成績，一切歸零，現在要從零做起。因為我發現，有些大學生考入大學，以為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但殊不知，這僅僅是學習和生活的開始。
我是1960年秋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我當時在北京地質學院，入的是地質礦產系。這所學校大家可能都去過，我總以為當時比現在漂亮，比現在清靜。
特別是路兩旁高大的白楊樹以及非常簡樸的紅磚教學樓，給我印象十分深刻。剛上大學，我感到一切都是生疏的，也是新鮮的。我所在的那個班，有30名學生，大多是從農村來的。
溫家寶(右)在北京地質學院讀研究生時和同學的合影。他身上的棉襖是爺爺留給他的，他也是穿著它到甘肅的。
當時我的穿著已經十分樸素了，一身褪色的藍布衣衫，一雙布鞋。可是從南方來的同學中，有的還打著赤腳。地質學院的風氣，非常樸素。我深知，邁入地質院校的校門，選擇了地質專業，就意味著我選擇了艱苦生活，也意味著我的一生將會走過一條崎嶇的道路。
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並抱定以極大的毅力，克服困難的信心。從上學的第一天起，我便懂得學習的重要，深信奮鬥可以創造一切，也可以改變一切。
我如飢似渴地學習。那時三年困難時期剛剛開始。剛入學時，糧食還可以敞開吃，兩三個月以後，便開始定量。大學生每月33斤，還要主動節約三四斤，飯菜的油水又少，同學們吃不飽。
為了防止學生超支，食堂的飯票分為基本糧和機動糧。基本糧27斤，就是說每頓三兩，留下三四斤作為機動糧。同學們每餐把三兩基本糧吃完以後，趕緊離開食堂，連頭也不敢扭，生怕控制不住，再吃機動糧就收不住了。
即使這樣，大家回宿舍躺在床上，還是想著肚皮。經常動議讓人到食堂去買“扣黃”，所謂“扣黃”就是用罐頭盒蒸的發麵苞米饃饃，二兩一個。一鬨起來，一下就買了很多，飽餐一頓。
許多同學一個月的機動糧，幾天就吃光了。剛入學那個中秋節，媽媽到北京來看我，給我帶來了四個月餅。中秋之夜，我們孃兒倆，坐在東單公園的椅子上，在皎潔的月光下，媽媽看著我狼吞虎嚥地把幾個月餅吃光。
然而困難，還不僅僅是吃不飽，入學僅幾個月，我便患上了浸潤性肺結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肺結核還是一種可怕的疾病。患病之初，我並不知道，只是經常咳嗽，下午發燒，渾身乏力，就是絆一腳，也要出一身汗。
後來我到海淀區，結核病防治醫院檢查，確診是肺結核。由於處於開放傳染期，醫院要我全休，並且隔離治療。我想不通。起初我還戴著個大口罩，每天堅持上課，後來發現同學們害怕，我也過意不去，就住在學校給我安排的一個單間，開始休養。
那時就注射鏈黴素，服用雷米封。剛上大學，就染上這種病，還要全休，不能上課，這對我是個沉重的打擊，我心情十分焦慮，也感到孤獨。一個人住在單間，也感到孤獨。
在那段獨處的日子裡，我常常想起古今中外遭受苦難而發奮圖強的志士仁人的事蹟，想著未來光明的前途，心中漸漸開朗起來，堅定了對學習與生活的信心。
我下定決心，在治療的過程中，決不能放棄鍛鍊身體，要更加努力地自學。第一學期結束時，我參加了全部的考試，幾門課程，包括沒有上完的結晶學，都獲得了優秀。不久，病情有所好轉，醫生允許我每天學習四小時。可我再也不把自己當成病人，解放了。
我堅持跑步，打球，不僅全天上課，而且早起晚睡。這以後在大學五年的學習生活中，班上幾乎所有的同學都忘記了我還是個病人。連我也忘記了，只不過還吃藥。一直到畢業以前，醫生還只允許我每天只學習八小時。
誰也不知道，直到大學臨畢業時，我才摘掉了肺結核的帽子。也就是說，我五年大學，戴了五年肺結核的帽子。這五年，我以堅強的毅力刻苦學習，晚上熄燈鈴響了，我還一個人在教室自習。
我不知現在同學們還有熄燈鈴沒有。常常最晚回到宿舍。同學們常愛跟我開玩笑，他們把門開個縫，門上擱一把笤帚，我一推門進來，笤帚就砸我頭上，然後大家鬨然一笑。有時晚自習，忘了時間，教學樓也關了門，我讀完書，熄了燈，摸黑從廁所的窗戶跳出來，因為廁所的窗戶是可以開啟的。
我不僅晚歸，還要早起。那時我沒有手錶，不知道時間，常常在夢中驚醒，悄悄地起來，到教室去讀書，有時讀了很久天還不亮，我琢磨可能是凌晨三四點鐘。
在大學的五年中，我的各科學習都很好，所有的考試課程，除了一門良以外，全部是優秀。所有教學實習，生產實習，畢業實習和畢業論文，也都是優秀。
我剛上大學的患病遭遇，以及在校五年的學習生活，使我更加堅信：一個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沒有任何力量能摧毀我的意志和身體。
北京地質學院是1952年組建的，她是由清華、北大、天大和唐山工學院幾所院校的地質系組成的。這所學校組建時就受到當時地質部的領導李四光部長和何長工部長的重視。
1952年12月，政務院任命老紅軍幹部劉型，他曾經擔任過農墾部長，擔任學校的第一任院長。尹贊勳，他後來到了中科院，著名的地質學家，擔任副院長，後來又派“一二·九”的知識分子幹部高元貴，做第二任院長。
我上學時，高元貴是第二任院長。這些領導，他們有著革命的經歷，又都懂得教育，重視教育。當時北京地質學院，擁有全國最傑出的地質學科的師資隊伍，他們當中有許多著名的教授，這些教授大多是早年留學歐美，畢業回國後先後在清華北大任教。
他們博而專，都是在地學某一個學科有造詣的專家。學校建立之初，他們在專業設定、教材編寫、野外實習基地建設上，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那時的教材都是自己的編的。教授上講堂給學生們講課，學生們往往會銘記一生。我的晶體光學，就是池際尚先生講的，她早已去世。池先生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批歸國的留美人員，是我國岩石學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她在地質學院至今有很好的口碑。
作為一名著名的地質學家，她不僅奮戰在普查詢礦的第一線，那時學校，還承包著生產任務，比如山東省的1：20萬的填圖，那是學校包下來的，同時結合教育。也還長期站在教學科研的第一線，她不僅講大課，還帶實習課，包括講解費氏臺的操作。
她講課時語調平和而清晰，她曾經說：要做一個好教師，就要全心撲在教學上，教書，一定要負責，不能讓學生無所收穫。她樸素的衣著，和藹可親的面容，一直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1979年，溫家寶在大連參加全國1：5萬區域地質調查會議時留影
2005年，我在接見第五屆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的代表時，作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我實際上主要講，院士、名師、教授要上講臺，要親自給學生們講課。我就舉了我的老師池先生的例子，然後我把這篇講話稿寄給了當時的地大校長趙鵬大。
我說送上我的一篇講話，我以這篇文章獻給我敬愛的老師池際尚教授，我常懷念她。一大批中輕年教師，是學校教學的骨幹，他們一邊同老教授一起從事科學研究，一邊承擔教學和指導實習的作用，他們是一批熱愛地質，刻苦鑽研，不怕吃苦，甘於奉獻的人。
他們常年和學生打成一片，成為學生們的良師益友，那融洽的師生之情，即使多年後都難以忘記。
我在北京地質學院，接受了比較系統的地質專業教育。大學五年，在地貌、地層、構造、岩石、古生物、礦床、水文、地球化學、地球物理、勘探等學科，都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還掌握了巖礦鑑定，填繪地質圖，遙感應用等技術方法。
這些知識和技能，在參加工作後，都用上了。以至後來擔任領導工作時也發揮了作用。我只是說我的體會，和現在不能完全相比。我非常慶幸自己選擇了大系，我以為上大學，學科的面廣一點要好。
因為未來，你所從事的專業是不確定的。我一會兒給大家舉例子，很多科學家是經常變動自己的專業。假設我當時只學古專，我只讀古生物，我後來，就不能承擔一個地質隊的全部的技術業務的工作。這是我的體會，我希望現在不管你學什麼專業，你所學習的面應該廣一些。
大學，是知識大廈打基礎的重要時期，知識面廣些十分有益。我不滿足於書本和課堂，經常涉獵各種學術理論和觀點，讓頭腦這張白紙畫上五彩繽紛的科學畫圖。同時，抓緊一切時間閱讀文史。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一半時間用在專業課的學習，一半時間用於課外閱讀，主攻科學，兼學文史。同學們聽了可能也感到奇怪，這裡我想向同學們介紹一下“錢學森之問”和他的教育觀點。
那是2005年7月29日，我去醫院看望錢老，向他彙報科技發展規劃。他說：“你說的我都同意，但還缺一個。我要補充一個教育問題，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問題。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沒有這些是不行的。”
他說：“小時候，我父親就是這樣對我進行教育和培養的。他讓我學理科，同時又送我去學繪畫和音樂。就是把科學和文化藝術結合起來，我覺得藝術上的修養對我後來的科學工作很重要，它開拓科學，創新思維。”
大家知道，他在大學期間發表過兩篇關於音樂方面的文章，一篇叫做《機械音樂》。這篇文章載在《音樂教育》1935年的第八期。還有一篇文章叫做《音樂和音樂的內容》，這篇文章載在《浙江青年》1935年的第四期。
他更喜愛繪畫，師從著名國畫大師高希舜先生。有的作品抗戰的時候放在杭州老家丟了，現在還流失在香港。他有個親戚曾在一個朋友家裡看到錢學森的畫，說你要多少錢我都買，那個藏畫的人說：你給多少錢我都不賣。
那次談的時間很長，他說”我到美國留學，開始到西部的MIT。”他說畢業以後，我就想回來了，我覺得那所學校沒有把科學與藝術結合起來。
後來，他說“我又到了東部的MIT。”，他說這所學校就不一樣了，但是即使這樣，他的著名老師馮·卡門對他說：你的藝術比我強。我一直忘不掉，在國家授予他功勳科學家的大會上，他滿懷深情地講了一段話，他說：“我要感謝我的妻子蔣英，是她用音樂啟發了我的思維。”
就在這次談話中，他尖銳地提出，這就是錢學森之問：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方才講的全部是原話。
我剛入學校的時候，帶著我父親他讀過的一本《中國地質學》。我父親要現在還活著，今年100歲了，他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系畢業的。我學地質也受他的影響，他在這本書裡頭，不知讀過多少遍，圈圈點點，寫滿了批註和感想。
我繼續在這本書標上了新的標記，又繼續讀下去。我讀的比較早的另一本專業書籍是黃汲清先生1945年寫的《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
我還喜歡研讀《地球化學》，那是我最早讀的一本科普讀物，是當時蘇聯，現在俄羅斯的費爾斯曼教授的《地球化學》。我在課堂上知道中國北方缺磷，一段時間我收集了大量的磷礦成因和找礦理論的書籍，進行研讀。
地質學研究的物件是地球，闡釋發生在地球的各種現象，它涉及天體運動、地殼運動、古氣候、古生物等多個領域，涉及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氣象學等多個學科，以及勘探遙感實驗等多種手段，在地質學的許多學科中會經常面對不同的學術觀點的爭論。我估計你們所在的學科也會有。
透過讀書和實踐，我更加信奉這句名言：真理是時間的女兒。
1974年7月，溫家寶在甘肅肅南縣紅山林場編寫《1∶20萬祁連山幅區域地質調查報告》時留影。
我對那些在科學領域不懈探索追求真理的先驅們充滿敬仰之情。我崇拜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哥白尼所處的時代是文藝復興時代，應該說還是比較開放的。他始終堅持真理必勝，堅信真知存在於科學中這一崇高信念。
他提出的日心說否定了當時西方佔統治地位的地心說。同學們可能知道，他19歲的時候，舅舅把他送到波蘭南部的一所城市，克拉科夫學院去讀書。他在這所大學讀了15年。
同學們，這位偉人的讀書可不像我們在大學讀書拿一個文憑。在大學裡，他攻克了兩個人類最重要的科研題目，一個是他掌握了計算時間的方法，一個是他掌握了計算日曆的方法，以後他就研究天體運動了。
大家都知道，太陽是我們整個宇宙的一箇中等的恆星。日心說的主要理論基於幾點。哥白尼發現了，他首先發現了圍繞太陽旋轉的八大行星的排列順序，這是一點；第二點他掌握了太陽的直徑與各個行星直徑的比例。很不容易。
比如說太陽的直徑是地球直徑的109倍，由此計算出太陽的體積是地球體積的130萬倍。當然，後來我們瞭解太陽的物質構成的時候，又計算出太陽的質量是地球的30萬倍，就是太陽幾乎佔了整個太陽系總質量的98％；第三，他還計算出各個行星順時針圍繞太陽旋轉一週的時間，比如他計算出地球圍繞太陽旋轉一週是一年，實際是一年。
比如他計算出木星圍繞太陽旋轉一週是12年，實際是11年315天。比如說火星圍繞太陽旋轉一週的時間是1年又320天，他計算出是2年。透過這樣一些長期的觀察和計算以後，他很有把握的說：太陽系的中心只有一個，就是太陽。
太陽堪稱宇宙之燈，宇宙之頭腦，宇宙之主宰。地球只有一個“侍從”那就是月亮。他為了寫《天體執行論》一共花了十八年的時間，從1515年寫起，他是1543年去世的。
然後這本書又放了十年，直到他70歲，也就是1543年的時候這本書才成書。同學們，但是《天體執行論》的發表又隔了三百年的時間。哥白尼去世以後就進入中世紀，那是一個壓制科學的時期。
另一位科學家就是伽利略，伽利略堅持宣傳哥白尼的日心說，同時散發自己的觀點，因而遭受了羅馬教皇的審判。還有一個青年科學家叫布魯諾，僅是因為宣傳哥白尼的學說就被活活地燒死。
後人說，烈火鑄就了一個真理的靈魂。然而歷史最終證明真理終會戰勝謬誤，正義定會戰勝邪惡，這個客觀規律是任何力量改變不了的，一個科學工作者應該以獻身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熱情去從事科學研究。
我還崇敬魏格納，魏格納出生在柏林的一個牧師家庭。他生在1880年，死在1930年，只活了50歲。他從小就對自然科學就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大學預科畢業以後專攻天文學，並熱心數學。他24歲時參加第一次格陵蘭探險。
大家如果看一下圖就可以知道，格陵蘭是歐洲北部的一個島嶼。這次探險改變了他的志向，他開始想當一名立志揭開整個地球發展史之謎的地球物理學家，其實他早在思索的一個理論就是“大陸漂移說”。
1911年，也就是他31歲的時候，在給他的未婚妻埃爾絲的一封信中寫到，他說：南美洲的東海岸，和非洲的西海岸恰好可以合在一起，是否可因而認為這兩者以前正是合在一起的。
看到大西洋的等深線，知道那不是大陸的邊緣。要是拿沉落在深海的邊緣加以比較的話，那就愈發符合了，我非追求這個觀念不可。
1912年，他在法蘭克福做了一次關於地球物理的演講，闡述了這個觀點，但是遭到了包括地學界的整個科學界的抨擊和否定。但是他沒有屈服，他說此時正是理性和感性相結合，探求事物規律的最好時機。
他所說的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不單從等深線，而且還從地層，也就是說他發現這邊的地層和那邊的地層有許多是相關聯的，甚至連化石也都是相似的。他甚至發現，當時所存在的生物群，兩邊也是一樣的。
為了繼續證實他的理論，他還是在研究格陵蘭，因為他發現格陵蘭島相對歐洲是在移動的。他一生四次探險格陵蘭，主要是研究古氣候，冰川和漂移說。第四次探險格陵蘭是1930年，也就是他去世那一年。
那年四月份，他到了格陵蘭，他從西部基地一直走到格陵蘭的中部，進行了半年的考察。當時格陵蘭的溫度是零下65℃。他在11月1日又返回到了西海岸的基地，這一天是他的生日。
11月2日第二天，他又出去探險，但是他被暴風雪所掩埋了。他為科學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直到第二年4月份才找到他的遺體。在他死的時候，他的學問並沒有被人所公認。
讓我們看看，他的大陸漂移說的主要觀點是什麼。他認為大約在2億年以前，我們所處的大陸是一個整體，稱為“泛大陸”。這一塊大陸經過漂移——分裂——漂移，變成幾塊大陸。
這是他繪製的6500萬年以前的形狀，然後再分裂——漂移成四大洋七大洲，就是我們現在的大陸，這是他漂移說的主要觀點。他的這個理論直到三四十年以後，板塊學說的出現才證明了他的科學性。
魏格納提出的大陸漂移說，雖然在當時未被承認，但終於在地質構造學上引起一場革命。20世紀60年代，板塊構造學說的出現證明了他的科學預見。
地球科學研究在中國也有悠久的歷史。我十分敬仰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朝末葉人，也就是17世紀的我國著名的一位探險家。他是江蘇江陰人，他一共活了56歲。
他22歲時就開始探險，他的足跡遍佈華東、華北、華中，以後到了西南。他在400多年前，十分艱苦的條件下，每天堅持步行考察，或者坐船考察。但是無論多麼忙，多麼累每天都要寫日記，寫考察筆記。
他的考察筆記，是在什麼地方寫的？是在路邊的石頭上，坐在石頭上，是在破廟裡頭，是在旅店裡頭。他的著作高可盈幾，但經過戰亂最後留下來的還有60萬字，這就是著名的《徐霞客遊記》。
講到徐霞客的時候，特別是他堅持寫科學日記的這種習慣，我就想到我們中科院的一位老副院長竺可楨。竺可楨我知道在中科院是有極高威望的一位科學家。
他從1936年開始記天文日記，一直記到1974年。他死的前一天，還記載了當天的氣溫，氣壓和天氣狀況。他的日記，一生記了800萬字，他的著作最後全集出了2000萬字。
徐霞客他總是把他所觀察的自然現象忠實地記錄下來，他的遊記不是一般的遊記，我們常用八個字去形容他說：文字質直，不事雕飾。
第一個是質是質量的質，第二個是這個彎直的直。我曾經在2007年為徐霞客誕辰420週年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那篇文章很長，登在《人民日報》上。
這是我文章裡一句話，我說：徐霞客行走大自然中的悠遊自在，上下求索；追求真知中的艱苦卓絕，得心應手，是與他對大自然的禮敬尊崇和心印情懷分不開的。
近代以來，隨著礦業的發展，我國湧現出一批傑出的地質學家，他們中的一些人既是科學家，也是社會活動家和文學家。像李四光，像丁文江。
我常饒有興趣地讀他們的各類著作，瞭解他們的歷史經歷，生活情操，思想意境，學術造詣，治學精神和工作作風。
1979年秋，溫家寶（後排中）在酒泉區測二隊隊部與甘肅地質局及區測二隊領導合影
他們的事蹟告訴我如何努力才能成為一個以考察研究為己任的合格的地質工作者。我在大學時，在構造地質學領域中，地槽地臺構造學說占主導地位；讀研究生時，我師從馬杏垣先生，研究嵩山重力滑動構造；參加工作以後，我又曾經主攻李四光的《地質力學》。
這是我參加工作以後學習《地質力學》的筆記。因為我工作的地點的關係，我專題研究祁連山——超基性岩及鉻鐵礦與古河西系的關係；還有朱龍關式火山——沉積型鐵礦及其與古河西系的關係，這兩個課題。
同時我密切跟蹤地質構造的最新理念，當時我注意到，在中科院地質部組織的青藏高原考察中，已經有地質學家使用板塊構造原理來解釋青藏高原的構造現象。我比較早地研讀了尹贊勳先生的《板塊構造述評》。
隨著學習的深度和閱讀廣度的拓展，我在思考中認識到地質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科，必須以嚴謹求實的態度對待它，這就是科學精神。一個科學工作者只承認規律和真理而不屈服於任何權威。
在學校期間，我遇到問題總要問個為什麼，這就養成了我日後工作中不迷信，不盲從的信念。即使在“文革”混亂的年代裡，即便是在那十分狂熱騷動的氣氛中，我也始終保持清醒，努力堅守獨立的人格。
在校期間，我閱讀了大量歷史、哲學和文學書籍。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著作；也讀林肯、華盛頓、丘吉爾、甘地的書；讀孔孟老莊、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論述；也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亞當·斯密的名著。
我不僅讀，而且記筆記。我開始批判地看待社會，觀察國家的變化，思考人生的道路。那時我特別愛讀名人傳記，《馬克思傳》，《恩格斯傳》我愛不釋手。
他們讓我懂得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成為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偉人，主要不在於他們有超人的天才，而在於他們有為人類工作的偉大志願，和參加了為實現人類解放的偉大斗爭。
馬克思“為世界工作”的名言一直激勵著我，下決心要用自己的知識服務於人類。林肯是我心目中的一個傳奇人物，這都是我在大學時讀的。他對維護國家統一和解放黑人奴隸所做的傑出貢獻，使他成為美國曆史上的不朽人物。
在他小的時候，除了學校和書本以外，還透過多種途徑求得知識，正如他後來所說，他的學問是隨手撿來的。與閃電和長虹為伴的荒野草原生活培養出他過人的勇氣，耐力和自信，更賦予他駕馭自己命運的能力，也最終使他的名字與全世界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緊密地連線在一起。
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有遠見的思想家，又是一個不斷反省自己的戰士。他的一生是不懈追求，熱望革命的一生。他堅信只有向人民闡述真理，指出如何正確地思考和生活，人民才有可能擺脫貧困和愚昧。
他在沙皇的監獄中寫出長篇小說《怎麼辦》，併為此被流放了十四年。偉大的囚徒，在被原始森林與沼澤地圍困的冰地上生活，表現出寧肯吃苦而毫不叫苦的心靈的偉大與高尚。
讀著這些偉大人物的傳記和著作，就像在觀看一部部威武雄壯的歷史劇。不僅熟悉了他們個人，而且熟悉了他們所處的歷史時代。
這些著作震撼了我的心靈，鍛造了我的意志，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它可以給人以靈智，給人以意志，給人以撫慰，給人以力量。
我經常把名人格言抄在本子上，這就是我抄的，我從大學時也在抄，我喜歡抄書，不僅讀書還喜歡抄書。常看常思，常看常新，激勵自己。我常在圖書館借書，為了同管理員搞好關係，經常把借去的書給包個牛皮紙的皮兒，管理員待我很好，借書方便。
陸地、海洋、山脈、河流，是地質學的大課堂和實驗室。北京地質學院從建院之初，就十分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在大學五年中，我曾經五下週口店。三年級的時候，1963年赴秦嶺，湖北均縣、鄖縣、鄖西一帶，就是沿著漢江向秦嶺北坡做1：20萬正規的填圖，那時叫生產實習。
四年級時到嵩山，河南登封、偃師一帶，做畢業實習。實習多是北京地質學院的特點，也是這所大學的風氣。我知道我們國科大在確立辦學宗旨的時候，就有一個科教結合，就是科研與教學的結合。
當時我們實際上是生產與教學結合，知道你將來要幹什麼，所以出去工作我就不覺得生疏，幾乎是立刻就可以拿起筆來跑路線。
周口店，它位於北京的西山的南麓。這裡有華北代表性的地層，又有不同種類的岩石。這是火成岩，火成岩包括侵入岩和火山岩。
這是火成岩中的火山岩—玄武岩，玄武岩裡頭最典型的構造是氣孔構造；這是沉積岩，這是砂岩，砂岩不僅有典型的層理，還有典型的構造；這是沉積岩的另一種礫岩和它的膠結物；
這是變質岩—片麻岩，因為它在高溫高壓下形成的，因此岩石礦物要重新結晶和排列，這形成片麻岩。周口店這個地方既是一個大的地質博物館，也是地質工作者理想的實驗室。
北京地質學院從1952年建校的時候就在這裡建立了教學實習基地。那裡有著名的古人類遺址，山頂洞，五十萬年以前中國猿人頭蓋骨發現的地方。還有豐富的地質現象。
比如，最高峰海拔303米，這是一個向斜構造。它的旁邊有一個小山包，開採石灰岩，164背斜，是個背斜構造。如果我們把它做一個形象的圖來看，它就是一個折曲。這是一個背斜，303米是向斜構造。
在那裡，我學會了觀察、描述和分析地質現象，掌握了一般的地質工作方法。我對實習很有興趣，有時還做點河曲的研究，河漫灘，階地的研究。那時條件艱苦，每天從山上回來，我們還總得采一袋酸棗兒，揹回基地，補充伙食。
我在周口店看到的山是我第一次見到山，山是巍峨、壯麗、深邃和奧秘的。它不僅有著奇異的地質景觀，而且蘊藏著豐富的礦產。我想，我的一生將以高山為伴，不斷探索和追求，攀登做人和科學的高峰。
1963年夏天，我到山大溝深的秦嶺實習。這是漢江，這是我和老師們一起。有一次漢江水很大，把這個船擱淺了，我們讓女同學坐到船上，男同學推著船，推到水可以載舟的地方，然後我們再上去，到北岸去開始工作。
這三個月的實習，我受了正規的地質填圖訓練。從辨認地形圖到定點描述，甚至打規範的標本：三釐米，六釐米，九釐米規範標本。那時的生產實習完全是按照規範嚴格要求的，這些鍛鍊為我日後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1964年，我大學四年級時到嵩山做畢業實習。這是我在嵩山打的標本，至今還保留。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學院把這次畢業實習與當時的學院的一個科研題目結合起來了，叫嵩山重力滑動構造，我負責診斷系地質工作。
就是畢業時候跟學校的科研研究課題結合，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探索，我相信我們這所學校各個專業研究的題目會更多。
我記得在河南從登封到偃師口孜鎮，還是1：5萬填圖，我是揹著行李走去的。經過少林寺的時候，正值夕陽西下，天漸黃昏，落日的餘暉把少林寺映得通紅。寺廟鎖著門進不去，我只好透著玻璃去看那些反映少林寺武功的壁畫，沒見到生人。
我的畢業實習就是1:5萬口孜鎮幅。這兩個多月，我們幾乎每天上山，認真收集資料，填繪地質圖。那一年，1963年正趕上黃河發大水，京廣線的鐵路一度中斷，回不來了。
為了使資料收集得更充分，我和三位同學延長了實習時間，一直到八月底才回來。這次實習的選題屬於學院的科研專案，實習的成果也就成為科研的一部分，這是我從事地質研究的第一次重要的事件。
在野外，我們吃住都在老鄉家裡。每到晚上，房東老鄉總是要喊：地質隊喝湯了，河南人把吃晚飯叫喝湯了。我們和老鄉一樣蹲在地上，端起大碗或吃麵條或喝稀飯。
那晚霞映照著山村的情景，那一張張淳樸的面容，那親切的河南方言，至今難以忘記。在多次的實習中我和老鄉同吃同住，充分了解當地山區農民的生活。
我對群眾瞭解得越深，對他們的感情越真，覺得自己的責任越重，堅定自己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奮鬥的信念。
大學期間，我還經常跑農村。我經歷最早的農村調查就是從大學開始的。有時暑假我不回家，我就下鄉了。就在河西鋪，過去叫中越公社。除了學校組織的麥收和秋收勞動之外，我常住在老鄉家裡頭。
1963年冬天，還在通縣參加了農村的“四清運動”。我只記得早晨起來揹著糞筐拾糞。工作隊的負責人是一位老紅軍，他非常喜歡我，願意同我談心。我還經常利用假期一個人到京北平西府參加勞動，在那裡，我和農民生活在一起，結交了許多農民朋友。
大學期間我要求進步，各方面應該說還是很努力的，是全班第一個入黨的，並長時間擔任班幹部，還被評為北京市的優秀學生。1965年大學畢業時，我決心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為此我曾多次要求到西藏工作，並兩次寫血書明志。但學校透過權衡，推薦我考取著名地質學家馬杏垣的研究生。那時研究生少，我們一個專業也就去兩名。但是在研究生畢業以後，我仍然義無反顧地到西北去。
時光如梭，我從北京地質學院大學畢業，至今已經五十多年了。今天和同學們在一起回顧半個世紀以前大學生活難忘的青春時光，心中仍然激動不已。在我擔任總理的十年間，我每年都到高校看望學生，和大家談心。
每當我走在校園內，我都被學生們的朝氣蓬勃的青春氣息所感染，彷彿又回到了自己的學生時代。對自然的熱愛，對科學的好奇，對文化的感知，對知識的思辨，這就是大學魅力的所在。
2010年5月4日，我到北京大學看望同學，曾寄語同學們：仰望星空，腳踏實地。這是我對大學生們的希望。今天在國科大，我把這八個字的具體含義闡釋如下，送給在座的各位同學：
要樹立純真高遠的理想，努力學習，鍛鍊身體，磨鍊意志，增長才幹，下決心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祖國和人民。
要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勇攀科學和人生的高峰，奮力達到光輝的頂點。要保持樸素無華的本色，言行誠實，生活簡樸。不虛假，不奢侈，不浮誇，永葆真情，永做真人。
要堅定追求真理的信念，不迷信權威，不因循守舊。努力探索和實踐，揭示自然的奧秘，社會的法則和人生的真諦。
要發揚務實前行的作風，不圖虛名，不務虛聲，惟以求真的態度，做踏實的功夫。永遠向前看，向前做，向前行。
謝謝同學們！
提問環節
溫：下面同學們可以向我提兩三個問題吧，我們做一下交流。那個勇敢的男同學，第一個舉手。
問：總理你好，我有一個問題，現在在這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大背景下，您對我們青年學生在創新創業還有科技創新這一方面有什麼寄予？謝謝
溫：我理解的創新應該是人無我有。創業就是透過科技成果發展自己的事業。創新創業自然是人實現就業的一個途徑，但遠遠不止於此。它是推進科技發展和促進人成長的一條重要道路。我希望同學們能在大學學習的時候，就想到今後工作的創新和創業。謝謝你。
問：總理你好，是什麼樣的內在精神動力，支撐著您在這大學四年中那麼努力的學習，即使在你身患結核病的時候。謝謝。
溫：這是很重要的，這也是我今天這篇講座的核心。就是人首先要懂得什麼是人，為什麼活著？著名的學者趙鑫珊，大家也有的知道。當他讀過居里夫人傳記以後，他說了一段話，他說：當晚上北風吹著窗子咯吱咯吱作響的時候，我常想一個很普通但又很深刻的問題，人是什麼？於是我想到形容居里夫人的一句名言：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這就是居里夫人的一生。把自己的一生像蠶一樣都奉獻給社會。我想趙鑫珊回憶居里夫人傳裡這種思想，也應該成為我們每個學生立志的思想。
問：溫爺爺您好，我現在是一個來自第三軍醫大學的預備役軍官。我想在保證自己的個人的生活質量和為祖國和人民奉獻自己終生的這個關係上您是怎麼做的？
溫：其實處理這個關係，我總是選擇了奉獻和吃苦。我開始的時候給同學們講了兩句話，就是人活著的時候要把每一天當做你生命的最後一天來度過，你會十分珍惜這一天的工作和學習。當你進步或者從登上一個新的起點之後，你又要把過去都歸於零，一切從零做起。我退休以後，我很快去看了楊絳先生，我跟她談了一次心。我說：楊先生，我工作幾十年了，過去的一切都是歷史了，都歸於零了。現在我過七十了，一切從零做起，還要為人民做力所能及的貢獻！謝謝你。
問：總理你好，我想問的是文學修養到底是如何可以幫助我們的科研創新？就是具體是怎麼幫助的？謝謝總理。
溫：我方才用很長時間講了錢老，關於科學與文化藝術的關係。我理解，他講的這個道理就是文化藝術可以啟發人的思維和靈感。他不願意孩子們整天悶在書本里，應該跳出書本走向你所研究的世界。當然，文學藝術的另一個作用，就是它告訴你什麼是社會，什麼是人生，什麼是你應該走的道路。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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