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蘇區被國民黨軍隊團團圍困，放棄根據地進行大規模轉移被提上日程。在開始大規模轉移之前，我黨進行了哪些部署儲存革命火種呢？
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動用了超過五十萬的部隊：東是蔣鼎文，北是顧祝同，西是何健，南是陳濟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蘇區所能控制的地區範圍大大縮水，內部已經沒有了轉圜騰挪的空間，必須要轉移。問題是，往哪裡轉移？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
蔣介石作出的判斷是，紅軍將會往西轉移。這和我軍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往東往北是蔣介石控制的核心地區，敵之勢力最猖獗的地方；往南脫離大陸跑到海上是沒有前途的（無論明朝鄭成功還是後來失敗後退往臺灣的國民黨都能證明這一點）；所以只能往西，西部縱深廣闊，國民黨控制薄弱。
長征示意圖
1934年7月，紅六軍隊受命撤離湘贛根據地向西往湖南貴州一帶轉移，這支紅軍隊伍肩負著兩個使命——第一，吸引敵軍調動敵軍，減小中央蘇區的壓力；第二，作為先遣軍，探查合適長征的路線。紅六軍團孤軍深入，過湘江之後在橫斷大山中持續轉戰，但因部隊損失嚴重，國軍認為不具威脅，紅六軍未能達到調動敵人的戰略目的。後在貴州境內，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合，成功開闢了湘鄂川黔根據地，領導這支隊伍的人是賀龍。
賀龍元帥
同一時期，紅七軍團也被調動往東往北，深入蔣介石勢力腹地，最大程度調動圍困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配合中央蘇軍即將到來的戰略轉移。這支隊伍身負重任，但是中央給他們的配置卻低得可憐，士兵數量僅六千餘，槍支只有三千，許多士兵背上背的是梭鏢，可想而知在敵人重兵囤集東部地區這支隊伍的傷亡該有多嚇人。
兩支隊伍一東一西調動敵人，從戰略上來說都是十分高明的，說明當時的中共決策層並不昏頭，在大的戰略方向上是立得住的。但是具體到執行階段，博古、王明等人的操作就很令人迷惑了，比如紅七軍團，總共六千人多人，兩千多都是新兵，武器裝備僅有一半，發放的宣傳材料就有三百幾十擔，這和後來湘江戰役時不肯放棄大型器械和罈罈罐罐的邏輯十分相似，重物輕人，也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拿紅軍有限的力量去爭奪死的土地。
紅七軍團奉命北上
說完兩支隊伍的調動，想要大規模轉移還需要一個必要條件，如何離開包圍圈？其實我軍雖然決策層出了問題，但是內部依然是團結的，反觀國軍方面，各個派系軍閥之間就有很多小心思了。譬如蔣中正，當時他就覺得紅軍是一支可以用來打壓異己，降服地方割據勢力的隊伍，中央軍藉著剿匪之名名正言順進入兩廣，進入湖南貴州四川雲南，借紅軍的手削弱軍閥的力量。各地軍閥對老蔣的小心思也明白。基於這個前提，紅軍就和陳濟棠暗中達成了條件，明戰暗和，中央紅軍也得以順利借道轉移出根據地。
廣東軍閥陳濟棠
但是轉移，往哪裡轉移？蔣介石團隊分析出來比較有可能的路線是這麼幾條：一是往西與紅六軍團會合，經湖北地界再度轉移至安徽，這條路線對蔣的政治影響比較嚴重，值得重點防範；二是走湖南，入貴州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紅四方面軍當時已經在四川陝西邊界建立川陝根據地，且發展多年，底子雄厚。因此這條路線的可能性也不小；三是經湖南，走貴州，渡過金沙江走川西路線。但是第三種可能性立刻又被蔣介石自己否決掉了，這是一條死路，不光他知道，想必毛澤東也知道，因為石達開，就是覆滅在這條路上。從後來我軍長征的路線來看，恰恰是從蔣介石最沒想到的地方，將石達開的死路走活，成功跳出包圍圈，其實這也能說明紅軍隊伍不同於以往的任何一支舊時代色彩的隊伍。
石達開率領的太平天國起義軍
紅軍主力離開中央蘇區之後，還必須有人留下來堅持鬥爭，這些留下來的人當中，就包含了我們很熟悉的瞿秋白、陳毅。留下來就是死地，在敵軍團團將陳毅圍困在梅嶺之後，陳毅認為必死的情況下，提筆寫下《梅嶺三章》：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後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
共產黨是一個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政黨，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一支先進的軍隊，這支軍隊統帥的戰略思維，士兵的執行能力都是世界頂尖的。所以可以放心地當做火種撒到各地，並在某一時刻形成燎原之勢，李大釗先生的預言：試看將來的世界必是赤旗的天下。在紅軍早期的部署當中，就已經註定了紅色事業在中國的生生不息，星火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