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劉同華
中國人無論經歷過怎樣的磨難、苦厄，我們從未在苦日子面前喪失對美好生活的希望，中國的文化和歷史，是中國人的驕傲，更是中國的力量所在。圖為9月12日央視播出的《典籍裡的中國》第九期《道德經》劇照。（資料圖片）
人民出版社剛剛出版了王蒙的《中華文化：特色與生命力》。在書中，王蒙對中華文化的特色與生命力進行了凝練總結，見解獨到、娓娓道來，體現出文化大家的擔當與情懷，記者對其進行了專訪。
記者：中華文化看待時勢世事，一直有著高遠遼闊的眼光，用古人的話說“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關口，中華文化在繼往的基礎上為我們提供了開來的文化動力，我們應該怎樣理解中華文化的積極性？
王蒙：中華文化有別於其他文化的一大特徵就是積極有為、經世致用。換句話說，我們的文化從古至今都是有著強烈的、積極的現實觀照。
我們的文化雖然並不直接回答“地球從哪來”，“生命從哪來”等許多關於創世等問題，但它會讓人們“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因為中國人提倡勤勞，反對懶惰；提倡學習，不提倡舒服主義。
但是，世界各國對此不盡相同。我在德國、印度、中非都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漁夫在湖邊打魚，旁邊有一個年輕人在睡覺。由於湖裡魚太多，漁夫忙不過來，他就想請年輕人幫忙，並承諾支付一筆費用，足夠他去周遊世界，過上幸福生活。但是年輕人拒絕說，睡覺就是幸福，周遊世界並不讓我覺得幸福。
這是許多國家提倡的“享受主義”。但是，中華文化卻敦促我們要厚德載物，要努力學習，要勤勞向上，這是積極性之一。
另外，我們都熟悉《論語》中有一句話，更能表達中國人的積極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意思是說一件事，你即使做不到，但你認為應該做，那就去做，即使要為此付出慘痛代價。
也就是說，你希望成為一個仁者，既是愛別人的人，又是被別人所愛的人，那你就一定要“仁愛”。因為“仁愛”是中國人的天性，它對我們的善良、仁義、敢於承擔責任等特性，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中華文化的積極性還體現在經世致用上。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孔子講起。孔子在世時就被尊奉為“天縱之聖”，更被後世尊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
但是孔子在評價自己的時候非常謙虛，甚至是帶有“自嘲”：“我種田不如老農，種菜不如老圃。如果非要問我有什麼特長，那就是趕車了。”
這句話恰恰說明了孔子為什麼能成為聖人！所謂聖人就是內聖外王，不掌握任何權力，以自身為典範，挽救社會的風氣。孔子想要力挽狂瀾，使中國回到“克己復禮，天下歸一”的階段。他言傳身教，不僅將道理講給人們，還以身作則告訴人們飯該怎麼吃，什麼是孝順……
曾有人問孔子，父母老了，子女及時贍養，讓他們衣食無憂，平安到死，這是不是孝順？
孔子說，那要看孩子們對父母是不是真的敬愛，是不是從心裡喜歡，還是說一想到他們就當成是生活的負擔。如果每個月只是扔錢給父母，那還不如不孝順。你養一個動物，一樣可以將其餵飽。
孟子也曾講過孔子的故事。孔子得魯國國君禮遇，有一次主持祭祀時，發現祭品中的肉食不新鮮，勃然大怒，連祭祀的帽子都沒摘，就辭官離開魯國。許多人對此不解，都說孔子是聖人，他的脾氣那麼急，聖人是這樣的嗎？
孟子解釋道，孔子在魯國三年，雖說國君禮遇有加，但孔子自己的政治理想並未在此得到推行。他不能就此淪陷、失去自我，必須離開魯國。但國君對他如此好，他不能去激化矛盾，就必須要找一個藉口離開。這才有了祭祀大典上發怒的場景。
孔子寧願讓老百姓埋怨自己脾氣暴躁，也要用這樣的辦法保護與君王的關係。
他的一生，就是在找一個能實驗仁政、王道，以教化為主的地方，實現政治理想，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以此為標準，做得恰到好處。
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對孔子給予高度評價。伏爾泰之所以覺得孔子偉大，就是因為孔子的學說經世致用，他將許多複雜的事情，凝練得十分簡單通達。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本身是一個很複雜的人性問題，但孔子用人間的事，證明人間的道，只是將其論證為“如果你不願意別人對你這樣，你就不要對別人這樣”。
這種看似的簡單，實則是一種高度凝練與概括，是文化經年累月積澱下來的面對世界、社會、生活的一種積極有為的智慧。
世界擾擾攘攘、紛爭不息、摩擦不斷，更加凸顯出中華文化的偉大價值
記者：您曾經講過，我們談傳統文化，是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變和創新性的發展，這對於擁有古老文化的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嚴肅、偉大的過程，其結果將成為推動中國迅猛發展的推進劑。我們今天從治國理政的角度看，中華傳統文化中有哪些特有的、可資利用的政治文化理念？
王蒙：這個話題，我們可以選取幾個關鍵詞做導讀式的分析：以德治國，中庸之道，尚一尚同，天下為公。
先說以德治國。中華文化有著鮮明而濃厚的“尚德”特徵。“尚德”是指天下沒有什麼事比道德更重要。《論語·為政》裡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孟子也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這些，都強調了道德對政治生活的決定作用。
就像當初周文王尊敬老人，提倡禮樂，做事彬彬有禮，從不濫用暴力。他高尚的德行，贏得了百姓的愛戴，最後周文王取得了勝利，打敗了暴虐的紂王。
孔子還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說如果用強權作為行政手段，配合嚴酷刑法作為管理規範，這樣老百姓雖然免於犯錯，但卻並不知曉什麼是可恥的行為。
比如說，一個人知道偷錢就會被處剁手之刑，他雖不會去偷錢，但他並不知曉偷錢的行為是可恥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用道德作為指引，用禮制去統一百姓的言行舉止，人們有了羞恥之心，懂得維護自己的尊嚴以後，就會自覺遵守規矩。
我們回頭可以看到，傳統社會中以德治國的理念形成了對權力系統的文化監督和道德監督，有著積極的作用。這一點，西方跟我們差別非常大。
關於中庸之道。我認為，中庸之道的“中”，要讀四聲，是指準確無誤，射箭打十環。“庸”，絕非平庸之意，而是指正常的，不搞極端。遠在西方成為現代國家之前，中國已經是一個相當完備的大國在執行。傳統政治理論中的中庸之道，就是支撐其執行的穩定根基和保障之一。
《論語》裡說“過猶不及”，就是指已經做得很厲害了，不要更厲害了，要懂得適可而止。
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就是在說越是沒有知識、文化和教養的小人，就越容易搞極端和破壞。所謂的“中庸之道”，就是讓人們掌握自己做人做事的斤兩和分寸。莊子的說法不叫中庸，而是叫“道樞”，就是要變成道的樞紐，也就是圓心。處於圓心了，自然就穩穩當當，這都是中庸之道。
尚一尚同。現在世界上很難找出一種文化像中華文化這樣，有這個概念——通了之後要同，通就是同，同就是通。道通為一，尚一尚同，因為中華文化追求一元論，同時追求一與多的統一。
中華文化主張天下定於一，天得一以清。這裡的“一”有幾個含義。第一層含義，一與多的統一。中文裡有個詞叫“一切”，“一”是統一，“切”是指各個部分，用“一”來統一“多”，用“多”來矯正、豐富“一”，這就是中華文化的精深之處。
第二層含義，天人合一。我認為“天人合一”，是中華文化的核心邏輯。孔子認為，天道讓你善、德、孝、悌；孟子認為，天道讓你對人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老子認為，好人就像嬰兒一樣單純、誠懇、不耍陰謀詭計……
他們用人的美好、道德來證明天意的存在，用天意證明你必須講道德，如若違背天道，就會大禍臨頭。他們也用天道來說明權力的合法性，古人認為你的德行比其他人強，你就應該執掌權力，這就是“天人合一”。
最後就是天下為公。我認為，在中華文化中，最突出的理想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禮記》裡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謂大同。”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們對於世界大同的理想十分堅定。這是中華文化具有的崇高理想信念。尤其是在今天，世界擾擾攘攘、紛爭不息、摩擦不斷，更加凸顯出天下為公的偉大價值。
我們要提出推動全球治理的中國命題、中國語言、中國解釋
記者：中華文化是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瞭解中國，這是一個需要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認真解題的答卷。從您多年觀察、學習和實踐來分析，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回答這一重大課題。
王蒙：幾千年來，傳統文化涵養著、凝聚著億萬中華兒女，歷久不衰，飽經憂患，深入人心。自強不息、與時俱進、仁者愛人、推己及人……這些精神都與現代性相通，也考驗、培育了中華文化的開放性與消化能力、應變性與抗逆能力、自省性與自我調整能力。
我們處於21世紀，是中國共產黨引領人民拓展與發掘我們的精神資源，在實現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弘揚發展傳統文化，而不是以古頌古、為學而學。我們需要加強對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研究設計，我認為雙創的關鍵在於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對接。
推動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關鍵在於對現代化、全球化的正面思考與理論，對中華文化傳統的理解與珍惜，對時代特色與全球化的理解與積極運用，對文化愛國主義的調動與完善，尤其是要珍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珍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體現的傳統與現代、中國特色與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胸懷的結合。
我們要在全球化時期珍惜、完善、提倡中華風度與中華生活方式，我們的風度與方式在於仁厚、謙和、淡定、平衡、中庸、適度，同時也需要了解如錢鍾書先生所說的“東學西學，道術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的這一面。我們要提出推動全球治理的中國命題、中國語言、中國解釋，讓中華傳統文化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與世界先進文化有一次精彩的交融。
實踐反覆證明，中華文化顯示了自己的再生能力，顯示出完全能夠與時俱進，開時代風氣之先，同時又保持自己文化的性格、特色、身份、魅力。這讓我們對中華文化充滿了信心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