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魯迅的工作重心在翻譯。他翻譯了若干篇日本現代小說，並從德文轉譯了俄國、芬蘭、保加利亞等國的文學作品。魯迅翻譯的兩位日本作家森鷗外、芥川龍之介，與社會主義都頗有淵源，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魯迅在翻譯和創作中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關注，及與日本作家的共鳴。
魯迅與森鷗外
1921年4月21—24日，魯迅翻譯的《沉默之塔》發表於《晨報副刊》。這是日本文豪森鷗外的作品，原發表於1910年11月《三田文學》；1911年10月，作為序言刊載於生田長江翻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卷首。魯迅與森鷗外在經歷上存在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學醫出身；都通漢文、日文、德文；都熱心於翻譯與文學創作，有過作品被禁止出版的遭遇；都有在政府機構任職的經歷等。森鷗外政治上偏於保守，魯迅對他的關注不如對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以及白樺派作家。
森鷗外
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始於日俄戰爭之後，明治政府對之採取了壓制的態度。1909年5月，幸德秋水等人創刊的《自由思想》遭禁，社會主義者無法合法活動，計劃暗殺天皇；計劃敗露後，相關的24人被以大逆罪起訴。次年1月，幸德秋水等12人被處決。森鷗外的《沉默之塔》正發表於預審判決之後。幸德秋水是日文版《共產黨宣言》的譯者之一。這一譯本也是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所依據的主要底本（同時參照了英譯本）。
1910年9月16日至10月1日，《東京朝日新聞》連載《危險的洋書》，其匿名作者對於新思想、新文藝極盡謾罵之能事。其中第五篇是《危險的洋書（5）春情發動之小說及其介紹者》，痛罵將德國劇作家弗蘭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1864—1918）的《春之覺醒》譯介到日本的森鷗外。可見，森鷗外的文學與翻譯也被視為“危險”之物。
森鷗外寫作《沉默之塔》，目的在於諷喻日本政府對於新思潮的壓制。作品中14次出現“危險的書籍”“危險的洋書”等詞語，列舉了約20名西方思想家、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包括聖西蒙、馬克思、巴枯寧、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莫泊桑、梅特林克、易卜生、蕭伯納、魏德金等，幾乎涵蓋了當時日本流行的西方思想。
1920年8月，魯迅翻譯了尼采的《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他有可能是在翻譯時看過生田長江的日譯本，從而接觸到森鷗外的《沉默之塔》。次年1月3日，魯迅收到胡適的來信。這封信是胡適寫給陳獨秀，後交給魯迅等人傳閱並徵求意見。胡適認為《新青年》雜誌“色彩過於鮮明”，主張“不談政治”。魯迅在回信中明確答覆：“至於發表新宣言說明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眾所周知，《新青年》對於推動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胡適主張“不談政治”，而魯迅回覆“以為不必”，表明了他對於新思想的擁護。
魯迅的創作與《沉默之塔》也存在諸多共鳴之處。首先，“沉默”是魯迅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意象。“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1934年，魯迅的多部作品被禁，文章也難以刊載。他因此寫了一首七絕，末句“於無聲處聽驚雷”，恰如其分地體現出他不甘於沉默的態度。
《沉默之塔》透過“沉默”“黑暗”“死亡”等一系列意象，建構近代日本新思想受壓制的現實。魯迅則藉助“吶喊”“火”“新生”等意象，顯示出摧毀“沉默”與舊秩序的可能。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創作了著名的意象“鐵屋子”。“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不妨說，魯迅將“沉默之塔”的意象置換成“鐵屋子”，保留了“禁錮”“死亡”等資訊，進而提示了打破“沉默”、摧毀“鐵屋子”的可能性。
魯迅與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
魯迅翻譯的另一個作家——芥川龍之介，於1921年3月30日抵達上海，並於4月下旬拜訪了李人傑，即李漢俊。李人傑（1890—1927），原名李書詩，號漢俊。根據中共一大紀念館的東京大學就學證書影印件，學籍姓名是“李人傑”。李漢俊1904年留學日本。其後在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期間，深受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影響。1918年回國後在上海從事寫作、翻譯工作，傳播新文化與馬克思主義。1920年，與陳獨秀等人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後組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寓所召開。芥川訪問李漢俊時，正值李漢俊、陳獨秀等人組織籌劃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他在遊記中描述的地點即為中共一大會址。
芥川寫道：“就信仰而言，乃社會主義者，上海‘少年中國’之代表人物。”芥川記錄了李漢俊對於時事的點評，從中不難發現李漢俊推動“社會革命”的抱負，以及透過政治宣傳啟發民智的雄心。1920年，陳獨秀、李漢俊主持的《星期評論》邀請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並由戴季陶提供日譯本，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英譯本，提供給陳望道作為翻譯的底本。譯稿完成後，經李漢俊校閱、陳獨秀審定，於1920年8月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
在芥川中國旅行期間，魯迅翻譯了芥川的兩篇短篇名作。1921年5月11—13日，《鼻子》發表於《晨報副刊》；6月14—17日，《羅生門》發表於《晨報副刊》。《順天時報》1921年6月14日第7版刊載了一則題為《日前到京之芥川氏》的簡短啟事，魯迅翻譯的《羅生門》正是在芥川抵達北京後開始連載。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魯迅獨特的歡迎方式。
芥川在北京見了胡適、辜鴻銘，沒有與魯迅見面。歸國後，他在隨筆《新藝術家眼中的中國印象》（1921）中寫道：“周作人氏因病在西山靜養，最終沒能見到。”可見，他想見的是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而在《日本小說的中譯》（1925）裡，芥川高度評價了周氏兄弟翻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以我的作品翻譯來看，譯得相當準確。而且地名、官名、道具名稱等等，都妥當地加了註解。”從文章中的表述來看，芥川在北京想見周作人，極可能是誤以為周作人是自己作品的譯者。周作人撰寫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的序言中，存在一處錯誤：“這裡邊夏目森有島江口菊池芥川等五人的作品，是魯迅君翻譯，其餘是我所譯的。”文中列舉的日本作家分別是夏目漱石、森鷗外、有島武郎、江口渙、菊池寬、芥川龍之介，總共應為六人，而非五人。芥川有可能依據人數進行判斷，把自己作品的翻譯歸在了周作人名下。
芥川的《鼻子》講述一個地位甚高的老和尚，因為長了異於常人的長鼻子，始終為之苦惱。弟子從來自震旦（中國）的僧侶處得到偏方，使老和尚的鼻子變短了。然而周圍的人習慣了老和尚的長鼻子，見到變短的鼻子卻更覺得可笑。這又一次傷害了老和尚的自尊心。一天鼻子又恢復了原來的長度，老和尚如釋重負，“既這樣，一定再沒有人笑了。”（魯迅譯）
1920年10月10日，魯迅發表了小說《頭髮的故事》。作品以雙十節為背景，借N先生之口，講述中國人因頭髮而吃的苦頭。“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只因為這不痛不癢的頭髮而吃苦，受難，滅亡。”然後，N先生講述了自己留學時剪去辮子，回到中國不得已裝上假辮子，反而更受矚目，索性廢了假辮子，又被罵作假洋鬼子。“我最得意的是自從第一個雙十節以後，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罵了。”頭髮是身體的一部分，辮子的去留是改造身體的行為，也是如實反映旁觀者視線的鏡子。從《頭髮的故事》的創作到《鼻子》的翻譯，存在這樣一條潛在的邏輯脈絡：魯迅從自身以及同時代中國人的經歷出發，發現《鼻子》中存在視覺性、身體改造的主題，因而產生了共鳴。
魯迅翻譯《鼻子》的年末，12月4日，小說《阿Q正傳》開始在《晨報副刊》連載，至次年2月2日。《阿Q正傳》延續了《頭髮的故事》中關於辮子的敘事，塑造了阿Q這一經典形象。英文“Queue”一詞，發音與“Q”相同，意為“辮子”。在小說的第二章《優勝記略》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阿Q“先前闊”，見識高，而且“真能做”，本來幾乎是一個“完人”了，但可惜他體質上還有一些缺點。最惱人的是在他頭皮上，頗有幾處不知於何時的癩瘡疤。這雖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為不足貴的，因為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
《鼻子》開篇就寫了老和尚異於常人的長鼻子。“一說起禪智內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沒一個不知道的。”長鼻子與癩瘡疤，都是身體的缺陷：
五十多歲的內供是從還做沙彌的往昔以來，一直到升了內道場供奉的現在為止，心底裡始終苦著這鼻子。這也不單因為自己是應該一心渴仰著將來的淨土的和尚，於鼻子的煩惱，不很相宜；其實倒在不願意有人知道他介意於鼻子的事。內供在平時的談話裡，也最怕說出鼻子這一句話來。
不難發現，不僅長鼻子與癩瘡疤因為缺陷而成為被觀看的物件，兩位主人公忌諱聽到與此相關的詞語，也顯示出相同的心理反應。在接下來的文章裡，芥川寫道：“內供之所以為苦者，其實卻在乎因這鼻子而傷了自尊心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自尊心”這個詞。芥川的《鼻子》改寫自平安時代的《今昔物語》中《池尾禪珍內供之鼻》及《宇治拾遺物語》中的《長鼻僧之事》。然而，“自尊心”是近代譯介到東亞的心理學術語。同樣，在魯迅筆下，“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裡”，兩位作家從主人公的“身體”切入，進而挖掘其“心理”的問題。《阿Q正傳》中“辮子”的長短變化與《頭髮的故事》《藤野先生》（1926）、《病後雜談之餘》（1935）諸篇中的記述大致相近，不再贅述。魯迅在《病後雜談之餘》寫到，自己除去假辮子後走在街上時想著，“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這麼受苦”，在魯迅看來，辮子與鼻子同屬被觀看的物件。
最後講一個小插曲：芥川在北京時拜訪了辜鴻銘。辛亥革命之後，辜鴻銘獨立特行地繼續留著長辮子。芥川在遊記中寫道：“他見我穿了中式長衫，評價道：‘不穿洋服令人佩服。唯一遺憾的是沒有辮子。’”因為沒有辮子而成為被觀看、被評價的物件，是芥川始料未及的。不知芥川在那時，有沒有想到自己在《鼻子》中所提示的視覺性問題。
作者：鄒波（復旦大學外文學院）
編輯：陳韶旭
責任編輯：任思蘊
來源：文匯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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