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程序中，基於和合共生的文化理念，促成了周邊族群的積極靠攏，擴大了中華文明的影響力。當前，我們也應積極促進和合共生文化理念的對外傳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使不同文化共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貢獻。
文化傳播基於文明發展
文化的傳播，倚賴文明的發展。發展較好的文明，主要得益於兩項條件的達成。首先，在這一文明模式下，能夠較為有效地抵抗來自外部自然災害疫情的侵襲，進而保全人類生命的存續繁衍，促成整體族群的長時段強大。這內在需要在這一文明模式下，能夠較為有效地獲取滿足生存、生產、生活的基本勞動資料。這與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生產力三要素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物件十分契合。就勞動者而言，這一文明模式需要供給滿足其基本生活所需，促成勞動者自身的成長與發展；就勞動資料而言，這一文明模式需要提供便利的勞動工具，以積極地改造自然環境併為我所用；就勞動物件而言，這一文明模式需要建基於較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其次，在有利於人類社會的種族延續與社會發展外，這一文明模式還需在精神價值層面有益於人格尊嚴的獲得。人的基本價值和尊嚴的獲取，反映在生產關係中的三個方面。相對於整體有效獲取生產資料而言，在這一整體累進過程中，關乎既有資源由誰佔有、基於何種原則予以合理分配以及生產關係的和諧等。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角度來看，在自然環境中獲取足夠資源是生產力提高的主要表現，而在生產關係中對人的尊嚴的充分重視，反向促成生產力的繼續提升。
在文明發展的基礎上，才會生髮出文化傳播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文明的發展並不必然造成文化的傳播及文化中心的形成。文化高地的逐步形塑，主要基於周邊地區在詳細比照自身文明與其他文明的異同時，逐步形成對文明發展程度的基本認識，並在此基礎上生髮文明互鑑的需求。這需有一自然而然的過程，該過程可能漫長而持久，“揠苗助長”反而容易坍塌。基於自身獲取資源能力的比較優勢，居高臨下地進行外部干預並非文化傳播的長久之道，源發自心悅誠服的心理認同才是文化傳播的正途。因此，文明高地及文化傳播現象的形成，基於對文化發展水平的心理認同與文化認同。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文化認同是道，文化傳播的具體方式是術，二者不可本末倒置。
把握中華文明的特點
中華傳統文化建基於農耕文化，內在地講求穩定性、持續性、有效性，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因此，順應自然、調適自我，以理順自然與人的關係，達致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講求理順春夏秋冬四時之政，注重和諧共生、和而不同的關係本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色所在。因此，中華傳統文化逐步形成內以反求諸己重視心性、外以德治教化以理服人的文化特色。中華傳統文化講求君子仁人志士的教化之道：注重嘉言懿行的耳濡目染，主張在日常生活中昇華自我。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化方式與傳播途徑。講求穩定性、持續性、有效性，使中華文明在保持族群整體延續、獲取生存資源層面具有一定優勢。重視推己及人、忠恕之道的和而不同思想，則使中華文明體具備強大的包容能力。二者並行一道，不斷獲取周邊族群的心理認同。這促使中華文明向心力不斷凝聚，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東亞儒家文化圈。
從華夷之辨層面觀之，歷史上的周邊遊牧民族均積極主動學習中原農耕文化，接納儒家文明。它們認同農耕文化的優越性，在行為服飾方面加以效仿，在制度層面給予模仿，促成中華傳統文化的自然傳播。在中國歷史上，尤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為典型。因此，良性的文化傳播過程，基於心理認同、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間的交流緩慢而自然，較少有政治強力或人為因素存在，因此也更為持久穩定。
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主要基於對文明形態的心理認同。作為文明形態的中華文明，得到東亞地區各個國家的心理認同。同時，中華文明沒有走上對外武力擴張的道路，而是在文化層面積極地求同存異，在和諧共生的理念中使周邊不同國家和諧又相對獨立發展。在天下理念的加持下，東亞地區在歷史上基本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整全秩序。進入現代國家狀態後，因國際政治、地緣政治緣故，各國進入獨立發展階段。但就文化形態、心理認同而言，卻有著基本一致的淵源。這促使東亞儒家文化圈各國，在基本價值、思維方式、生活習慣、飲食起居等方面，有著天然的相對一致性。對家庭倫理親情的重視，對同鄉地緣組織的倚賴，即為其表現。
超越文明衝突論
與中華文明講求和合共生的理念及形成儒家文化圈的歷史現實不同，歐洲社會沒有形成大一統的國家形態，亦不具備相應的文化理念。時至今日，西方社會比較流行的理念為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從本質上說，文明衝突論是現代化理論的一個版本，體現出歐洲中心主義的基本姿態。其前提假設為：歐美的現代化理論具有普遍性，這一模式應成為其他國家的效仿物件，進而以此為基本模版。這一理論將文明的衝突直接指向其他地域文明與歐洲現代文明的衝突，將歐洲文明等同於“現代性”，而將其他地域文明視同“落後”。因此，文明衝突論的潛在之意為，與歐洲文明協同則可，與之不同則會產生衝突。那麼，按照這一邏輯，則將推匯出：以所謂歐洲現代文明整合其他地域落後文明，最終形成一個沒有異質性的單一性文明樣態。從時間上看，現代文明的確肇始於西方世界，呈現出自西向東的傳播形態。特別是，科學技術在提升生產力方面，確實具有不可比擬的相對優勢，在積累資源以適應、改造自然方面也具有強大力量。
然而，文明傳播及文化高地的形成，與自然科學技術的傳播並非完全一致。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發展的程序，不同於自然科學技術領域的技術推廣等具有一般性意義，其發展需要有心悅誠服的心理認同。如何處理歷史傳統與其他價值理念的關係，應根植於本國具體歷史情形。以某一價值判斷作為標杆來給他國貼標籤的做法，或以所謂某一主義具有普遍性而具體實行攻擊他者的民族主義做法，以至張揚本國軍事實力進而為經濟利益進行海外擴張的做法，不會得到大多數國家的認同。總之，以觸碰他者利益來進行的文化宣傳，是不能夠成立的。
文化差異的存在與文明樣態的多元性，應形成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互動，而非以此為基礎形成文明所在地之間的利益衝突。文明的衝突與文明體的衝突，並非完全同一：前者指向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互動，後者則會引發地區間的矛盾衝突。因此，文明的衝突應以文明的形式即文化間的交流、互動、碰撞、吸納、整合等為方式，至於其結果究竟為和合為一抑或互用吸收甚至分道揚鑣均是合理的，無須進行結果預設。到中國近代時，中華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落後於世界發展潮流，此後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逐步走上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目標的實現過程中，主動對外開放，同世界不同文化進行溝通交流是不可或缺的。並且，這也可以使中華文明為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貢獻，擴大中華文明的影響力。《易經·賁·彖》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詞即由此而來，亦昭示著中華文明禮達四方、化成天下之意，體現著“天人合一”式的東方古老智慧。這一透過文化認同方式的“化”，達致止於至善的文明境界，可能是形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種切近路徑，以期達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世界和合理想境界。世界各國只有更好地互通互鑑，才能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提供一個相互溝通交流的平臺。不同文化之間應交相輝映、協同發展、共同進步，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貢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專案“中國傳統政治的邏輯演繹理路研究”（20CZZ）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宋清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