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聞客戶端鄧小南
【編者按】宋韻文化，千年流芳。省委文化工作會議提出，在打造以宋韻文化為代表的浙江金名片上不斷取得新突破。我們邀請知名專家學者和相關從業者從思想、制度、經濟、社會、百姓生活、文學藝術等方面，全面立體地闡述宋韻文化，挖掘宋韻文化的時代價值，讓千年宋韻在新時代“流動”起來，“傳承”下去。
首期，邀請到長期從事宋史研究的鄧小南教授，帶領讀者從宋朝的立國形勢講起，認識宋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美學。
鄧小南
宋代可以說是“生於憂患，長於憂患”的歷史時期；在這個大背景下，宋代的經濟、文化仍然取得了許多成就，這些成就與士人民眾的積極活動分不開。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過程中，士人對自身文化活動的理解，其實是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樣的整體框架下認識的。兩宋時期，面對嚴酷的內外挑戰與社會壓力，朝廷的戰略格局與政策應對有諸多問題，而士人民眾迸發出堅忍頑強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創造出了豐厚的物質文化財富與感人至深的精神遺產。
宋朝的立國形勢
對於宋代在中國古代歷史長河中的位置，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國學大家錢穆先生指出：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總體上看，宋代處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期，面臨著來自內部與周邊的諸多新問題、新挑戰；但在兩宋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之一。宋代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牽動，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
說宋代“生於憂患，長於憂患”，不僅僅是從戰爭和政權對峙的角度看。從黃河流域的氣溫變化曲線中，北宋、南宋之交正處於氣溫的明顯低谷期。古代中國以農業立國，國家一定程度上仰仗農業稅收；另一方面，長期活動於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當傳統上生活的地帶持續寒冷、乾旱時，民族大遷徙會導致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摩擦、衝突甚至戰爭。在冷兵器時代，遊牧民族的騎兵戰鬥力非常強，對中原王朝會構成嚴重的威脅。這是“天時”的一面。
再來看“地利”的一面。東漢以後黃河曾經長期相對安瀾，到唐代百姓安居樂業，大規模農田開墾導致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唐末五代黃河頻繁決口，宋代接續了這樣一種局面。北宋時黃河向北擺動曾經奪海河口入海；兩宋之交由於人為因素，黃河曾奪淮河口入海。這兩者之間的廣闊區域曾經淪為黃泛區，農業主產區深受其害。
在“天時、地利”不利的情況下，宋代的經濟仍然有長足的進步。英國曆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認為，這段時期發生了“經濟革命”。國內很多學者也有類似的論述，比如從傳統農業的發展來說，有所謂的“綠色革命”；從面向大眾的商業網路的形成來看，有“商業革命”；從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也就是“交子”的出現來看，出現了“貨幣革命”；另外從城市形態、都市面貌的改變來看，又有“城市革命”；從印刷術的盛行，促進知識的傳播來看，這個時期發生了“資訊革命”；與此相關的，還有所謂火藥、指南針技術完善帶來的“科技革命”。
宋代政治局面崇尚平穩、注重微調，“穩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標。研究者普遍認為，宋代朝政“稱得上是中國曆代王朝中最為開明的”。“立紀綱”與“召和氣”，是趙宋統治政策與措置的關鍵兩軸。“紀綱”（或曰“綱紀”）其實就是法制、法規，就是制度；所謂“和氣”，在宋人心目中，是一種交感於天地陰陽之間、自然執行的和諧雍睦之氣。這兩軸的互動作用，構成了當時的政治基調。
我們試以科舉（貢舉）制度為例，看看宋代的“立紀綱”與“召和氣”相輔而行的具體做法。宋代考試製度的操作更加嚴密，面對的群體則更為開放。當時發展出彌封（糊名）、謄錄等技術操作辦法，無疑是制度嚴密化的具體體現；另外，制度設計如此嚴密，是以一定程度的公正為目標的。這種做法，使得科舉制度相對公平，使出身於庶民的青年學子有更多的晉升機會。
宋代的文化風氣
從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會形態、文化學術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續性，另一方面也有走勢上的明顯不同。簡單概括，就是出現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趨勢。
所謂平民化，是指普通民眾具有比以前更多的生存發展機遇，受到社會更多關注。世俗化，主要是指關注俗世生活的取向。人文化，則是指更加關心“人”自身的價值，社會價值取向相對理性，關注人的教養與成長。
比較一下唐宋兩代的都城，唐代長安城是在隋代大興城的基礎上建立的，是通盤設計的結果，格局對稱，坊市方正，井井有條，尊卑秩序非常嚴格。宋代開封城則非常不一樣，長巷街市，官府、民居混雜，是相對開敞的氛圍。南宋的“行在”臨安也是如此。
城市中有許多商賈、手工業者、官宦人家，為了管理這些常住居民，宋朝第一次把“坊郭戶”設立為法定戶籍，歷史上出現了城市戶口。原先嚴格計程車農工商身份劃分流動頻繁，“貧者富而貴者賤，皆交相為盛衰矣”。以“重商”為核心的市民思潮逐漸興起。兩宋商業繁榮，城市的出現打破了前代市場交易的時空侷限，便攜的紙幣成為市場所需，先後發行過錢引、會子、關子等紙幣。隨著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同行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商業廣告和標識的廣泛應用，標誌著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我們知道，唐代的都市文化很大程度上還是集中在宮廷和寺院的，許多公共文化活動是以寺院為中心舉行。宋代則有各類展示在十字街頭的文化活動，世俗的文化、市井的文化在這個時期開始大放異彩。包括通衢路畔說書的、飲茶的、雜耍的，生動活潑。茶樓酒肆、巷陌街坊，都成為士人呼朋喚友往來的空間、交遊的場所。
兩宋時期，文學重心逐漸下移，成為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現象。文學體裁從詩文擴充套件到詞、曲、小說，與市井有了更為密切的關係；創作主體從士族文人擴大到庶族文人，進而擴大到市井文人；文學的接受者擴大到市民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大眾。當時，在都市的街頭巷尾，活躍著一些講史、說書的藝人，他們不僅是故事情節的傳播者，也是文學作品的豐富者、參與創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眾，也成為文學藝術的直接欣賞者和接受者。隨著都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興起，世俗文化大放異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欄，有說書的、雜耍的、講史的，也有街頭的飲茶活動，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興的重要標誌。
對於意境的追求
我們講宋代的藝術、美學，今天真正能夠直接“觸控”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跡，除去我們熟悉的史籍，就是傳世書畫作品、出土器物和宋代建築。其中，無論書法還是繪畫作品，都蘊含著當時文化精英的學養與情操。
宋人畫作對我們觀察宋代社會文化生活、體悟士人的思維世界很有幫助。繪畫中不僅反映生活場景，也存在“政治主題”；畫作可能是權力的顯現，也可能是權力發生作用的一種形式。宋代歷來以宮廷繪畫興盛、職業畫家活躍、文人畫思潮形成而著稱。宋代畫作中，有不少是政治宣傳畫，或者展現帝制權威、尊卑秩序，或者渲染聖德祥瑞，或者規諫針砭時政，這些都是當時政治生態的鮮活反映。除了與宮廷或朝政相關的繪畫之外，宋代的地方官員會以畫圖作為告諭民眾的施政手段；處江湖之遠計程車大夫，也會以圖畫或直白或幽約地表達心聲。文人的繪畫及鑑賞、饋贈、收藏等活動，也滲透著構建人際網路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脫於政治的文人畫，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環境導致的結果，體現著對當時政治景況的直接或間接回應。
簡約，是宋代藝術的重要特點之一，在繪畫、瓷器以及其他許多器物上都滲透浸潤著簡約之美。南宋的劉安節在談論國家大政方針時，也提出“王者之治”應該是“至簡而詳，至約而博”的。在治國理政方面，士人也認為簡約是值得倡導的合理方式。這種觀念貫徹在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兩宋時期的社會環境複雜多變，既有承平的歲月，也有戰亂的時期，繁榮輝煌和艱困憂患實際上是交錯並存的。而在這種整體氛圍中，包括士人群體構成的多元，生活內容的多元，思想意識的多元，藝術品位的多元，都成為當時社會的典型現象。一時英傑既有徵戰沙場時的豪邁氣魄、激昂奮發，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間柔腸、兒女情懷。在藝術旨趣上，“雅騷之趣”和“鄭衛之聲”同存，匠師畫和文人畫雙峰並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關懷，市井作品裡也可能充溢著書卷氣息。種種現象，都呈現出宋人生活中一體多面、雅俗相依的雙重文化性格。
（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