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寶貴政治經驗。中國共產黨百年曆史表明，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擁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和有權威的中央領導集體，是黨在不同時期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是黨不斷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成功的重要經驗，是黨在新時代帶領全國人民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準確把握“兩個維護”的歷史邏輯，對於增強對“兩個維護”的理性認同、情感認同，不斷提升自覺做到“兩個維護”的能力和定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維護中央領導核心權威和中央領導集體權威的歷史經驗
1935年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沒有形成過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一個成熟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黨的事業屢遭挫折和失敗，與此是有直接關係的。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逐漸成為黨中央實際的領導核心。鄧小平曾回憶，那個時候，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但當時毛澤東在全黨實際的領導核心地位，相當長時間內沒有主動作出明確的理性上的認同、制度上的維護和組織上的認定，因而，先後遭遇了兩次大的挑戰。一次是長征路上，張國燾試圖要挾和控制黨中央，使黨和紅軍面臨因內部分裂的危險。在反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複雜艱鉅鬥爭中，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另外一次是1937年王明歸國後，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凌駕於黨中央之上，提出一系列右傾錯誤主張，在一些領導同志思想中引起混亂，使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發生動搖。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對王明的右傾錯誤進行了抵制和鬥爭。鑑於以上兩次大的教訓，黨中央認識到必須在維護毛澤東領導核心和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權威方面作出重要安排，才能保證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一是制度安排。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透過《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根據中央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討論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這樣便從組織上明確了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同時，劉少奇和任弼時走上了中央主要領導崗位，成為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勝利召開，毛澤東當選為黨的主席，選出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新的書記處，並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從而宣告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及其領導地位得到全黨的一致確認。
二是法理依據。1938年9月至11月在中共中央舉行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黨中央進一步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充分肯定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黨內得到充分認可。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強調，“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劉少奇指出，“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毛澤東“他已為我們全黨和全國廣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為我們黨和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領袖，正是我們全黨和全國廣大人民所審慎選擇的結果”。1943年，在延安整風期間的一次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周恩來說：“經過這幾年的實踐，對毛澤東的領導確實心悅誠服地信服。”朱德在1943年10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說：“實踐證明，有毛主席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照毛主席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黨的領導人對毛澤東的評價，代表了全黨對毛澤東黨的領導核心權威的高度信賴和自覺擁護。
三是思想理論。自1942年春，中國共產黨開展了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運動，使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對毛澤東領導核心和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正式確立和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從延安整風到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對中國革命勝利產生了歷史性根本性的影響。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在中國革命處於偉大歷史性轉折的實踐中經受了嚴峻考驗而形成的，是在同黨內錯誤傾向進行激烈鬥爭並取得勝利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以其遠見卓識和對中國革命正確領導的偉大成就而贏得全黨公認的。堅強的黨的領導核心、成熟的黨中央領導，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
二、新中國成立後維護中央領導核心權威和中央領導集體權威的探索實踐
新中國成立後，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堅強領導下，我們黨領導人民短時期內恢復發展了國民經濟，完成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創制，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維護中央領導核心權威和中央領導集體權威問題上，我們黨既有加強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有益做法，也有以蘇為鑑的一些探索和嘗試；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也有一些值得汲取的教訓。
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在撥亂反正的基礎上，領導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改革和發展成就，並在維護中央領導核心權威和中央領導集體權威問題上，進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進展。全黨深刻反思“文革”帶來的教訓，堅決反對個人崇拜，注重集體領導，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多次強調中央要有權威，要維護黨中央權威。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提出：“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志。開宗明義，就是新的常委會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1989年6月23日至24日，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2002年11月，在黨的十六屆一中全會上，胡錦濤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2004年退出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時講到，“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這樣的領導體制和領導形式，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當的辦法”，“錦濤同志是中央領導集體的領頭人、班長，也是軍委領導集體的領頭人、班長。大家都要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堅決支援他的工作”。
但這一時期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維護中央領導核心權威和中央領導集體權威以及黨的領導的法理自信不足。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過程中，一些人把黨領導一切當成極“左”的錯誤，把反對權力過分集中當成反對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黨中央權威，把反對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當成反對領導核心權威，甚至把黨的領導、維護中央領導核心權威和中央領導集體權威與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對立起來。這些模糊認識一直沒有在理論上得到澄清，這是造成黨的領導弱化的深層思想根源。二是在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維護中央領導核心權威和中央領導集體權威制度安排上存在短板。特別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制度安排上，沒有做到具體化程式化法規化，無法保證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無法以制度充分保障黨總攬全域性、協調各方，使得長期以來存在的“發揚民主不夠、正確集中也不夠”的問題一直得不到有效解決，甚至出現“九龍治水”的現象，使得黨的領導的巨大制度優勢無法轉化為應有的制度效能。
顯然，不從體制機制上維護黨中央權威，不明確提出黨的領導核心並維護其權威，對黨的事業是會帶來負面影響的。
三、新時代形成“兩個維護”的高度自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這一偉大夢想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化，面對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存在的思想不純、政治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我們黨要以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統攬“四個偉大”，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和一個堅強有力的黨中央。在深刻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我們黨做到了在“兩個維護”問題上的高度自覺。
一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歷史和全域性的高度鮮明指出，“古往今來，世界上的大國崩潰或者衰敗，其中一個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央權威喪失、國家無法集中統一”。“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動搖”。2017年2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如果黨中央沒有權威，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可以隨意不執行，大家各自為政、各行其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不幹什麼就不幹什麼，黨就會變成一盤散沙，就會成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樂部’，黨的領導就會成為一句空話。”這就明確了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絕不是一般問題和個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則性問題，是黨性，是大局，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
二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了習近平同志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並指出，這是保證全黨團結統一、步調一致，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根本政治保證。
三是提出黨中央必須有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突出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而“兩個維護”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要求全黨必須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全面加強黨的領導。
四是及時把“兩個維護”上升為制度規定。2016年，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必須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2017年，黨的十九大新修改的黨章明確規定，“堅定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2018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在總則部分旗幟鮮明地寫到，“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我們黨在黨內法規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兩個維護”。2019年印發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指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最重要的是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最關鍵的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這進一步明確了“兩個維護”自身的內在關係。黨章黨規中的這些表述充分表明，我們黨對“兩個維護”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內涵越來越清晰。以黨章和黨內法規的形式自覺把“兩個維護”固化下來，不僅是對黨員思想認識上的強化，更是在政治上、紀律上的明確要求。
正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兩個維護”作出了高瞻遠矚的自覺宣示和重要安排，才迅速從根本上改變了一段時間以來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寬鬆軟的狀況，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政治隱患，化解了黨面臨的政治風險，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全方位、開創性的成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的變革，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
責任編輯：範麗君
微信編輯：孫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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