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閱讀陳先發的詩歌和詩論是一種智性活動，充滿挑戰，更充滿樂趣。這本剛出版的《黑池壩筆記(二)》，自然是7年前《黑池壩筆記(一)》的延續，此後或許還會有延續的延續。這些碎片式的隨筆，是詩人在黑池壩湖邊散步時內心的“遊思”，與黑池壩既有關又無關，體現出一種斷想短章式的複合文字形式。套用宗白華先生“散步美學”的說法，這無疑是陳先發的“散步詩學”，而在我看來，這種散步詩學本質上是一種語言詩學，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六經注我”式的語言詩學。詩人始終端坐在“語言的輪椅”上，以詩一般的語言談論寫作、詩歌和詩歌語言，以語言的靈性帶動思辨，“融語言靈性與思想於一爐”，由此建立起個人的語言史和思想史。
詩歌是語言的藝術，也恰恰是在語言問題上，形成了詩人與詩人、詩作與詩作的根本區別。正如論者所說：“陳先發式的寫作，一直注重語言的‘在場’。在他看來，寫作的最高意義是對我們時代精神的記錄。”在《黑池壩筆記(二)》中，陳先發更加堅定地“通向語言之途”，有意識地凸顯語言的神秘性、獨創性和未完成性，以此對詩人、寫作、世界和時代旁敲側擊。
語言的神秘性意味著世界的神秘性。“一個詩人對世界和語言要完成雙重的體驗。一個小說家呢？對世界重在體驗，對語言則重在理解，他最核心的需要，是語言的工具理性。而詩人須更深地參與語言中禁忌的、混沌的、神秘性的一面。”這種語言神秘性似乎是對世界神秘性的模仿，在“壩上記事”中，陳先發多次述說這種神秘性，比如那個令人費解的“巫師”老喬，奇異本領突然而來又突然而去；那些精神病人能夠創造出令人驚歎的刺繡作品，因為他們更能直觀世界和語言的神秘。
語言的獨創性意味著語言的個體性和思想的創造性。按陳先發的意思，一個優秀的詩人應當能夠“清算語言的遺產”，“恢復與拓展語言的表現力”，能夠“把字和詞的沙子擰成語言的繩子”，“形成不可複製的個體語言特性”。個體化的語言並不意味著獨語，而是意在提醒詩人自己，必須要有語言危機意識，慎重對待一切習以為常的公共性語言對個體語言的“馴化”。另一方面，在語言與思想的關係上，陳先發更強調語言的生成性。他借王爾德的話表明，“語言，它是思想的母親，而不是思想的孩子”，語言孕育思想，語言的創造性就意味著思想的創造性。他的這種筆記體寫作同樣如此，正是藉助語言的召喚和催生，語言學、詩學、社會學、心理學、現象學哲學等各路思想紛至沓來，如奔馬、閃電，亦如流水、落葉。
語言的未完成意味著作者寫作和讀者接受層面的創造性。陳先發不僅強調詩人寫作的主體性和個體性，更深諳讀者的接受美學之道。“詩將世上一切‘已完成的’，在語言中變成‘未完成的’，以騰出新空間建成詩人的容身之所，這才是真正的‘在場’”，而“作者在一首詩中的完成度越高，讀者就越難在這首詩中抵達他自己”。換言之，未完成的詩歌語言為詩人的創造和讀者的再創造提供了可能。但需要注意的是，“最好的閱讀，是凝視語言的發現力而抑制語言帶來的每一種情緒衝動”。可惜的是，今日之讀者不少還陷在“情緒衝動”的圏囿裡。
陳先發說，“詩學即是剝皮學”，聽起來恐怖，思量起來卻果真如此。剝去詩歌本質論、創作論、作品論和接受論中的某些皮相，才能裸露出“我在這裡”的詩之骨肉。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詩人具備語言能力，更需要承受“困境”的能力。這種“困境”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困境，是“我”(此在)與“這裡”(世界)之間的對立、抵制與和解，它不僅是詩人的個人困境，更是每個個體必然遭遇的困境。換句話說，是存在的困境、現代性的困境。
情以物興，萬物喚醒詩人的情思；物以情觀，詩人又以語言的神性喚醒萬物的神性，古今中外的詩人詩話、作家作品都成為語言的註腳。在《黑池壩筆記(二)》的尾聲，詩人曲終奏雅，“枯之美學”躍出水面，令人眼前又是一亮，彷彿直面“枯山水”，滿眼皆所見，又一無所見，正如其在組詩《枯》中所寫，“當我枯時，人世間水位在高漲”。
(作者系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