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程度上說，國家的興衰起落決定著科研與學科的起落興衰。中國語言研究的發展亦符合這一規律。
1898年《馬氏文通》出版，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語言研究古代與現代的分水嶺。中國的古代語言學從研究物件上來說是“漢字”而非“漢語”，由而生髮出了“小學”（音韻、文字、訓詁）；從研究指向上來說是為了闡釋經典，實用性明顯。這是由中國的歷史社會結構和語言文字特點所決定的。明末，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拉開了國人重新審視世界以及“他者與自我”的序幕；清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鑿開了國人世界觀“從天下到萬國”的突破。包括現代語言學在內的中國現代學科體系就在“師夷長技以制夷”“強國富民”的歷史洪流中開啟了追趕之路。
“追趕”是求索艱辛的。首先是“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公理世界觀對於以儒學及其價值為基礎的天理世界觀的替換”；隨著這一替換而開啟的，是傳統“小學”強勢格局的打破與現代語言學體系的引進和建立，既破又立的難度可想而知。
“追趕”又是生機勃勃的。首先是國際先進的語言學流派、理論、方法、正規化的介紹，結構主義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語音學、語義學、形式句法、社會語言學、神經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等一系列新學科、新方向得以建立成長；隨著這些新方向而形成的，是一支時不我待的語言學研究梯隊，馬建忠、章太炎、陳望道、趙元任、方光燾、羅常培、王力、魏建功、李方桂、呂叔湘、丁聲樹、許國璋、胡裕樹、朱德熙、吳宗濟、李榮、桂詩春等一代代語言學者的名字與成就，印刻在了中國語言學史的豐碑上。
時間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在鴉片戰爭180多年、新中國成立70多年、改革開放40多年之後的今天，中國綜合實力極大提升，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心。與此相伴隨的，是國人自信心的迴歸、中國與世界關係認知的變化。“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構建起了新的歷史座標系，中國的語言研究進入了世界眼光與中國情懷的新一輪交匯期。
世界眼光，就是要把中國（語言）放在世界（語言）地圖上端詳，“從世界來看中國”。首先是擴充套件語言研究視界的範圍。聚焦漢語或漢藏語系語言而對其他世界語言無甚研究，一直是中國語言學的短板之一；未來的中國語言研究急需將研究的目光投向世界，探究更多語言的結構和功能、研究更多國家的語言生活狀況。《世界語言生活狀況報告》和正在謀劃的《萬國語言志》已然走在了前列。其次是著眼國際語言研究前沿性，從追趕者向並跑者甚至引領者轉換。近些年在歷史語言學、計量語言學、語言政策與規劃、文獻語言研究、自然語言處理等多個方向都產出了一些國際上領先的研究成果，隨著“新文科”建設和交叉學科趨勢的提速，相信會有更多引領性成果產出。再次是為國際語言學界提供中國語言理論和方法供給。一百多年來的中國語言研究幾乎都是處在“學徒狀態”，一直是在吸收、借鑑和內化，當下的中國語言研究需要考慮能為國際學界提供什麼，增強供給側比例是內外環境的共同需求。比如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語言學界的語言生活研究就引起了國際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合作和借鑑。最後將語言研究的理論成果轉化為行動實踐，積極參與全球語言治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需要語言來通訊、通事、通心，另一方面也需要全球語言治理來添瓦助力，比如語言文字國際標準的制定問題。
中國情懷，就是要立足中國語言、中國語情，“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首要是迴歸中國語言和語言生活本身來觀察和描寫。《馬氏文通》開中國現代語言學之先河，也開啟了套用西方語言學理論來描寫中國語言現象的先河。彼時的先進變為了此時的詬病，這也是歷史的發展規律。近些年，在語法研究、國際中文教育研究、民族語言研究、語言社會研究等多個面向都出現了本源迴歸的走向，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提倡跳出西方理論和話語體系，基於中國語言事實和中國語言國情來創設術語、重新描寫，擺脫印歐語眼光的理念深入人心。其次是基於中國語言和語言生活事實來歸納總結、建構理論。觀察與描寫是解釋的基礎，中國語言和中國語情的視點回歸必然帶來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中國創新。比如語法研究方面，沈家煊提出了“名動包含”模式、“對言語法”體系、漢語是“用法包含語法，語法屬於用法”等理論創見；語言社會研究方面，李宇明為代表的“語言生活派”已發展成為跟國際上的“語言管理”學派、“語言政治”學派、“語言民族誌”學派並駕齊驅的研究流派。三是解決漢語研究的知識問題和中國發展的社會問題。任何研究都有兩大目標，即增益人類知識和解決社會問題。在知識層面，中國語言研究透過對中國語言和世界語言的研究來深化人類對語言的理解和認知，既注重共性亦注重特色；在實踐層面，中國語言研究要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為強國富民貢獻力量。比如文獻語言研究讓今人讀懂經典、從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國家治理的良策；病理語言研究為各類語言疾病排憂解難；語言扶貧研究助力扶貧和減貧事業，應急語言研究則助力突發公共事件的處置。
一個學科的發展，離不開其所在的歷史社會語境。這就需要一方面尊重中國的深層結構、哲學體系、學術傳統和現實國情，另一方面增強國際視野、學術前沿、基礎建構和對外開放。
在這個世界體系深刻調整變化的新時代，中國學術、中國語言研究需把握大勢、深刻思考，深化對“傳統與現代、自我與他者、共性與特色”的辯證分析。期待中國語言研究能樹立自信、建構起自己的話語權和學術體系，進而走好新時代的創新之路，並在最終增強學術、服務國家。
（作者：王春輝，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語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