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4日，老蔣攜夫人自南京飛赴北平，他這次行程的目的是給北平特務發獎。
當晚保密局（前身為軍統）舉辦了一個隆重的授勳儀式，老蔣親自授予北平行轅電檢科科長趙容德一枚寶鼎勳章，還發給保密局多名特務兩千至一萬元銀元不等的獎金。
此前，保密局的特務們查獲了中共設在北平的秘密電臺，並由此牽出西北、華北、東北等多處地下電臺。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王琚在回憶文章中說：“被捕幹部44人，牽連被捕的達123人。”
被捕幹部雖然不算多，但他們大部分是潛伏在國民黨上層，曾為延安提供過大量高階情報的戰略級情報員，其中有2名中將、20名少將。被牽連其中還有兩位特殊人物——老蔣心腹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和女婿袁永熙。
特務頭子毛人鳳狂妄地聲稱：“搞垮了中共情報半壁天下”
這一事件被稱為北平電臺案，北方紅色情報系統遭到極大破壞。顧順章叛變時，紅色情報系統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但那次由於提前獲知了情報並採取了緊急應對措施，人員並未受到太大損失。
北平電臺案無疑是紅色情報史上最大的劫難。事發後，李克農異常悲痛，甚至還大病一場。
李克農
這場紅色情報史上最大的劫難到底是怎麼發生的？為何會牽連如此之廣？他對紅色情報系統到底產生了大多的影響，是否真如毛人鳳所說“搞垮了中共情報半壁天下”？
在這場劫難發生之前，周恩來已經預感到情況不妙。9月的一天，他收到一份來自北平地下電臺的報告：“孫決心合作，請速派負責人來商——餘心清。”（孫即時任保定綏靖公署主任孫連仲）
看完這封電報周恩來眉頭緊鎖，罕見地發了火。他並沒有覆電，而是找來羅青長，要他轉達對北平電臺臺長李政宣的嚴厲批評，並命令發報員立即撤離。敵軍大員願意合作明明是好事，為何周恩來卻發火提出批評呢？
這要從餘心清說起，他曾是馮玉祥舊部，當時公開身份是保定綏靖公署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將參議，也是孫連仲信得過的人。他在孫連仲部搞策反工作。
1947年夏，解放戰爭已經進入反攻階段。我冀察晉野戰軍發動保北戰役、青滄戰役，兩次對孫連仲造成重大打擊。原先對餘心清和談建議不以為然的孫連仲態度發生了180°大轉彎，向餘透露願意與中共接觸。
餘心清得知孫連仲態度轉變後非常高興，當即找到北平地下情報員王冶秋（公開分身是第11戰區少將參議），讓他利用北平地下電臺向延安彙報。但王認為這違反情報工作紀律予以拒絕，並向上級彙報了此事。
陝北方面分析，孫連仲雖然官大，但手上已經沒有多少兵力。而且此人膽子很小，他的部隊大多處於老蔣的嫡系部隊監視當中，一有異動很可能被圍殲。當時孫起義的條件並不成熟，他更可能是借和談拖延時間，儲存實力。所以，陝北對此事比較冷淡。
但餘心清對此事卻非常熱情，他又找到地下黨員陳融生（公開身份是第11戰區外事處長）。陳融生未假思索，將電報內容交給北平地下電臺臺長李政宣，並由其發往陝北。
情報工作不僅要求單線聯絡，還要儘可能地避免橫向聯絡。餘心清屬於策反系統，本不應該與情報系統有任何聯絡，但他竟然能聯絡到在北平極為機密的地下電臺。周恩來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意識極為敏銳，預感到這樣違規操作遲早要出大事，所以才動怒提出批評。
策反系統風險極高，一旦他們暴露，極有可能波及情報系統。而且萬一餘心清是中了孫連仲“引蛇出洞”的詭計，後果不堪設想。
但為了促成孫連仲起義，餘心清非常積極。他雖然是出於好意，卻辦了壞事。他在未通報組織的情況下，在北平舉辦了一個招待會，邀請各國駐北平領事參加，並當眾宣佈：“孫連仲將軍將以第三勢力，斡旋國共兩黨關係。”
周恩來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各方關注。美國媒體稱：“北平大有‘西安事變’之勢。”北平一時間風聲鶴唳。老蔣原本打算經北平到瀋陽前線督戰，但聽到此訊息後也非常震驚。推遲了赴瀋陽的時間，要求保密局局長鄭介民查明孫連仲是否有“通共”行為。
保密局要求嚴密監視孫連仲，但是孫連仲身邊人員來往非常多，一時間難以找到有價值的線索。特務們又轉變了思路，從監控電臺訊號入手。
其實在這之前，國軍的軍事行動總是提前洩露，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務們就在查詢中共地下電臺。不過北平情況非常複雜，私人商業電臺非常多，各方大員進駐北平後又建立電臺與南京聯絡。
保密局北平站電檢科科長趙容德非常為難，萬一查到要員頭上，搞不好自己烏紗帽都保不住。
恰好老蔣下了命令，保密局調來一批先進的無線電偵測裝置和幾臺吉普車，可以實現移動偵測。這批裝置是美國援助的，抗戰時期軍統與美國在重慶歌樂山下搞了個“中美合作所”，為軍統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趙容德便是其中之一。
這批電臺偵測車幾乎24小時不間斷地在北平街頭遊蕩，然而北平地下電臺並未意識到危險靠近。加上當時又是一個特殊時期，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中央決定主動撤離，以套住胡宗南兵力。
中央機關在轉移過程中難以及時獲知外界訊息。此時北平地下電臺不僅要將戰時的大量情報發往陝北，還要報發社會上一些公開資訊。因此電臺工作時間遠遠超過保密規定時間，常常連續工作三四個小時，最長時達到7個小時。這客觀上為特務檢測電臺提供了便利。
最終，保密局的特務們確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大街、北池子大街之間的區域有一個異常訊號，每天早上6點就開始發報。然而這一帶居民密集，衚衕如麻，當時的電臺偵測裝置並不能精確到具體位置。
按照傳統的電臺定位手段有兩種方法：第一在電臺工作時分割槽停電，只要停到誰家電臺發報中止就能確定目標；第二當時電臺已經算大功率電器，只要查出電費超高的住戶，也能確定目標。
但這兩種方法都有缺點——無法確保掌握到確鑿的證據，還很容易驚動目標。時任保密局北平特別勤務組組長的谷正文思來想去看到一個人——段雲鵬。
段雲鵬曾是平津地區有名飛賊，在北平拜師學得一身飛簷走壁的絕活，曾盜竊過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官邸以及平津地區一些著名商場。後來被軍統逮捕，並吸收利用。
電臺培訓
谷正文讓段雲鵬每天天不亮就爬上屋頂，監視這一帶的動向。但由於房屋實在太多，段雲鵬連續蹲守了10多天毫無所獲。最後特務們商量將範圍縮小：一是天不亮發報，家裡必須要亮燈；二是要發報，家裡必須架設高大天線。
又經過一番摸排，特務們發現交道口京兆東胡同24號院有一個奇怪的天線，它不僅架得高，天線也拉得很長。谷正文決定把電臺偵測車開到附近，同時安排段雲鵬專門蹲守這一家。
經過幾天的觀察，段雲鵬發現這一戶每天6點左右開燈，一個男子洗漱完畢後會拿出一個木箱子擺到桌上，然後戴上耳機。雖然他背對著窗，看不清具體在幹什麼，但樣子很像是在發報。同時，電臺偵測車也聽到發報聲。
幾乎可以肯定，這一戶就是電臺所在地。不過狡猾的谷正文並沒有立即出手，他要抓“活電臺”。如果在電臺發報時進行抓捕，必然會驚動收報方。最佳的抓捕時機是剛發完電報的短暫時刻。這樣不僅不會驚動收報方，還可以將該電臺利用起來，大有文章可做。
一天清晨，段雲鵬看到發報男子正準備將木箱收起來時，給特務們發出了訊號。門外的特務便破門而入，抓住了院子裡的四個人，即李政宣及其妻子張厚佩，孟良玉及其妻子李毓萍。
特務們還查獲了大量電報底稿，其中不少是潛伏在北平的情報人員親手所寫。其中有一份是李政宣寫的關於違規發報的檢討書，這等於將餘心清暴露。
李政宣、孟良玉被捕後不久就叛變，供出了許多重要情報人員。尤其是李政宣記憶力非常好，他寫給軍統的名單就有兩頁紙。隨後，軍統特務又順藤摸瓜將北平、瀋陽、承德等地的紅色電臺破壞。
當然，李政宣級別並不高，知道的情況有限，僅他一個人叛變，絕不會導致整個情報系統被破壞。北平電臺案中還有一個更關鍵的人物叫王石堅，他是西安總檯臺長。他發展了大量情報員，建立起一個以西安為中心，連線北平、瀋陽、保定、蘭州等城市的情報系統，被稱為王石堅系統。
李政宣叛變後，軍統特務命令他正常與西安聯絡，麻痺王石堅，為破壞各處電臺爭取時間。直到事發後的第4天，軍統特務到西安抓捕了一個情報員，王石堅才覺察到異常。只是他仍不確定北平電臺是否出事，決定親自到北平檢視。他買了機票，正要登機時，被特務抓捕。
謝士炎烈士
王石堅被捕後也向敵人自首，供出了更多的情報人員，波及整個北方情報系統。特務們查到京兆東胡同24號院的房東身份特殊。他叫袁永熙，是北平市民政局的科長，也是陳布雷的女婿，他和妻子陳璉都是地下黨員。軍統特務將袁永熙夫妻一併逮捕。
在北平電臺案中，叛徒對組織造成的傷害遠遠大過敵人。
當然紅色特工從來不缺硬骨頭，被捕的11戰區長官部軍法處少將處長丁行之、作戰處少將處長謝士炎、代理少校作戰科長朱建國、主任參謀孔繁蕤、北平空軍司令部中尉參謀趙良璋等5人，任憑敵人嚴刑拷打，始終沒有背叛組織，最終被敵人殺害，他們被稱為“北平五烈士”。
此外，也有一些人員幸運逃脫。最初幫助餘心清發報的陳融生在事發前已經奉命撤離，王冶秋與軍統特務擦肩而過驚險逃脫。還有我們上一篇文章說過的東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趙煒，到北平送完情報冒險返回瀋陽，發現情況異常後機智逃脫。
餘心清被關押在監獄，但老蔣害怕得罪西北軍系統，並未處置他，李宗仁上臺後將其釋放。陳璉夫婦堅決不承認自己的身份，後由老蔣交給陳布雷“嚴加管教”。據王琚回憶，組織原本打算用被俘的軍統總務處處長沈醉交換王石堅，但未能實現。王石堅去了對岸，後來在敵特務系統工作。
事發後，中央立即採取了應對措施。周恩來電令情報部門，要求立即割斷各種橫向聯絡，對其他情報人員給予更嚴格的指示。迅速查明北平電臺被破壞真相，研究營救情報員方案。
這些事務大多由李克農處置，據王琚回憶，李克農因為過度悲痛和焦慮大病了一場。兩隻眼睛腫得像桃子，嗓子啞了，十多天說不出話了。他的妻子說他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心臟也不好了。即便這樣，李克農仍然堅持工作，避免情報系統遭到更大的破壞。
後來，李克農還主動向中央寫出檢查報告，請求處分。周恩來認為即便是武裝鬥爭也有失敗的時候，更何況隱蔽鬥爭，只要認真吸取教訓，做好善後工作即可。為了勉勵李克農，他最終決定“不必議處”。
北平電臺案確實給紅色情報系統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但也未達到特務頭子所說的“搞壞了半壁天下”那麼嚴重。
王石堅系統只是眾多情報系統中的一個，與之平行的還有潘漢年系統、吳克堅系統、劉少文系統等等。即便在王石堅系統的中心西安，也活躍著幾個中央情報部直接領導的隱蔽力量。紅色諜網仍然正常執行。
當時解放戰爭已經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中央對情報的依賴越來越輕，後來的歷史事實也證明，北方情報系統的破壞並未影響解放戰爭程序。
回過頭來看，北平電臺案的發生其實很難避免。當時北平發展的情報人員和策反人員許多都來自第11戰區，他們原本就非常熟悉，這種人脈上的聯絡是難以切斷的。加上王石堅發展和控制的情報系統過於龐大，中間又發生了許多不必要的橫向聯絡。所以波及的範圍才如此之廣。
北平電臺案是一個血的教訓，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正是由於一些人忽視了組織紀律，遇到危險後信念又發生了動搖，才給組織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不論任何時候，強調紀律和信仰永遠不會過時。
俗話說失敗乃成功之母，正是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訓，組織才日益完善和強大。這也是犧牲的烈士偉大之處，他們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奠定了今天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正如烈士謝士炎在獄中作的詩“多少頭顱多少血，續成民主自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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