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識時務者為俊傑”。
這句話語出《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晉·習鑿齒《襄陽記》：“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臥龍、鳳雛。”
臥龍、鳳雛便是我們熟知的三國時期的諸葛亮與龐統龐士元，他們都是三國時期著名的謀士和智囊。他們因為識時務，所以被稱為俊傑。
同樣是三國時期的呂布，頗識時務，為什麼不能被稱為俊傑，只能被稱為梟雄呢？
呂布殺丁原，認董卓為義父，後來又殺董卓，投袁紹，一直奔走在識時務的路上，可為什麼到頭來只是一個梟雄？
以至於後來人調侃道：“人中呂布，專捅義父！”以為世人笑餌。
那諸葛亮和龐統為什麼就因為識時務而被認為是俊傑呢？
三國時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滅袁術袁紹的勢力，一統北方，在之後的三國時期，勢力最為強大。
蜀國雖然是三國之一，但是實力最弱，孫權的吳國也要更強大一些。
三國演義中，說諸葛亮未出茅廬，便知天下三分。由此可見，諸葛亮對於天下形勢的把握是很準確的，孰強孰弱，他心知肚明。作為和他齊名的鳳雛龐統，對天下形勢恐怕也已經瞭然於胸。
若以識時務論，他們應該選擇勢力更強大者，比如曹操，孫權。但是他們卻選擇了劉備。
或許有人說，曹操麾下謀士如林，孫權麾下週瑜嫉賢妒能，都不利於他們施展才華。這或許是一種觀點。
但我更傾向於另外一種觀點，那就是他們認為劉備才是漢室正統，其餘雖然勢大，但都不過是一些亂臣賊子。
在他們的眼中，天下勢力的強弱未必是他們眼中的“時務”，而他們眼中的“時務”是天下大義之所在。
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難道不識天下知時務？同為戊戌變法的主要領導人物，他難道不如康梁識時務？康梁之徒能及時抽身而退，他當然也可以。
可是他沒有，因為這不是他認為的天下時務！他認為的天下時務在於天下大義！
維新變法失敗之後，他曾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或許才是譚嗣同心中的天下時務。
還有我們那些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他們哪個不是有見識有格局的人物？他們難道看不清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現狀嗎？他們當然可以選擇依附列強和軍閥，榮華富貴自不必說。
可是他們為什麼選擇捨生忘死，縱使受盡折磨，卻“雖九死其猶未悔”？
因為當時的列強壓迫，軍閥混戰，縱使依附他們可以獲得榮華富貴，可這不是他們心中的天下時務。
他們的時務在於天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百姓！他們的時務在於當時被戰爭打得支離破碎的中國！
不知從何時起，這句話竟然成為了勸降或是自我安慰的專用語，豈不可笑？
世人說這句話的時候，往往只關注到了這句話表面的意思，認為時務就是指天下的時局，勢力的強弱。識時務，就是指的能夠看清天下勢力強弱，懂得依附強者。
世人認為，舍弱就強者，就是識時務，就是俊傑。
這是因為他們錯誤地理解了時務的本意。時務本應該指的是天下大義之所在。識時務就是指心中懂得天下大義的所在，這樣的人才值得被稱為俊傑。
那些以自身眼前利益為時務者，擔不起俊傑之名，只不過是一些宵小之徒罷了！
心中無大義，妄自稱俊傑！
——梅塵有觀點，格物致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