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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眼中，對郭汝瑰的認知往往是停留在他是一位著名的“紅色特工”，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有殊勳的一位人物。
但是，如果僅僅把對郭汝瑰的認知停留在這個層面，那可就太低估郭汝瑰的才華了。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紅色特工”，而且還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戰略家，尤其擅長戰役謀劃。在抗戰初期的武漢會戰中，正是由於郭汝瑰的犯顏直諫，促使蔣介石和陳誠改變了武漢會戰的戰略方針，使得武漢會戰既殲滅了大量的日軍，又儲存了中國軍隊的精華，為接下來的相持階段提供了保障。
郭汝瑰也由此進入了蔣介石的視野，被視為“全能將校”進入了國民政府的軍事核心，為日後成為著名的“紅色特工”奠定了基礎。
1938年5月19日清晨，徐州。
就在日軍偵察機飛臨徐州上空的時候，已經在徐州堅守2月之久的第五戰區長官部在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率領下已經跳出了日軍的合圍圈，遠在徐州百里之外了。
事後，李宗仁向南京國民政府報告：我百萬大軍離心退卻，如入無人之境，無一師被殲滅。
同時，在徐州前線指導作戰的日本軍部各位觀察員們也向大本營報告：徐州之戰，戰果微乎其微。
以我中華地域之廣大，日軍就算是再怎麼樣集結兵力，充其量就是拆了東牆補西牆。只要是我前線指揮官們抱定堅定的信念，不被日寇所嚇倒，待到衝過敵軍的一兩道封鎖線之後，就會如入無人之境，日軍根本沒有充足的兵力來進行攔截。這也是徐州會戰後期，中國軍隊在戰局不利的局面下能夠安全突圍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徐州突圍後，李宗仁在接見記者們時非常嚴肅地指出：
八方烽火會武漢，武漢將是下一階段中日戰爭的新焦點。
得中原者得天下。這個道理中國人懂，惦記了中國幾乎一個世紀的日本人也懂。
抗戰爆發以來，中國北部和東部的國土陸續淪陷，隨著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落入日寇之手，當時中國的大城市中僅有位於長江和京漢鐵路之中的武漢了。
1937年12月，隨著日寇佔領南京，其信心一度爆棚，他們認為，屢敗屢戰的南京國民政府在丟失了首都之後，下一步最可能的就是向日本乞和，為此，他們甚至已經擬好了乞和條件。可現實卻大出日本預料，南京國民政府是大打大陪，小打小陪，絲毫沒有向日本乞和的意思。為此，自覺丟了面子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悍然宣佈：
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蔣介石聽到日本的聲明後，頓覺大受刺激，在他看來，日本明著說是‘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其實不就是不以我蔣介石為對手嗎？
痛定思痛之下，蔣介石做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決定，那就是辭去所有兼職，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從此之後專心率軍和日本打仗。
既然下定決心要徹底打垮國民政府，那麼軍事行動隨即就要展開，日本把目光盯在了當時中國碩果僅存的大城市武漢身上。
李宗仁 圖片來自網路
可要攻佔武漢，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徐州問題。不然，從北方南下的部隊根本無法靠近武漢，更無法與從南線向武漢發動進攻的日軍南北呼應。如果能夠在徐州殲滅中國軍隊主力，那日軍主力就可以利用平漢鐵路南下與南線日軍會攻武漢。
因此說，徐州會戰其實是武漢會戰的一次前哨戰。
可令日軍沒想到的是，第五戰區在李宗仁的率領下奮起抵抗，在臺兒莊戰役中大破日軍板垣徵四郎的第五師團和磯谷廉介的第十師團，使日軍損失2萬餘人。為此，報復心強烈的日軍隨即增兵，要在徐州地區徹底殲滅第五戰區主力，以報一箭之仇。
而蔣介石受到臺兒莊勝利的鼓舞，也想再打幾次像臺兒莊這樣的勝仗，因此也調集幾乎所有的主力部隊向徐州方向集結。到了1938年的3月，集結在徐州地區的雙方兵力已經超過了百萬，大戰異常慘烈。
客觀地說，蔣介石此時調動大兵進入徐州地區是一個戰略上的失誤，因為徐州地區是平原地帶，有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的發揮，而國民政府的部隊一部分是所謂的雜牌軍，另一部分是從南京突圍而出的部隊，雖然都有著強烈的抗日御侮的信念，但從戰力上講是不如日軍的。如果這個重兵集團在徐州遭到日軍沉重打擊，那將對日後的抗戰極為不利。
好在蔣介石發熱的頭腦及時清醒過來，這才有了本文開頭第五戰區及時撤兵徐州的一幕。
按照日本的想法：透過武漢作戰，可以做到武力解決中國事變大半的目的；只要是控制了武漢，即可控制中原，進而從實質上支配中國。
因此，日本軍方認為，攻佔武漢很有可能成為中國乞和的下一個契機。他們的判斷依據是，此時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屢戰屢敗，但蔣介石手中仍然握有近200萬左右的兵力，只有在武漢徹底消滅這支中國軍隊，使蔣介石失去賴以抵抗日本的本錢，他才能乖乖坐到談判桌前，接受日本的條件。
可事實證明，日本人確實想多了。從他們佔領武漢那一日起，才是真正陷入到了戰爭泥潭的開始。
1938年5月底，日本下達了實施武漢作戰的命令，並在國內緊急動員40萬兵力用於中國戰場，同時停止所有在中國大陸作戰部隊回國的調動。
不過，隨後的一幕卻暴露出了日軍底氣的不足。
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日軍狂妄不已，四處宣揚所謂的“三個月內結束戰爭”。可是戰事一開，戰局卻大出日軍預料，不僅三個月沒有結束戰爭，連半年也沒有結束戰爭。現在離開戰已經接近一年的時間了，日軍仍然沒有在中國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因此，此次發動武漢會戰，日軍大本營就顯得底氣不足。
1938年6月15日，日本政府和軍部高官們來到皇宮召開御前會議，準備就武漢會戰問題回答天皇的提問。
發問：集中國力實施武漢作戰，能夠達到結束事變之目的？
面對天皇的詢問，時任陸軍大臣的板垣徵四郎倒是很想慷慨激昂一番，可是，作為參加過臺兒莊戰役的第五師團師團長，板垣心裡很清楚，要想在短期內依靠發動一兩次戰役就能解決中國問題，那純屬痴人說夢。可他又不敢把這個問題挑明瞭說，在思量了好長時間後，板垣只得說了一句模稜兩可的話：
陸軍方面期待，透過此次會戰捕捉結束事變的機會。
好在日本天皇沒有過多難為板垣，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
......此次作戰，動員國力之大前所未有，切盼不至變為虛擲。
就在日本在為武漢會戰增兵添將，摩拳擦掌的時候，南京國民政府也沒閒著。就在日本召開御前會議的幾乎同期，蔣介石也和他的德國顧問們就如何防守武漢問題交換了意見。
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 圖片來自網路
客觀地說，別看此時德國和日本之間眉來眼去打得火熱，但是對於德國顧團來說，他們對於顧問的職責還是盡心盡力的。
自抗戰全面爆發以來，在淞滬戰場、南京戰場、徐州戰場都活躍著德國顧問們的身影，以至於日本向德國提出了強烈的抗議，認為正是德國顧問們的存在，才使得日本在中國的戰事久拖不決。其實，這些都是日本軍方在為自己在中國戰事不順利強拉來的遮羞布，這更加暴露出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們的無能。德國顧問們是在抗戰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絕不是決定性作用，如果沒有全體中國軍民的奮起抵抗，哪裡會有武漢會戰前的戰略態勢？
德國顧問們雖然盡心盡力，但是在抗戰中的實戰效果中卻不盡人意。
要論德國顧問們在南京政府的整軍方面確實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他們的指導下，國民政府樹立了新的整軍思想，並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建立了像36師、87師、88師等德械師，在隨後的抗日戰爭中立下了殊勳。但這並不意味著德國顧問們提出的建議不存在問題。
無論是德國也好，日本也罷，他們的軍事戰略都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囿於國土面積所限，他們嚴重缺乏進行大範圍戰略迂迴穿插的機會。
就以日本為例，南北長東西短，毫無戰略縱深可言，日軍想要組織一場大範圍的戰略迂迴穿插演練都不可得。即使在地圖上進行推演，但這種在地圖上進行的演練即使再完美，可在實戰面前又能有發揮出多大的效力呢？
要論日軍，在具體的戰術運用上可謂是摳到了極致，可是在大戰略面前的水平卻委實不能令人恭維，這也是日本為什麼出不了戰略家的根本原因。
德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其國土面積不過中國的一箇中等省份，國土縱深情況雖比日本稍好，但是具體的地形地貌卻遠沒有中國這麼複雜。因此，單純地把在一戰中行之有效的防禦戰術照本宣科地用在中國，就犯了嚴重的錯誤。
南京保衛戰之所以敗得這麼慘、這麼快，損失這麼大，固然有唐生智指揮失誤的問題，但不能否認的是，德國顧問團在戰前給設計的防禦部署也存在著致命的缺陷。
戰前，按照德國顧問們的設計，南京外圍共設定了兩道國防永久工事，南京內線也設定了外圍和復廓兩道陣地，可謂是堅不可摧。按照軍事常識，如果一場戰役分為內外兩線的時候，如果外線我方兵力稀疏，敵人的兵力自然也不會過於集中，我方的活動就會顯得自由；當我方兵力密集的時候，敵方兵力自然也會集中，我方的活動就會嚴重受限。南京保衛戰就是內外兩線作戰，可是絕大多數兵力都集中在內線，日軍自然也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內線方向。而中國軍隊經過了淞滬會戰，戰力大損，幾個委以重任的德械師更是傷亡過半，面對著具有絕對武器優勢的日軍勢必不能持久。而且，南京周邊河網密佈，如果戰敗，想要撤出南京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這種防禦部署，日軍只要是突破了一點，就可以迅速擴大突破口，而中國內線軍隊在缺少了外線的有力配合時，要麼戰死，要麼被俘，連一條退路都沒有。
蔣介石與陳誠 圖片來自網路
經過實踐證明，德國顧問們給南京設計的防禦計劃是不可行的，如果武漢三鎮的防禦部署仍然按照這個計劃來實施，真的是後果難料。以武漢周邊的地理形勢來看，如果武漢的防禦被日軍突破，中國軍隊面臨的結局恐怕比南京還要慘。
可德國顧問們卻並不這麼認為，他們仍然按照他們的設計認真負責地在履行著自己的職責，可以說是手把手地教中國官兵們如何構建陣地，如何偽裝，如何完成交叉火力網設定、如何不留射擊死角等等。
要從德國顧問們的工作態度來看，絕對沒得挑。
可是，時任武漢衛戍區總司令的陳誠卻總感覺到事情好像不是那麼回事。
其實，不僅是陳誠，很多參加過南京保衛戰後突圍而出的國軍將領們也認為這種打法好像不對頭。可是，由於德國顧問們深受蔣介石器重和倚重，軍中諸將也沒有人敢於站出來批評德國顧問們的戰法。
直到有一天，實在按捺不住自己擔憂的54軍參謀長郭汝瑰找到了自己的頂頭上司武漢衛戍總司令部參謀長郭懺，向他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武漢保衛戰搞得又是一個環形背水陣，全不吸取南京保衛戰的教訓......幾十個師放在環形線上，一旦一點被突破，幾十個師都有被壓迫於水際而殲滅的危險。
面對郭汝瑰的擔憂，郭懺讓他考慮一下有沒有其他更為合適的方案，然後直接向陳誠反映。
不久，陳誠召開軍事會議，主要議題就是聽取對武漢會戰的不同意見。可此時郭汝瑰雖然有想法，但是並沒有形成方案，因此並不想冒失提建議。不料，坐在他身邊的14師師長陳烈卻主動給陳誠遞了一個條子：
54軍郭參謀長對作戰方案另有所想。
既然捅破了這層窗戶紙，郭汝瑰也就放下了之前的顧慮侃侃而談：
我認為，目前的方案不是修改完善的問題，而必須推倒重來。
一言既出，舉坐皆驚。在郭汝瑰的口中，按照德國顧問們的建議進行的武漢防禦體系的建設就是一副純粹捱打的架勢，這個弊端在南京保衛戰中已經顯露無疑。
緊接著，郭汝瑰提出：
武漢作戰應置主力於外圍，利用幕阜山和大別山的有利地形與敵周旋，以空間換時間，尋機予敵於打擊。待到日軍逼近武漢時，防守武漢的主力部隊應適時自行撤退，憑藉武漢外圍的有利地形與敵周旋。如此，則武漢作戰可以持久，我軍之有生力量得以儲存。
這是一個與德國顧問們截然不同的方案，其核心思想是：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
拋開陳誠本人對德國顧問們的策略的疑慮，單純從郭汝瑰全盤推翻這個由德國顧問設計、蔣介石首肯、陳誠負責實施的策略，在上下級之間等級森嚴的國民黨軍隊中，確實是勇氣可嘉。如果陳誠不接受，甚至扔給郭汝瑰一雙小鞋，那都是很有可能的。可是這次，面對郭汝瑰的冒犯，陳誠卻罕見地沒有發怒，要知道，陳誠並不像外界描述的那般寬厚，對於違逆自己的人，陳誠整人的手段還是很驚人的。何況，郭汝瑰這次是全面否定了陳誠的部署，並且是把之前的部署譏之為全面捱打的。
郭汝瑰 圖片來自網路
對於郭汝瑰的犯顏直諫，眾將領皆替郭汝瑰捏了一把汗。這可真是郭矮子懟上了陳矮子，就看陳“小鬼”如何修理郭“小鬼”了。
在國民黨軍隊中，陳誠和郭汝瑰因為身材矮小，都被大家戲稱為“矮子；又因為二人都擅長機謀，所以又都被稱為”小鬼“。
就在眾將忐忑的時候，陳誠的反應卻出乎所有將領意料，不僅全面接受了郭汝瑰的意見，又對郭汝瑰大加讚賞：
這個郭矮子，還真有兩把刷子。
事後證明，郭汝瑰的判斷基本上正確。
陳誠也沒有因為郭汝瑰沒有給自己顏面而打擊報復，反而是立即提拔郭汝瑰為第20集團軍參謀長。
思路變了，具體的戰略部署隨即進行了大幅調整。沿長江兩岸，南京國民政府重新劃分了戰區，長江北岸和漢水流域由第五戰區負責；在長江南岸新設立第九戰區，由陳誠擔任總司令。同時，大量的兵力集結在武漢周邊地區，共計124個師過百萬人。
綜觀武漢會戰，中國軍隊並沒有在武漢這個彈丸之地與日軍死拼硬打，而是利用武漢外圍廣闊的天地與日軍周旋，經過了四個月的苦戰，中國軍隊完成預定作戰計劃之後，主動放棄了武漢。
日軍雖然最終佔領了武漢，但是殲滅中國軍隊主力的任務並沒有完成。而中國軍隊則一分為二，第五戰區部隊儼然是懸在日軍武漢佔領軍頭上的一把“鐵錘”，第九戰區部隊好似一把隨時能夠切斷日軍水上交通線的鋼刀，嚴重製約著日軍的行動。而日本在集舉國之力發起的這次大戰後，戰力已經到了極限，就像一根已經嚴重拉長的橡皮筋，再要發力，就要面臨著被拉斷的危險，因此只得放棄了速戰速決的既定戰略。
武漢會戰後，中日戰爭的轉折出現，戰爭狀態進入了對日本最為不利的戰略相持階段。
這正是，郭矮子全面推翻陳矮子，陳“小鬼”大力提拔郭“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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