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鶯鶯與張生的故事和元稹的個人戀愛經歷相關，在中國先後被書寫為唐傳奇《鶯鶯傳》、宋傳奇《張浩》、元雜劇《西廂記》等文學名作。“顏色豔異，光輝動人”的崔鶯鶯走出了文學文字，被陳居中、唐寅、仇英等歷代畫家反覆描摹，成了後世文人士子的畫中愛寵；她還出現在京劇、崑曲、越劇等各大地方劇種中，至今依然活躍在五湖四海的舞臺上。她的故事不僅在中國家喻戶曉，也是東亞漢字圈文人津津樂道的文學遺產。才貌雙全的崔鶯鶯是東亞公認的佳人，恰如小說《十美圖》所言：“這些紅顏皓齒，妖冶風流的，叫作美女，不是佳人。古來唯有崔鶯鶯可當‘佳人’二字。”隨著《鶯鶯傳》《西廂記》等文字在東亞漢字圈的廣泛傳播，崔鶯鶯也“旅行”到了朝鮮、越南、日本等國。各國文人不僅對她評頭論足，還塑造出一個個本土化的“崔鶯鶯”來，呈現出眾聲喧譁的有趣圖景。
鶯鶯“東遊”朝鮮之後，反響強烈。金萬重小說《謝氏南征記》中喬氏在家中彈琴，唱的就是鶯鶯所作之詩：“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金時習小說《李生窺牆記》也模仿《西廂記》，寫了一位長於詩賦的“巨室處女崔氏”與才子李生邂逅，崔氏也仿效鶯鶯主動相約，書八字曰：“將子無疑，昏以為期。”小廣主人感嘆道：“餘讀《西廂記》，以為天下奇文，後世更無如此才子矣，更無如此佳人矣，更無如此奇文矣。”以上種種，均顯示了崔鶯鶯及《西廂記》在朝鮮文人心中地位的不同凡響。
不過，中朝文人在評價鶯鶯時往往呈現出有趣的矛盾心態。晚明文人金聖嘆雖然對崔鶯鶯情有獨鍾，對她的某些行為卻深感不滿，批評她不能理解張生追求事業的重要性，只是一味沉溺於兒女情長，不符合佳人的要求。佳人應該賢淑聰慧，超凡脫俗。這是典型的以理抑情的觀點。情理衝突在金聖嘆對《西廂記》的評點和改作中尤為明顯，而他的觀點也流播深遠，影響了朝鮮文人的創作。朝鮮小說家小廣主人接受了這一觀點。他因不滿於俗本《春香傳》中才子佳人的妖冶放蕩，在其評點小說《廣寒樓記》中把春香與夢龍改寫成至高至純的才子佳人。小廣主人筆下的春香可以視為朝鮮版的鶯鶯，但他依據儒家禮教對其進行了理想化處理，尤其突出其保節明志的品格。小廣主人對比了《廣寒樓記》與《西廂記》，在他看來，雖然都是違背禮教，但鶯鶯主動幽會張生，比春香更加出格；他更欣賞春香被動等待的模式，認為《廣寒樓記》中的夢龍與春香是更完美的才子佳人。他的評語認為《廣寒樓記》處處優於《西廂記》，而其主要依據在於春香更守貞潔，顯示其心中時刻都繃著禮教之弦。無論是中國的金聖嘆還是朝鮮的小廣主人，他們在文字中都表現出了情理衝突的矛盾性。
無獨有偶，越南版崔鶯鶯也與朝鮮版相仿，這在漢文小說《鵲為媒》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才子海晏與佳人慧珠的身世、相逢都仿照張生、鶯鶯而設定，只是其媒介由紅娘變成了一隻喜鵲。在故事的結尾，海晏也是在會試中連中三元，科場得意，遂得與慧珠喜結良緣。最後作者感嘆道：“世間夫婦，多有不平事。或美而配醜，或智而從愚，以鳳伴雞，以牛同驥。故崔、張起嘆於《西廂記》，釵、黛同嗟於《紅樓夢》。”《鵲為媒》中的女主角慧珠，可以視為越南版崔鶯鶯。不過，小說弱化了才子佳人婚前自由戀愛的情節，互通心意僅憑書信往還。慧珠為人謹慎小心，絕無鶯鶯的主動相約、自薦枕蓆，也就強化了她的恪守禮教。
在日本，崔鶯鶯雖不及楊貴妃那般家喻戶曉，卻也和卓文君、司馬相如、宋玉、潘安、衛玠、李白等共同成為日本漢文學中常見的中國典故。小說家三木貞一（1861-1933）對崔鶯鶯尤為鍾愛，在其漢文小說代表作《新橋八景佳話》《情天比翼緣》中多有對《西廂記》的模仿。在《新橋八景佳話》中，三木貞一化用了寶、黛共讀《西廂記》的情節。才子梅雪操下雪天在家讀《西廂記》，讀到《西廂記·酬簡》的時候，恰好得到名妓小紅的簡帖。梅雪操得信便去看望小紅，向她介紹《西廂記》，稱之為“才子美人佳話”。梅雪操說：張生託紅娘寄詩給崔鶯鶯表明自己的誠心，而“鶯鶯好生怒張生不禮，責之令無復言”。小紅插嘴道：“鶯鶯那個好生古怪了。”小紅從自然人性的角度認為鶯鶯所謂的“禮”虛偽可笑，難以理解。這自然與她的妓女身份有關，也與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思想解放有關。明治時代的日本女性在愛情中相對自由，很少會表現出情與理的衝突。在如何評價崔鶯鶯這一問題上，中日小說中人物的態度對比強烈：黛玉表面排斥寶玉將自己比作“傾國傾城貌”的崔鶯鶯，內心卻深受觸動，與鶯鶯同病相憐。小紅難以理解鶯鶯表裡不一的態度，主張真情至上。
《情天比翼緣》中的女主角香玉更是日本版的崔鶯鶯。鶯鶯約張生月夜私會，香玉也主動約心上人翠郎月夜私會。鶯鶯有個調皮的侍女名叫紅娘，香玉也有個調皮的侍女名叫梅香。香玉自謙語中有“妾並無崔鶯之姿”等句，更是將兩者明確相連。不過，香玉比鶯鶯要更為果敢，不僅主動逃婚私奔，被賊人賣入青樓之後，更是忍辱負重，以此作為尋找戀人的途徑，最終迎來了大團圓的美滿結局。由此，可以感受到鶯鶯“遊歷”日本之後發生的變化：她一定程度上掙脫了禮教的束縛，更符合自然人性，具備了現代女性的某些特徵。
對比東亞各國文人對崔鶯鶯的評價、改寫可以發現，鶯鶯的面貌在古代朝鮮、越南都受制於儒家禮教的規約，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則更近於獨立自主的新女性。程朱理學的力量越是強大，揚理抑情的傾向就越明顯，也就越容易批評崔鶯鶯不合禮教之處，或借用本國文字對其形象加以修飾、改編，使其符合當時的儒家倫理。鶯鶯形象之所以會在東亞四國呈現出差異，與各國的社會體制、時代背景以及對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密切相關。觀察崔鶯鶯在東亞的“旅行”，我們得以重新評估古典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與價值，也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球性意義。
（作者：狄霞晨，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