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之前寫過《毛主席說他是“名旦”，朱德說他是軍事家，說說你不知道的李富春》一文，深情地講述了做了21年的國務院副總理、並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了正國級領導人的李富春的一些革命往事。
李富春早年赴法勤工儉學，回國前，繞道蘇聯，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接受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系統教育和訓練。回國後，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第2軍的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被授予中將軍銜，在北伐戰爭中大放異彩。因此，他被朱老總稱讚為“對我軍的建立立下了大功”的軍事家。
但是，李富春最擅長的工作還是搞經濟建設，他在江西蘇區、在延安，以及新中國成立後，主要從事的還是經濟生產和財政方面的工作，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的成就，曾被毛主席將之與譚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並列在一起，稱讚為中國經濟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在《毛主席說他是“名旦”，朱德說他是軍事家，說說你不知道的李富春》一文的結尾處，老覃提到，李富春與女革命家蔡暢在法國結了婚，併產下了女兒李特特——這是李富春和蔡暢唯一的孩子。
今天，老覃就專門來講講李特特。
老覃在今年春寫的《秋瑾的彪悍人生：家暴老公，勒索家公，揚刀威嚇魯迅，情困監斬官》一文裡面提到：鑑湖女俠秋瑾在湘潭的時候，經常與曾國藩的堂弟媳唐群英、曾國藩的侄女婿葛葆吾之女葛健豪往來，她們三人豪氣不讓鬚眉，無論是賦詩填詞，內容不作女兒態，全部是寄託家國情懷的佳作，時有“瀟湘三女傑”之稱。
這“瀟湘三女傑”中，名氣最大的無疑是秋瑾，最低的則是唐群英。
葛健豪介於二者之間。
葛健豪的成就，主要在幕後——她養育出了中國共產革命史上四個中央委員：兒子蔡和森、兒媳向警予、女兒蔡暢、女婿李富春。
蔡和森、向警予、蔡暢三人赴法勤工儉學時，葛健豪已經53歲了，她變賣家產，隻身跟隨，一同到了法國，此舉驚世駭俗，被輿論界稱譽為二十世紀“驚人的婦人”。
葛健豪病逝於1943年3月16日，毛主席提筆寫下12字輓聯：“老婦人，新婦道；兒英烈，女英雄。”
話說回來，葛健豪偕向警予、蔡暢於1920年2月7日來到在位於巴黎東南方向的蒙達爾紀城，進入了蒙達爾紀女子公學，一邊學習，一邊做工，生活非常艱苦。
李富春是湖南長沙人，與蔡暢同在1900年5月出生，當時都是20歲，但他比蔡暢一家早了兩個月到法國。
李富春是搞經濟生產的行家裡手，到了法國，腦筋活，人又勤快，先到英倫海峽邊的勒阿爾市一家軍工廠打工，不久，另謀到了一份火車司機的差事，聯絡起法國同行，包修火車頭，賺了很多錢，被同到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稱為“李富翁”。
李富春在長郡中學求學時就與蔡和森相識，聽說蔡和森到了法國，自然經常過來討論革命，共同鑽研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
一來二去，李富春就和蔡暢相熟了。
原本，為了革命，蔡暢是抱定“獨身主義”的。
老覃在這裡感慨一下，中國的這一批革命家是何其偉大，他們以匡扶濟世、拯救中國為己任，真正的是“為大家、舍小家”。
周恩來早年也是抱定“獨身主義”的，後來遇上了真愛鄧穎超，才結成了革命夫妻。
蔡暢的情況與周恩來相似，因為遇上了真愛李富春，他們也結成了革命夫妻。
多年之後，蔡暢回憶，李富春最讓她動情的地方有兩個：一、1921年2月28日，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等人組織中國學生向中國駐法公使館發起了爭取“生存權”和“求學權”的鬥爭，法國警察前來鎮壓，場合異常混亂，李富春為救護蔡暢，腦袋被警察打破，鮮血直流，栽倒上地上；二、1921年9月，為了反對北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迫害，蔡和森、趙世炎、陳毅、李立三等人到里昂的中法大學遊行，要求入校讀書，結果被捕入獄。葛健豪和向警予急得不行，四處奔走，焦頭爛額，最終病倒在床。就在蔡暢孤援無助之際，李富春聞訊而來，忙前忙後，給病人予以精心照顧。
就這樣，在革命的道路上，兩個年輕人心心相印，澆灌出了愛情之花。
1923年春天，在鄧小平的見證下，他們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館裡用幾杯葡萄酒完成了簡單的婚禮，正式結為夫妻，開啟了一生漫長而幸福的婚姻旅程。
婚後不久，蔡暢發現自己有了身孕，她擔心孩子的出生會影響革命事業，決定放棄做母親的權利，做人工流產。
李富春對妻子的想法表示認可。
幸好，蔡暢母親葛健豪堅決反對。她準備犧牲自己的學業全力撫養即將來到人世的這個小孩子。
另外，當時法國的法律是嚴禁婦女墮胎的。
這樣，李富春和蔡暢唯一的女兒才得以降生。
葛健豪認為，這個孩子未出生之前的這段經歷很特別，因此給她起名“特特”。
小生命的降臨給小夫妻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歡樂。
但是，為了在日後的革命生涯中不再受兒女羈絆，蔡暢不但做了絕育手術，還強忍著離別的痛苦，離開了尚在襁褓中的女兒，和丈夫繞道莫斯科，回國工作。
由於蔡和森與向警予已經在1922年先後歸國，即在蔡暢夫妻於1923年9月離法去蘇聯後，葛健豪就帶著小外孫女李特特輾轉歸國。
葛健豪歸國後，除了細心照料著孫兒孫女外，還積極投身湖南的婦女解放運動，與唐群英、王昌國等人倡議恢復了湖南女界聯合會。在1925年夏，她還辦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職業學校，同時擔負了黨的接頭任務。
1928年，蔡和森的二哥蔡麓仙和向警予先後為革命犧牲。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蔡和森把老母親安排回到了老家湖南永豐。
老覃在《中央委員、理論研究專家，眼光高出時人五十年，被釘牆上壯烈犧牲》一文中寫了，蔡和森犧牲於 1931年6月間，他的四肢被釘在牆上，胸脯被敵人的刀戳爛，境況非常慘烈。
葛健豪的丈夫蔡蓉峰在1932年去世，葛健豪不得不到距永豐十多華里的石板衝租種了幾畝地，定居了下來。
就這樣，李特特和表姐劉昂、表弟蔡博在鄉下斷斷續續地讀完了小學、初中。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已經開始了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才將一些烈士遺孤和領導的子女集中到了延安，並在1938年送往莫斯科國際兒童院。
李特特因此與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朱德的女兒朱敏等人一起到了莫斯科。
關於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早年顛沛流離的生活經歷、以及在蘇聯所受的磨難，老覃在之前寫的《牧師讓前妻照顧毛主席的孩子，卻沒能按時支付生活費，後果很嚴重》裡已經盡述。
對於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兒子劉允斌在蘇聯的生活，老覃在《年近五旬的俄羅斯男子，到中駐俄大使館辦簽證，稱：找爺爺劉少奇》也有過交待。
朱德的女兒朱敏在異國他鄉九死一生的悲慘遭遇，老覃更是在《父親是朱德元帥，母親當叛徒被打瞎一眼，苦命女兒曾被關集中營》中進行了細緻的描述。
相對來說，李特特在蘇聯的經歷比較平淡，她只是在蘇聯衛國戰爭爆發時，被安排參加軍事訓練，為參加後備軍奔赴戰場作準備，並沒有真正參與戰鬥。
1944年，李特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莫斯科鮑曼工程技術學院，後來轉入莫斯科吉米遼謝夫農學院學農業。
李特特回國的時間是1952年，這時的新中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大建設，她的專業知識一下子派上了用場，先是被分配到了中國農業科學院，當蘇聯準備幫助我國在北大荒建立一座現代化農場時，她主動報名去了北大荒。
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她轉調到戈壁灘做核效應研究，直到1974年才調回北京在中國農科院情報研究所做情報翻譯工作。
李特特的父親李富春病逝於1975年初；母親蔡暢病逝於1990年9月；她本人在1988年從中國農業科學院離休，病逝於2021年2月16日。
李特特的母親蔡暢很長壽，享年90歲。
李特特更加長壽，享年9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