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境內一處小瓦房裡永遠離開了這個美麗的世界。

在此之前，他和所剩無幾的游擊隊員們一同躲在玻利維亞的密林內，不但要整日躲避美國人的追殺，還要承受彈藥和糧食短缺的痛苦。

可惜的是，一同參加革命的隊友沒有像他一樣的堅定的意志。受到親信的出賣，格瓦拉被由美國人訓練的多達千人的玻利維亞軍隊逮捕。

行刑時，他並不畏懼，反倒對敵人說：“我知道你們要在這裡殺死我。開槍吧，膽小鬼，你要殺死的，是一個男子漢。”這句話讓格瓦拉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還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九個彈孔。

美貌的妻子

切·格瓦拉是舉世聞名的革命家，大多數人並不十分了解他的事蹟，但都聽過他的名字。

格瓦拉出生於一個富裕的阿根廷貴族家庭，祖上曾擔任過最後一任秘魯總督。格瓦拉雖然是富家子弟，但他經常和窮人打交道；在交流過程中，他逐漸對阿根廷社會當前巨大的貧富差距感到困惑。

起初，切格瓦拉是想成為一名醫生的。在他的心裡，救死扶傷是道義所為，亦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一大方式。

由於家庭條件不錯，上了大學以後，格瓦拉便經常和朋友們一起出遊。後來，他們還相約一起去拉丁美洲遊玩。

拉美洲的景象與格瓦拉心中所想的不同，他本以為在這片豐饒的土地上，拉美人民是自由而快樂的。

實際上，當他到了拉丁美洲以後，才發現當地人早已淪為美國斂財的工具——他們出賣自己廉價的勞動力，就連土地資源也變成了美國人實現“美國夢”的利器。

縱使這裡有著荒漠亂石和茂密雨林這樣壯麗的自然風光，格瓦拉的內心還是被拉美人民苦難的生活深深撼動了。

自此，切格瓦拉深感自己的使命巨大。他放棄了光明的前途和優渥的生活，踏上了一條迷茫未知的道路——他來到瓜地馬拉，協助當地的革命隊伍對抗美國霸權主義。

在出發前，他在以前的日記本上寫下：“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格瓦拉一舉成名，但他的變化和發展總是離不開身邊人的影響。如果說，格瓦拉在初次投入戰鬥時，還是青澀的、稚嫩的共產黨員，那在經歷了重重鬥爭後，他愈發成熟，也認定了鬥爭的方向。

在這過程中，不乏有志之士和親人朋友支援鼓勵他。而幾十年後回看這段歷史的我們，也會自然而然地對他的親人和戰友們產生好奇心。

阿萊達 · 馬奇便是被討論諸多的一個人物。說起她的名字，有些人或許會感到陌生，但提起她“切格瓦拉第二任妻子”的名號，大家就會恍然大悟。

這位女士在人群中一直有著不小的討論度：她的身份極為特殊，即是“戰鬥英雄”、“革命先鋒”的妻子，又是他最為親密的戰友。

實際上，只要看到過阿萊達·馬奇的相片的人都會驚歎於她驚人的容貌。

阿萊達·馬奇長著一張“適合做電影明星”的臉龐；這樣的女人，無論放在哪個時代，都會格外受到社會的關照。但令很多人都想不通的是，阿萊達選擇的是一條辛苦異常，且難以被人理解的道路。

阿萊達在大學期間，喜歡讀浪漫的文學作品，她希望自己能夠像小說中的女主角那樣，擁有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

一個偶然的機會，阿萊達接觸到了奧地利女作家維基·鮑姆，並閱讀了那本大名鼎鼎的《無頭天使》。書裡對於墨西哥革命的描寫，極大地引發了阿萊達對拉丁美洲歷史發展的興趣。

這是一段危險但迷人的歷史，阿萊達不可自拔地愛上了它；她開始瘋狂地尋找描寫這場革命的書籍，熱情的程度令周圍朋友都為之咋舌。

多年以後，阿萊達再次回憶起這段往事，她選擇用一種不算正面的詞彙來描述它：

“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我與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越來越貼近。所以，如果讓我以個人的、有點兒私密的眼光回顧我的一生，並用一個詞來概括的話，那麼我必定會選擇‘害怕’或‘恐懼’。”

珍貴的回憶

大學畢業後，由於對革命充滿了熱情，阿萊達加入了游擊隊；也就是在那裡，她結識了切·格瓦拉。

彼時，格瓦拉已經是小有名氣的革命戰士了，在隊伍裡擔任著指揮官的角色。阿萊達有幸被分配到他身邊，做他的助手。

阿萊達曾坦言過：“在成為我的伴侶之前，切已經擁有了過人的品質。”可以想象這樣一個年輕的軍官，既有過人的膽識，又有堅定的信仰；他在旁人眼裡，必定是一顆耀眼的明星，更別說像阿萊達這樣的少女了。

因此，阿萊達與格瓦拉初次會面的景象使前者銘記於心。彼時，阿萊達在埃斯卡姆布賴，這片山區綿延悠長，其中暗藏著危機兇險。

阿萊達對這片地區不算陌生，但她即將面對的是“一些性質極為嚴重的事件”和潛在的、兇惡的敵人。好在阿萊達的隊伍並不孤獨，援軍很快就趕到了此處：

“那片地區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它對我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那些從原奧連特省出發，已經走過部分國土的起義軍。他們屬於第八縱隊，由名不虛傳的阿根廷人切擔任縱隊司令。”

阿萊達身上肩負著原拉斯維利亞斯省的“七·二六運動”指揮部交付的使命，她必須待在埃斯卡姆布賴山，以應對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獨裁集團的嚴密監視。

起初，阿萊達與這批起義軍並不相識，他們互相觀察著彼此，謹慎而好奇。

“誠然，假如他們只看外表，一定覺得我不像游擊隊員，那些探詢的目光並不奇怪。如果好好看一看，就會發現我像什麼也不會像一名戰士。”

阿萊達回憶起那一幕，依然覺得十分奇特。許多記者和作家總是把那一幕幻想成王子和公主的畫面，賦予其夢幻的色彩，但只有阿萊達知道，“這和童話故事沒有任何關係”。

一封來自1965年的信向人們揭示了些許真實的感情。這封由剛果發出的信件裡寫著：“當我見到一個金髮碧眼、胖乎乎的小學老師時……在那個下午，我摸著橡皮膏的痕跡，在一個無可指摘的革命者和另一個自己之間做了一點小小的鬥爭。”

切·格瓦拉在這信件裡毫無保留地向自己的妻子傾訴著自己的愛意，但他必須在“恪守紀律的革命者”和“有個人情感和需求的男人”兩個身份之間作出抉擇時，他的內心既是痛苦的，又是甜蜜的。

1959年，切·格瓦拉在與第一任妻子離婚後不久，迎娶了第二任妻子阿萊達。新婚後的第三天，兩人便一同前往哈瓦那附近的小鎮塔拉拉度蜜月。

由於兩人身份十分特殊，這次蜜月之旅並不算盡興。一同趕赴塔拉拉的不止阿萊達，還有革命隊友們；格瓦拉在這個擁有著清新海風和碧藍海水的小鎮裡，與同志們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夜談。

儘管多數時間忙於工作，格瓦拉只能抽出很短的空閒時光和妻子一道欣賞海濱風光，灑脫玩樂，但阿萊達對此從不抱怨，也沒有在臉上顯露出任何失望的表情。

在塔拉拉的短短几個星期，給阿萊達帶來了無數快樂和幸福，她回憶說：“我們就在那所別墅中住了兩個月。雖然並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家，但是，那段時光給我留下許多幸福的記憶。”

格瓦拉去世後的短短几十年內，他的形象已經從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變成了一個“潮流元素”。

資本家們把他的頭像放大，印在衣服上和揹包上；甚至在鑰匙扣或者香菸盒上，人們也能找到他的影象。

年輕的一代不瞭解那段苦難的歷史，但他們愈發覺得這位頭戴黑色貝雷帽、嘴叼雪茄，有著茂密而捲曲的長髮、眼神憂鬱的“年輕人”很酷。

人們開始忽略切·格瓦拉的精神，而又把他供奉為另一種“精神”——一種時尚的圖騰、一種代表“叛逆”的生活方式。

“今天，切的形象被解釋得越來越酷，傳播得越來越廣闊，但其實這離真正的切，是越來越遠了。”

2011年，《一個戰士的日記》首次在古巴出版；作為格瓦拉的遺孀，阿萊達第一時間出現在了籤售儀式現場。“我希望古巴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瞭解切·格瓦拉，不要再扭曲事實，”

阿萊達如是說道：“這些日記‘未經任何編輯’，是真實展現的切·格瓦拉的‘工作、思想與生活’。”

儘管在這本書裡，阿萊達收錄了一些片段——可能與世人構想的“格瓦拉的光輝形象”截然不同，她還是堅定地認為這些事實應該被展現在書裡，被大眾所瞭解。

“出版《一名戰士的日記》是為了讓人們如實地認識切·格瓦拉”，書裡不單展現了格瓦拉在面對窮人所處困境時的震撼，也透露了他對血腥殺戮的天然衝動。

精神的傳承

阿萊達·馬奇為格瓦拉生下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阿萊達、卡米洛、西莉亞和埃內斯托。

女兒阿萊達出生於1960年，四年後，格瓦拉便離開了古巴，前往玻利維亞；因此，女兒對父親的記憶約等於零。

當阿萊達舉起一張珍貴的相片——相片裡，格瓦拉拿著雪茄，和左邊的男士談笑風生；左邊那位，正是格瓦拉重要的戰友菲德爾·卡斯特羅。卡斯特羅抱著幼小的阿萊達，只有她一個人是看著鏡頭的。

“雖然拍攝角度讓畫面看起來像是父親在遞雪茄給我，但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他幾乎不曾在我身旁抽菸。”阿萊達笑道。這一張照片，是年少時候的她對父親的唯一記憶。

由於父親被人們稱為“阿根廷革命家”，在很多人眼裡，阿萊達的出生是帶著光環的。然而，在阿萊達本人心裡，自己這一家子和普通家庭沒有什麼區別。

在阿萊達的記憶裡，父親只有一次和自己見過面。在卡斯特羅的支援下，格瓦拉喬裝一番後回到哈瓦那，但他扮演的不是父親，而是“父親的朋友”。

一家人吃過晚飯後，阿萊達不慎摔倒。身旁這位“父親的朋友”見此，親切地為她療傷，還一把抱住了年幼的她，用溫柔的話語安慰她。“我覺得這個人很愛我”，阿萊達後來這樣對媽媽說。

如今，阿萊達已是知天命的年紀，也有了自己的女兒。她時常聲援著古巴的革命運動，還曾作為嘉賓去過英國，向大眾宣傳古巴文化年活動。

談及父親，阿萊達對記者說：“我父親懂得如何去愛。那是他最大的優點———他會愛。要成為合格的革命者，你就必須要浪漫。他能為別人的事業奉獻自己。這是他信仰的核心。”

是以，她也成為了一名醫生，在空餘時間不斷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

阿萊達曾說，自己只能以身作則，卻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強加給別人，尤其是自己的子女。

作為阿萊達的兄弟，卡米洛也有類似的想法。他和阿萊達同歲，是家裡孩子中的老二。繼承了格瓦拉的基因，卡米洛也有同樣形狀堅毅的額頭和眼睛；他的名字也是來源於格瓦拉的親密戰友——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

卡米洛沒有像姐姐一樣從事革命活動，他甚至不太關心革命事業，只是安心做著一個平凡的攝影師。但是同姐姐一樣，卡米洛對於父親的記憶少之又少。

好在父親離開前，拍攝了很多關於家人的相片。那其中，有孩子們和父親合照的，也有父親給孩子們拍攝的相片。

眾多照片中，一張背景圖是沙灘的照片格外受到卡米洛喜愛。在照片裡，他還是個牙牙學語的嬰兒，身處襁褓之中，但看向父親的眼神裡已經有了親人之間的信賴和仰慕。或許是天意註定，冥冥之中，這些父親拍攝的照片激起了他對攝像的興趣。

在一次來中國參觀“古巴先鋒藝術展”的時候，意料之中地，卡米洛看見了一件帶著父親頭像的作品。同行的人請他拍攝這幅照片，還為他營造了一個合適的氛圍，但卡米洛毅然拒絕了前者。

卡米洛受到父親的觸動很深，他不希望自己被外界渲染成“切·格瓦拉之子”，也不想借父親之名讓自己在名利上有所收穫。

在參觀完展覽後，卡米洛整理出了幾十張格瓦拉的攝影作品。他認為，切·格瓦拉一直是別人眼裡的“英雄”，人們總是習慣性地把這位“偉人”嵌入層層框架之中。

而現在，卡米洛希望大眾能夠看到不一樣的切·格瓦拉，不是浮於表面，而是看見後者所看見的東西，瞭解真實的他。

“切·格瓦拉有很多面，我想透過更多的對於他的準確的表述，來讓大家更多地瞭解他……不是英雄，也不是政治家，而是‘攝影師’切·格瓦拉。”卡米洛說。

在有關切·格瓦拉的回憶錄《玫瑰與革命：我的丈夫是切·格瓦拉》中，妻子阿萊達將已經在現代社會中成為一個“符號”的丈夫再度拉回人們的視野裡。

阿萊達描寫的，是真實的格瓦拉。不同於專家學者們的研究，在這裡，格瓦拉顯得有血有肉，讓人忍不住消除對他的近乎“神化”的看法。

阿萊達並不具備寫作天賦，她的語言也不如作家一般老練，她的文字充斥著簡單的語句；或許，阿萊達只是在描寫“她心中的切·格瓦拉”。

但是，身為格瓦拉的遺孀，有勇氣向世人分享兩人之間的故事，已經是難得的了。正如阿萊達本人所言：

“如今我之所以願意回顧並梳理這段短暫的、略微與眾不同的過去，不僅是為了講述自己生活的細枝末節，更是為了給自己提供一個理由或藉口來回憶我在切身邊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