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偉民
很多人知道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援，美械師也聞名海內外，但他們可能不清楚，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援，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的事，所謂美械師並沒有直接參與對日作戰，而成為後來打內戰的急先鋒。
在中國抗戰最困難的時候，是蘇聯給予了中國實實在在的支援。儘管這種支援帶有一定的功利性，但客觀上幫助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由於種種原因，這段塵封多年的歷史才逐步揭開了神秘的面紗。
1937年8月26日，晚8時，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禮堂。
“赴蘇實業考察團”副團長張沖和40多名團員，畢恭畢敬地坐在大會議室的沙發上，等待蔣委員長的接見。
王叔銘和代表團另外幾名空軍軍官，雖然坐在舒適的沙發上，卻有一種芒刺在背的感覺，周身不自在。
此時的南京，自8月15日日本轟炸機落下第一枚炸彈起，防空警報就此起彼伏地在上空迴盪。在日軍的頻繁轟炸下，蔣介石也不得不東躲西藏。他每天輪換著在清涼山、中山陵四方城、中華門城堡等處辦公、休息，不得安生。連召見考察團也只能在晚間進行。
對中國空軍來說，這簡直是一種恥辱！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蘇聯和南京政府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7月13日、16日、23日、26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先後會見國民黨政府重要領導人孫科、陳立夫、王寵惠和張衝等人，具體磋商蘇聯支援中國抗日問題。7月31日，蘇聯外交部致電鮑格莫洛夫，說蘇聯政府已批准向南京政府貸款和供給軍火，並提出派專家來華考察，瞭解中國的軍事需求。
8月2日，蔣介石親自會見鮑格莫洛夫，正式決定雙方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以作為蘇聯向中國提供援助的政治基礎。經過一系列談判之後，條約於8月21日在南京簽訂。
8月23日，也就是中蘇條約簽訂後的第三天，蔣介石欽點參謀次長兼陸軍大學校長楊傑為團長，張衝為副團長，抽調各軍兵種40多人組成代表團，赴蘇聯採購武器裝備。為掩人耳目，對外稱“赴蘇實業考察團”。
到蔣委員長說要接見為止，代表團成立剛滿三天，可見效率之高。
客廳的落地鍾嘀嗒嘀嗒地走著，時針指向8時零5分。門突然開啟，眾星捧月般走進一人，卻不是委員長。
此君年近五旬，瘦削的身材穿一身剪裁得體的藏青色中山裝，臉色蒼白，精神疲憊，臉上的笑容有些勉強。
代表團成員面露疑色，不是說委員長接見嗎，怎麼來了個陳立夫？
陳立夫逐一與滿腹狐疑的代表團成員握手，解釋說：“原定委座接見大家，但因事不能脫身，讓我代表他。”陳立夫收住勉強擠出的笑容，臉色凝重地說：“諸位此次赴蘇聯採購武器，意義重大。自開戰以來，我方損失較大，前線武器急需補充，中日國力相差懸殊，國造武器數量既少且質量差。為了勝利和生存，只好求助於蘇聯。目前蘇聯已答應供應中方武器裝備，全賴諸位籌辦。”
陳立夫正說著，夜空中突然響起了淒厲的空襲警報聲：日機夜航轟炸南京！與會者匆忙鑽進禮堂附近的防空洞。沉悶的爆炸聲把防空洞頂上的塵土震得簌簌而下。空襲持續了十幾分鍾，接見只好草草收場。
由於南京機場經常有日機光顧，考察團只好改道去蘇聯。
8月27日凌晨4點多鐘，代表團一行乘坐汽車前往湖北蕪湖機場，再乘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經漢口、西安、蘭州、安西（今瓜州）、哈密，一路走走停停，於8月29日到達新疆省會迪化。在這裡，他們將乘坐蘇聯飛機前往莫斯科。
9月4日，兩架蘇製圖波列夫TB-3重型轟炸機，載著楊傑、張衝等人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終於抵達莫斯科伏努剋夫機場。考察團在機場受到蘇軍副總參謀長梅列茨科夫將軍的迎接。
當天晚上，蘇聯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元帥到飯店看望和會見了中國代表團成員，並與楊傑等人進行了簡單交談。他說：斯大林同志三天後將要接見中國代表團，對軍事援助的事最後做出決定。伏羅希洛夫要中方人員在兩天時間裡，拿出需要蘇聯軍事援助的初步方案，屆時好與蘇方有關人員進行對口商談。
由於情況緊急，出發時，代表團只是根據戰場情況草擬了急需的武器清單，而現在則要根據蘇聯現有武器的實際進行對接。
裝備蘇制T26b輕型坦克的國軍第200師部隊
伏羅希洛夫走後，代表團馬上召開會議，明確各自的任務。當天晚上，所有成員顧不得旅途勞頓，立即按照分工，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連吃飯都有專人送到現場，湊合著填飽肚子接著再幹。終於趕在9月6日晚飯前，確定了需要購買的武器種類和數量。
9月7日上午10點，由伏羅希洛夫陪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了楊傑、張衝等部分代表團人員。賓主間簡單寒暄之後，立即轉入了會談正題。
楊傑轉達了蔣介石委員長對斯大林大元帥的問候，然後向蘇方介紹了中日戰爭、特別是目前淞滬會戰的情況。楊傑說：“抗戰爆發前，我軍飛機總數不過600架，兩個月以來被日軍直接毀於地面的就有400多架，空軍已經完全喪失了戰鬥力。現在日軍的飛機想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想轟炸什麼目標就轟炸什麼目標，想怎麼轟炸就怎麼轟炸，就連我們的國都南京都不能倖免。如果不能儘快扭轉這種局面，我方軍民的損失將會更加嚴重，後果難以設想。”
斯大林仔細地聽著楊傑對中國戰局的情況介紹，聽到這裡時，他突然插話：“在你們看來，目前最大的威脅就是空中的轟炸啦？還有沒有比空中轟炸更大的威脅？”
“是的。”楊傑略為遲疑後，立即給予了肯定的回答，“現在我國軍民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轟炸中喪生，每天都有工廠、橋樑、發電廠被炸燬。”
“哦——”斯大林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把菸斗送到嘴裡輕輕地吸了一下。
“7月10日，日軍對北平進行了4次轟炸，造成我方4000多人傷亡；7月13日，日軍轟炸天津，造成3000多人傷亡。”楊傑見斯大林全神貫注地傾聽著他說話，繼續訴苦道，“8月13日，日軍轟炸上海，造成12000多人傷亡；8月中旬以後，日軍對南京實行連續轟炸，每天都有數百名平民死亡……”
蘇制M1902/30式76.2毫米野戰炮，在第三次長沙保衛戰中重創日軍。
“轟炸是可怕的，但比轟炸更可怕的，是你們內部的不團結。”聽楊傑說話時若有所思的斯大林，又一次接過他的話，他說：“解決轟炸的問題蘇聯政府可以幫忙，可以向你們提供急需的戰鬥機、高射火炮，但搞好內部團結主要還要靠你們自己。”
全場靜悄悄的，只有斯大林那清晰沉穩的話音在大家耳邊迴響。
“不過，現在好了。”斯大林敏銳地捕捉到楊傑等人臉上掠過的一絲尷尬，突然話鋒一轉，臉上露出欣慰的神情，“現在，國共兩黨開始合作了，這一點十分重要。只要國共兩黨真心合作抗日，只要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勝利一定屬於你們。至於你們抗戰急需的一些物資，特別是作戰飛機，以及配備部分飛行人員的要求，我們將盡力給予滿足。”
斯大林話音剛落，被接見的幾個中國人馬上露出了笑容，激動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
因為他們知道，無論蘇方人員直接到中國參戰也好，還是援華武器的計劃也罷，都必須由斯大林最終拍板。而今，他已經明確表態，使代表團成員懸著的一顆心終於落了下來。
斯大林提醒楊傑等人說：“我以為，中國不應忽視任何援助，可以而且應當向美國和德國購買飛機和槍炮。盟友有堅定的也有不堅定的。也要和不可靠的盟友，比如說英國打交道。僅僅從蘇聯獲得援助是不夠的。”
緊接著，斯大林詳細地詢問了蘇方工作人員援華方案的情況，並不時插話講自己一些意見。原計劃30分鐘的會見，持續了90多分鐘。
斯大林指定伏羅希洛夫為蘇方全權代表，由拉寧將軍和巴也夫將軍具體接洽，中蘇各兵種小組分別會談，根據日軍在中國使用的武器效能來決定蘇聯提供的武器。
在斯大林會見代表團僅僅4個小時後，即9月7日下午3點，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和蘇聯國防部的要求，代表團立即爭分奪秒進行工作，提前1天將蘇方需要的侵華日軍陸、海、空武器型別、效能和我方擬採購的蘇式武器種類清單送交了蘇聯國防部。
第二天，在蘇方國防部的密切配合下，中方很快確定了擬採購的40餘種武器種類和數量。
伊-15戰鬥機
9月10日，代表團隨行人員按照各自任務性質，劃分成6個小組到莫斯科郊外蘇軍指定的幾個秘密地點，開始接受擬採購武器的專業培訓。
為了讓中國飛行員儘快熟悉蘇聯飛機效能，當時中蘇雙方人員都感到壓力很大。理論培訓只能採取“填鴨”式，在半天內完成，然後到機場上進行實際飛行。在飛行前，蘇聯教官登上飛機進行示範，講解完飛機內部構造、儀器儀表效能、操作要領後，帶領中國飛行員開始試飛。
在短短的10天時間裡，中國人就全部掌握了所採購武器裝備的基本效能和使用方法。這種驚人的速度，只相當於蘇軍尋常情況下訓練所需時間的四分之一！在蘇軍教官看來，這簡直就是一個現實版的“中國神話”。
後來擔任空軍司令的王叔銘在他的回憶文章裡寫道：“如若說我們創造了‘中國神話’，這一點真不是誇張。前線每時每刻戰火都在燃燒，陣地上每時每刻都在流血——在那非常時期，我們到莫斯科的每一個軍人，心裡都憋著一口氣，揣著一團復仇的怒火，誰都知道自己肩負的重大責任。在學習和訓練中，那真像置身於戰場，都是在拼命啊！” 隨即，中國代表團成員與蘇方人員一起，開始對首批運往中國的武器進行清點、裝車和偽裝工作。10月1日，代表團除楊傑等人留在莫斯科處理一些善後工作外，其餘成員結束了在莫斯科的活動，趕到武器的最後集中地——阿拉木圖。
對於這次蘇聯給予的軍事援助，楊傑在9月11日的日記中這樣記載道：
對於我方提出的軍事援助要求，蘇方迅速作出反應。對於所需各項軍火，他們都儘量一次給予，且開價極低，一切希望中國勝利之熱忱處處表現。雙方商定，蘇聯提供的第一批飛機和軍火等物資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陸續運到中國，主要有軍用飛機297架、各式火炮290門、坦克82輛、汽車400輛及各類零配件和大量槍支彈藥，總值為4.85億美元。僅此一批，蘇聯提供的飛機、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過了德國，其中一些是蘇聯所能提供的最好裝備……
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武器裝備都是在貸款協議尚未簽訂的情況下就發貨運往中國的。正如當時國民政府官員程天放所說：“蘇聯滿足了中國的需要，在1937年下半年，大規模的武器運往中國，為中國裝備了24個師的軍隊。這些交易在貸款的具體協議尚未簽訂時就實現了。”
裝備蘇制M1910馬克沁重機槍的國軍部隊
1938年1月，孫科代表國民政府前往莫斯科會見斯大林，請求蘇聯提供更多的援助，同時希望蘇聯儘可能出兵參戰。斯大林在一次從午夜到凌晨5點的長時間談話中說：蘇聯面對不穩定的歐洲形勢，不能捲入遠東的戰爭，但是蘇聯願意盡最大的努力以武器援助中國。斯大林還為孫科打氣：“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到底，並且不為暫時的挫折和敵人佔領領土而洩氣，那麼，最後勝利就一定是中國的。”
在這次會見中，雙方敲定了兩筆數額各為5000萬美元的貸款。本來孫科還請求第二筆貸款增加到1億美元。斯大林答應在第二筆貸款5000萬美元用完後，再提供第三筆貸款。
會談之後，楊傑就與蘇聯外貿部長米高揚簽訂了第一筆5000萬美元貸款協定；7月又簽訂了第二筆5000萬美元的貸款協定。此後，孫科又赴莫斯科尋求第三筆1.5億美元的貸款，斯大林表示同意。這筆貸款於1939年6月簽訂。中國將分期以茶葉、皮革、獸毛、錫、鋅、鎢、絲綢、棉花、桐油、藥材、紅銅等償還。貸款期限30年，年利率為3%。
同月，雙方還簽訂了《中蘇貿易協定》，規定兩國在農產品和工業品的相互進出口及徵收關稅等問題上，雙方享有最惠國待遇。根據條約規定，蘇聯在中國的天津、上海、漢口等地設立商務代辦處。這個條約促進了兩國的經濟交往，這在日本封鎖海岸線的不利情況下，使中國保持外貿往來，有利於中國的抗日戰爭。
國民政府在蘇聯採購武器裝備可謂一帆風順，這不能不提到一個人。
代表團赴莫斯科訪問期間，宋慶齡作為蘇聯政府和斯大林的特邀嘉賓，正好也在這裡。
名義上，宋慶齡是應邀到莫斯科休假的，但她一點也不比代表團的成員輕鬆。由於她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曾先後三次拜會斯大林，向斯大林介紹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和殘暴，介紹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空前災難，併力陳蘇聯應該援華抗日的理由，從而堅定了斯大林援華抗日的決心。
與此同時，宋慶齡還多次到蘇聯國防部、外交部、軍工部等政府部門，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妄想北圖蘇聯、獨霸東亞的野心，介紹中國抗日戰場的形勢。她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當時蘇聯政府內形成了警惕日本人、同情和支援中國抗日的良好氛圍，最終對斯大林和蘇聯政府援華抗日政策的形成，起到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30年代宋慶齡在蘇聯
由於當時的政治氛圍及保密原因，宋慶齡在這個問題上發揮的特殊作用，並不為大多數國人所知。正是宋慶齡這一時期特殊的工作，以及後期有效的策應和配合，中國政府才有可能順利地從蘇聯採購到抗戰急需的武器裝備，才可能在抗戰初期岌岌可危的情勢下，使中國軍隊避免了更大的損失，最大程度地減輕了日寇對中國平民的殺戮和蹂躪。
以下蘇聯抗戰初期援華物資的材料，摘自國民政府公佈的檔案：
航空器材：各類飛機998架。其中作戰飛機884架，包括伊-15、伊-16式共計586架，斯·勃式輕型轟炸機和圖波列夫-3式重型轟炸機共298架，偵察機及教練機113架，及航空零配件、航空用特種汽車、航空汽油、航空武器彈藥等。
裝甲兵器材：蘇制T-26輕型坦克82輛及輔助裝置。
防空兵器：蘇制7.62釐米高射機槍40挺，小口徑高射炮130門。
步兵武器：可裝備20個師的火炮。其中加農炮、榴彈炮計640門，反坦克炮230門，各類炮彈136萬發，重機槍1300挺，輕機槍3900挺，機槍子彈7800萬發。
運輸器材：載重汽車1000餘輛。
………
除以上資料外，另有資料顯示，蘇聯援助牽引車602輛，汽車1516輛，大炮1140門，輕重機槍9720挺，衝鋒槍50000支，子彈1.8億發，炸彈31600顆，炮彈約200萬發，以及其他大批軍用物資。
為了運輸這些軍事裝備，蘇聯幫助中國修建了一條從蘇聯薩雷奧澤克（今哈薩克境內）始，經霍爾果斯入境，再經迪化到蘭州的公路，全長2925公里，其中在中國境內長2695公里。蘇方人員駕駛5200多輛卡車，沿著這條艱辛的公路運輸線，日夜不停地跨越高山、穿過荒漠，向中國運送軍用物資。1938年，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將公路從蘭州延長至西安附近的咸陽，使公路總長度達到3750公里。在這條公路線上，還有4000多名蘇聯人進行運輸服務工作，以保證蘇聯援華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在哈密地區，蘇聯工程技術人員在條件艱苦的野外組裝卡車運去的戰鬥機。同時，蘇聯幫助中國開通了從阿拉木圖至蘭州的航線，還利用輪船，透過英法殖民地港口，從海路向中國運送武器裝備。
在中國最困難的抗戰初期，蘇聯對中國給予了全世界唯一的大規模軍事援助。
據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中披露，蘇聯援助中國的作戰飛機是中國原有作戰飛機的2.9倍。蘇式飛機直到1944年才大部分被淘汰。
參謀次長白崇禧評價，蘇式轟炸機因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屢經改良，故相當優秀。
中國戰車工程專家餘人瀚經考察確認：援助中國的蘇制T-26輕型坦克，也是蘇軍在30年代的主要裝備。
中國火炮專家驗收援華火炮時，認為高射炮命中率較高，反坦克炮效能品質均優，比德國製造的要好。
蘇聯在抗戰時期對中國的援助的確是全心全意的，不僅門類全，數量多，還送貨上門。蔣介石在1939年初親口承認，“從蘇聯獲得的武器裝備佔中國獲得外援總數的八成左右”。在1939年至1940年，這個比例實際上比蔣承認的更高。
當然，蘇聯對中國的所有援助都不是無償的。
關於武器裝備的價格，下面是1938年6月中蘇雙方確定的價目：
斯·勃式轟炸機：11萬美元/架；
伊-16戰鬥機：4萬美元/架；
伊-15戰鬥機：3.5萬美元/架；
T-26坦克（連同無線電裝置）：2.13萬美元/輛，內裝45釐米坦克炮，單獨計價7千美元；
…………
斯·勃式重型轟炸機
相比於當時國際市場的軍火價格，算是半賣半送了。
孫科第二次訪問莫斯科後回國述職時說：莫斯科提供的價值1.6億盧布的軍火，實際相當於國際軍火價格的4億多盧布。蘇聯給中國訂貨的價格特別便宜，裝備一箇中國陸軍師僅閤中國貨幣150萬元。
國民黨政府將這些蘇聯武器裝備了6個軍24個師的軍隊，他們在全面抗戰的最初幾年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如裝備蘇制T-26坦克（坦克團）和火炮（炮兵團）的第二〇〇師，在1938年5月徐州會戰中，向從濮縣強渡黃河的日軍機械化精銳第十四師團發起突擊。一舉重創第該師團直屬戰車聯隊，擊毀擊傷日軍裝甲車、坦克30多輛，繳獲中小型坦克8輛。1939年中國軍隊先後發起四月攻勢和冬季攻勢，斃傷大量日軍，收復大片失地，而作為主攻部隊的蘇械師戰功卓著。裝備蘇械的第七十四軍3個師因為戰鬥力強悍，被日軍稱為“支那第一軍”。
當時，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援助是頂住日本的巨大壓力的。1938年4月，日本政府就蘇聯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一事提出抗議，被蘇聯政府懟了回去。此後，相繼發生了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蘇日關係的日益惡化，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蘇中關係的日益接近，說明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支援。
歷史證明，蘇聯在中國的投資非常划算，以極低的成本牽制住了日本，確保了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
而此時，美國人在幹什麼呢？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不久，美國總統胡佛公開發表講話，支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三省：“日本為保衛日僑生命財產安全起見，對滿洲的進兵是不可避免的。”次年1月8日，美國國務院發表宣告，表示美國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的合法權利”。
當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美國仍然為日本輸血，石油、鋼鐵等戰略資源管飽管夠。當年，日本從美國進口了2.9億美元物資，其中1.68億美元為軍用物資。包括鋼鐵700萬美元，石油1630萬美元，飛機248萬美元，棉花8000萬美元。據美國政府統計，1937年日本進口的戰略物資中，有54%來自美國。日本當時進口的硬鋁、橡膠、鋼鐵、機床等與戰爭息息相關的物資大部來自美國。
與此同時，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物資總額，從1937年上半年的1.15億美元，急劇下降到1937年下半年的0.73億美元。
更令人髮指的是，美國1938年賣給日本的飛機總價值高達1745.4萬美元，為1937年的7倍。1937年至1940年，美國輸送日本的軍事物資總額達到7億美元。除了出口，美國給日本提供了1.2億美元的低息貸款，用於購買美國的機床、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
賣軍火發財只是美國戰略考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美英樂於看到日本以中國東北為前進基地進攻蘇聯。
1937年9月16日，一向親美的宋美齡也發表了《令人失望之美國態度》。公開指責美國政府當婊子立牌坊，宋美齡說：美國政府蓄意阻止中國獲得自衛武器。卻把汽油、輕重武器、軍用物資大量賣給日本，支援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惡劣行徑。對於羅斯福政府的這種做法，美國31名議員聯名指出：“說日本有德國和義大利兩個盟國，事實上，美國才是日本最好的盟國，很明顯，我們正在積極配合日本在中國進行的戰爭。”
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磯5000人集會上，美國議員斯克託說：“請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國殺死一百萬人的時候，有五十四萬四千是美國資本作為幫兇而殺死的。”
1936年至1938年，陶行知出訪歐美亞，宣傳抗日救國。臨別美國前，他發表演講說：“我回國參加抗戰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彈炸死，請你們不要忘記，我身體的百分之五十點四是被你們美國炸死的。”馮玉祥說得更形象：“美國人把鋼鐵和石油賣給日本，而把藥品賣給中國，這是一邊賣武器，一邊賣棺材。”
與蘇聯積極援華相比，在武漢失守近兩個月之後，中國政府才得到西方的第一筆貸款——美國的2500萬美元和英國的50萬英鎊（合200萬美元）商業貸款，並且規定只能以此購買非軍用物資。直至助紂為虐的美國被日軍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才正式拉開大規模援助中國的序幕。
但美國對中國的援助，與其對英國和蘇聯的援助相比，可謂少得可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