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出自不同國家的諸侯先後成為霸主，而其中最為出名的五位，被稱為“春秋五霸”。關於春秋五霸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影響最大的說法有兩種:一是指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另一種說法是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夫差、越王勾踐。
晉文公重耳有著與齊桓公相似的經歷，既備嘗在外流亡的艱難，又有股肱之臣的輔佐，磨礪出堅強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
在六十二歲的時候，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終於在秦國的幫助下，成功返回晉國，成為晉國國君。晉文公即位之後，整頓內政，發展生產，晉國由此迅速強盛。晉文公奉行齊桓公“尊王攘夷”的政策，與齊桓公不同的是，晉文公的霸業是從“尊王”開始的。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發生內訌，王叔帶聯合狄人伐周，周襄王避居到鄭國。此時，齊桓公已死，中原沒有霸主，周襄王無處可以求助，正陷入絕望之中。剛剛即位的晉文公雄心勃勃，採納大臣狐偃“求諸侯莫如勤王”的建議，迅速地抓住這個機會親率大軍護送周襄王回到王城，並協助周襄王殺掉了王叔帶，徹底解決了周襄王多年來的後顧之憂。這一“尊王”行為，使晉文公名聞天下，一些弱小的諸侯國開始投靠晉國。
《晉文公復國圖》(區域性)
“尊王”的同時，晉文公奉行“攘夷”之策。當時，南方的楚國仍是中原的最大禍患，公元前633年，強大的楚國軍團向宋國發動了猛烈的進攻，宋國危急，趕緊向晉文公求救。晉文公整頓戰備後，於公元前632年率大軍迎戰楚軍，雙方在城濮展開激戰。
在晉楚開戰的五年前，流亡在外的晉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禮遇，重耳向楚成王許諾:“如果僥倖登上君位，日後如兩國開戰，將為楚軍退避三舍。”
城濮之戰，晉文公履行了諾言，率軍退避三舍(九十里)。楚軍見晉軍後退，以為對方害怕了，馬上追擊。晉軍利用楚軍驕傲輕敵的弱點，集中兵力，大破楚軍。
春秋時爭霸的一個焦點就是爭奪對諸侯國的控制權，而中原這些諸侯國有鄭國、宋國、蔡國還有黃河北岸的衛國。其中第一個要爭奪的就是鄭國，在晉國和楚國對鄭國的控制權的爭奪中，兩軍在中原相遇了。城濮一戰楚國大敗，晉國的霸業由此開斌。
城濮之戰後，晉文公召集了有八國諸侯參加的踐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協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約。這次會盟，周襄王親自到會，策命晉文侯為侯伯。和之前舉行的葵丘會盟相比，這次盟會的儀式正式而明確，更加旗幟鮮明地表現了王室對霸主的認可，主持了春秋政治一百多年的晉國的霸業就此展開。
和齊桓公相對溫和稱霸不同的是，晉文公稱霸就在於城濮戰，這也意味著諸侯尊王的政治手段越來越成為一種表面上的形式，靠實力說話逐漸成為春秋時期的主旋律，王室制定的周禮，馬上就會被各諸侯國踐踏於紛亂的戰爭中。
公元前632年，這一年和城濮之戰、踐土之盟一起被記錄於“春秋經”，有一句據說是孔子親手改定的經文:“天王狩於河陽。”這年冬天，晉文公召集了溫之會。周哀王再次親自參會和踐土之盟是周襄王主動參加的不同，溫之會是晉文公“召”周襄王來的。按照周禮，應該由諸侯到京師去朝見周王，晉文公卻以諸侯的身份召周王前來相見，嚴重違背了周禮。據說，孔子讀到“春秋經”上的這一段文字時，認為“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本著為“尊者諱”“且明德也”的原則做了修改，改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天王狩於河陽”這種隱諱的說法。政治權力上的超越，帶來的是禮儀制度上的僭越。
在僭越周禮的同時，霸主們開始制定自己的遊戲規則，新的遊戲規則脫胎於周禮，但規則調整的已經不是周王室和諸侯之間的關係，而是霸主和諸侯之間的關係。
晉國成為霸主後，諸侯和霸主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不斷制度化、規範化、禮儀化。在晉國霸業興盛的一百多年間，見於記載的晉國主持的大的盟會有三十八次。在《春秋經》的記載中，魯國的國君去洛陽見周王只有一次，還未行朝見之禮，而去晉國朝見多達二十一次。
晉國為諸侯制定了一系列朝聘、納貢制度。各國要跟隨晉國出兵討伐不聽話的諸侯。諸侯國之間的糾紛由晉國斡旋解決。晉國顯然比齊國更進一步。在晉國稱霸期間，霸主最終取代周王成為真正的天下共主。
春秋大國爭霸的過程，也是諸侯兼併的過程。透過戰爭，齊先後滅了三十餘國，成為東方大國。楚先後滅四十餘國，成為南方大國。晉先後滅掉二十餘國，征服四十餘國，成為中原大國。秦並十餘國，成為西方大國。中原一直是爭霸的中心，隨著尊王攘夷的程序，以周禮為核心的中原文化認同感得以加強，中原文化向四周播遷，華夏觀念最終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