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教誨，道即在人倫日用之中。酒如五穀，實生活常物，但其品評卻備極霄 壤之別。贊之者曰：金液、甘露、天之美祿；毀之者曰：魔漿、禍泉、狂藥！嗚呼，酒之名何以如此之歧？酒之道又且安在？且間必大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奧義。蛙在井底，固無知星漢之璀璨，鼓腹吐聲，想無損洪鐘大呂。於 是乎躍躍然，試獻酒意三說。
酒為人造之水
首先，無論視酒為“合歡之水”，抑或“甘辛之水”，先人大都以水解酒。先賢考證，酒字的初形，即是水意。清儒翁方綱認為，酒古文“象形諧聲也”，字為瓶形，內有水，“若水在壺”（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十，酒說）。直至今天的“酒水”連稱，也顯示以水解酒文化傳統的一致性與傳承性。
水者，生命之門也。酒之為水，經驗可察；但此水物又蘊非同尋常之意，即生生之門。酒之為字，左水右酉，而酉，先人以為其最初字形隱闔闢對開門之象，即一為春門，“出萬物也”；一為秋門，“入萬物也”（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十，酒說）。化於水的酒，獨賦春、秋二門，凸顯了人們寄意其間的孕生萬物、滋長萬物、成就萬物之深意。
其次，酒之水，人造也。酒固為水，但此水非天然，而成於人為，釀於人造。何謂人造？其要在於酒的建構性。酒是人類物件化世界的產物，是一種從無到有的創造性和建構性的產品。
酒性是建構的。據文獻，為滿足人的品評之需，酒的釀造有程有序，有方有法。曹植說：“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潮湧，或素蟻浮萍。”（曹植《酒賦》）
酒的存在是建構的。官府有“酒正”，民間有“觴政”，酒不僅被置入各類容器，隨形而在；且依禮循法遵儀而與時俯仰。
酒的功能是建構的。或滿足祀神慰祖，或滿足人倫唱和，或滿足飢腸冷胃，或滿足性靈騷動：“禮天地、事鬼神，射鄉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縉紳，下逮閭里。”（朱肱《北山酒經 》）
其三，酒之水，化腐朽為神奇。“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朱肱《北山酒經》） 酒是人化腐朽為神奇的結晶，其間神妙難測，變化無窮，是一種魔性的物品，造化的傑作，是人的慾望的沸騰；它雖或沉靜無名，但潛藏無限的可能性，實有顛倒乾坤、呼風喚雨的偉力。
其四，酒就人性而幻化。人以自己的喜好與偏愛創造了酒，必然會將自身的性情帶入其中，可以說酒一來到這個世界，就融入了人的性靈。酒成為酒，亦經人的複雜的內化程式，來陶冶人的精神氣象。被酒所移之人，其氣象萬千，箇中滋味，如李白所詠：“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 傳。”（李白《月下獨酌》之二）
酒為合歡之水
古代中國，早有“以酒合歡”（朱肱《北山酒經》）之說，酒是人際親和與認同的生活紐帶，酒為交歡之水。
在日常生活世界，酒可謂是最為尋常、大眾的“同好”，此物最易“愛”，生活離不開，堪稱世俗世界裡“愛物”的一般等價物，是上佳的“同好”媒介。其原因，在於酒往往採取社會化的消費方式，即對飲或群飲。
李白固然“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但他還是“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視共飲為佳境。而詩史中更為常見的是同飲共樂：“兩人對酌山花開 , 一杯一杯復一杯” ( 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王維《陽關曲》）。古人如此，近人弘一法師李叔同之《送別》，依然道出對飲之意：“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總之，酒可謂天生就賦有公共性。其實《尚書》中早就有禁“崇飲”“群飲”的字眼，可見，酒來到這個世界，就是人際相濡以沫之水，是天賜的“合歡水”。
不過酒之所以成為“合歡水”，固在於共享的形式，但更在於其內蘊，即在於其樂人倫的歡悅本性。酒可破除客氣、矜持，展現本心真情。酒寬心怡情，或使人忘我狂醉，但更醇人情性使之純粹，從而有深情、有真氣，誘人深交合歡。尼采酒神論，頗達其趣：“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與人重新團結了，而且疏遠、敵對、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慶祝她同她的浪子人類和解的節目。人輕歌曼舞，儼然是一更高共同體的成員，他陶然忘步忘言，飄飄然乘風飛，此刻他覺得自己就是神。”
酒者陶然忘我，酒者聚意凝情，酒者感時傷別，酒者化敵為友，讓人“重新團結”了，是為合歡之水。
酒為性靈之水
酒之所以能合歡，緣在酒性入人性，人性化酒性。恰如李白所詠：“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李白《月下獨酌》之三）。合歡之極，越名教而任自然，化人性而為神性，超凡而脫俗，以至“死生驚懼交於前而不知”，達致“幕天席地，縱意所如”的化境。
淳于髡嗜酒逸事，隱喻了酒的這種魔力。淳于髡為戰國齊人。“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 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八年，楚攻齊，齊王使淳于髡赴趙求援，楚退兵。之後齊王召淳于髡賜酒問他“能飲幾何”，淳于髡回答“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從這一故事中，我們可以讀出別樣的意味，這就是酒與性靈的自由。酒量之所以有一斗和一石的懸殊之別，緣在周遭環境的變化。顯然，秩序越井然，禮法越森嚴，則其酒量越小，反之，則酒量越大。這意味著什麼呢？
其一，它意味著酒與秩序、特別是與冷漠和集權高壓是根本對立的，酒的本性在於越名教而任自然。歷史上的禁酒固然事出多因，但鞏固集權禮法秩序則是根本要因。所以《尚書·周書·酒誥》不僅禁“崇飲、群飲”，還不乏誅殺的恐嚇：“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
其二，它意味著酒的境遇預示著社會的境況。人際的融洽，和樂的社會關係，是酒的樂園，故詩人無比懷念三代盛世的美好社會和酒無限：“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為酒醴，剝烹牛羊，以烹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蘇轍《既醉備五福論》）
其三，它說明酒系人的性靈自由。淳于髡最為歡悅之時，酒量最大；而畏懼膽寒之時，酒量最小。
以此觀之，酒儼然成為性靈自由度的標尺，其量的多寡，絕非僅僅是個物理之度，更隱含了人的精神自如程度 , 真所謂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李白《月下獨酌》之二）。海量固然是肉體的傑作，酒醉亦不乏生活豪情，但意義深遠的是“酒邊多見自由身”，它讓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了如尼采所言的“充滿歡樂的”生命——“在醉的狀態中，我們一生中所經歷的高潮時刻相互激勵，把我們的生命力鼓動到最高水平。”
是謂酒為性靈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