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論劍首選之地，竟是這！
公元716年，大唐開元四年，是一個平靜的年頭。
唐詩的江湖版圖上，在湖南嶽陽這一帶，格外地明亮。洞庭湖畔，嶽州刺史張說重修了一座壯觀的大樓。樓的前身為三國東吳將領魯肅的閱兵樓，張說重修後，沒有多想，直接給了個簡單的名字：南樓。
張說當然想不到，他修建的這座樓成了唐詩中最美的風景！因為這座樓以後的名字叫岳陽樓。“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正是這一水一樓聯袂出場，成為唐代詩人論劍的首選之地。
張說得江山之助
作為一位歷經四朝的政壇“老司機”，開元初年，張說因與宰相姚崇不和，被貶為岳陽“市長”。遠離家邦，漂泊天涯，是張說一生政治上的失意期，但也是其詩歌創作的繁盛期。
剛到岳陽，張說滿懷憂傷。羈客的怨思、浪子的酸辛，他把自己說成是“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但當詩人從宮廷走向江山之後，反而遠離了車馬喧囂，有了時間去尋找無言的山水。無限高爽遼闊的山水，給予詩人一種極美的精神愉悅，那些怨思苦情漸漸退卻，他的藝術生命被“開光”了。
原來，當拋開那些名利得失，這個平日看似俗務纏身的自己，居然也能與高山共俯仰，與白雲同翻卷。正是在洞庭湖畔，張說的文字在無垠奔騰的江水中揮灑，他的詩風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一天，老朋友梁知微回長安，途經岳陽。煙水迷濛的洞庭湖邊，張說望著友人的身影，想著自己孑然一身、漂泊他鄉，不禁感慨萬千。於是，一首清新雋永的詩奔湧而出：“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竊以為，這是唐朝開國百年以來，誕生的最蘊藉的送別詩之一。在後世，任憑是多麼毒舌的批評家，都對這首詩擊節讚歎。明代胡應麟認為這是唐代七絕漸入盛唐的里程碑式作品。更有人認為唐詩就是從張說開始“漸入盛唐”的。
《新唐書》本傳認為張說“既謫嶽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雲”。嶽州的山山水水，助益了張說的詩才，張說也成了唐詩江湖的“帶頭大哥”。
孟詩開萬千氣象
數十年後，另一個詩人站了出來。他叫孟浩然。
嚴格地說，孟浩然到洞庭湖不是來旅遊的，而是來找工作的。作為唐代詩歌史上最偉大的山水詩人，他一生基本上處於待業狀態。
孟浩然曾是李白的精神偶像。他隱居在家鄉的鹿門山，整個青春期都是以隱逸為主的，不是“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空”，就是“垂釣坐磐石，水清心亦閒”，一副歲月靜好的樣子。
在世人眼裡，孟浩然是地道的隱逸詩人。李白常在朋友圈表白：“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聞一多也說：“唐代計程車子都有登第狂，獨浩然超然物外。”
歲月靜好也抵不過柴米油鹽。人到中年的他，開始不淡定起來，拼了命想當官。不少評論家認為孟浩然是“仕隱兩失”，隱居得不徹底，到後來當官不成，連隱居的心境都沒了。
朋友們一個個發達，與其詩文齊名的王維仕途上春風得意，王昌齡也在準備應試，李白到處“走關係”。一個人要想找到好工作，得靠大佬推薦。這次，孟浩然瞄上了宰相張九齡。
詩人說：“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作為干謁詩，關鍵在於要寫得低調而奢華，稱頌對方要有分寸。這首詩在語言上不卑不亢，沒有絲毫寒酸相。重要的是，詩人筆下的洞庭湖浩蕩澎湃，氣象萬千，深深影響了後代文人的感受，宋代滕子京更是在《臨江仙》一詞中不客氣地“致敬（抄襲）”了。
欣賞著這樣的好詩，張九齡十分感動，然後拒絕了他。畢竟張相爺剛剛被貶，就算真心賞識，也是愛莫能助。就這樣，已陷入中年危機的孟浩然，繼續喝酒，繼續寫詩，繼續投“求職信”。張九齡後來到任荊州，把孟浩然招聘到秘書班底裡，這是後話了。
李白但傷知音稀
論劍遠沒結束，李白出手了。
安史之亂中，李白被命運扼住了喉嚨。自從在潯陽登上永王李璘的樓船，他的理想和抱負就被迅速燃盡了。他無數次執筆寫詩申冤和抗辯，一次次還原被權力篡改的真相，但人們只樂意誦讀他喝酒吹牛時寫的詩句，不願意去讀他晚年那些悲苦、泣血、隱晦的詩歌。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公元759年，流放夜郎的李白剛剛遇赦。劫後餘生，他在岳陽偶遇族叔李曄，還有被貶的朋友賈至。這時，安史兵亂的戰火還在熊熊燃燒，他們和盛唐都已青春不再。
一個秋夜，三人共遊洞庭湖。在這次遊湖中，李白寫下五首一組遊洞庭詩，其中一首雲：“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月華空明，水天一色，多麼清澈明亮的空間！久在痛苦中咀嚼的李白，心胸頓時舒展愉悅。此時，詩人忽發奇想，把“洞庭”和“月色”融為一體，甚至要把洞庭湖上的一葉扁舟行駛到“白雲邊”“買酒”。詩人極具想象力：且讓我們忘記煩惱，共同享受這通體清瑩的月色；且讓我們劃入醉鄉，劃入湖水深處，劃入白雲明月的天空。
最有趣的當數李白的《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之三：“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當李白和友人碧波泛舟，開懷暢飲之際，舉眼望去，兀立在洞庭湖中的君山擋道，湘水不能一瀉千里直奔長江大海，就像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障礙，破壞了他的遠大前程，所以才想要“剗卻（鏟去）君山”。
李白的洞庭詩，充分體現了詩仙的性格：即使在人生困境中，詩人廣闊的胸懷和豪邁的氣魄也展露無遺。
失意者來來往往
到了中唐，來往洞庭湖的是更多的失意者。而在遷謫、行旅、離別之中，新樂府詩派的老大白居易首先亮相了。
他甩出一首《題岳陽樓》，期待以韻味取勝：“岳陽城下水漫漫，獨上危樓倚曲欄。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此地唯堪畫圖障，華堂張與貴人看。”
文壇盟主韓愈洋洋灑灑寫了近500字的《岳陽樓別竇司直》：“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匯群崖水，北注何奔放……”他的詩奇崛陡峭，骨力遒勁，以長取勝，重新整理了詩壇紀錄。
新樂府詩派的另一位大佬元稹出馬，要為白居易助攻：“岳陽樓上日銜窗，影到深潭赤玉幢。悵望殘春萬般意，滿欞湖水入西江。”全詩琢句煉字，視角獨特，含蘊深沉。末句“滿欞湖水入西江”，不說透過窗子向外眺望洞庭湖水，而說湖水從窗子溢位，流向沒有盡頭的長江，巧妙地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感受。
眼看眾人難解難分，劉禹錫也來湊熱鬧：“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色，白銀盤裡一青螺。”在詩人眼裡，千里洞庭不過是妝樓奩鏡、案上杯盤而已。這首詩舉重若輕，自然湊泊，毫無矜氣作色之態，堪是神來之筆。
在這樣的好詩面前，洞庭湖一下子寂靜了。
傷心人魂斷天涯
一種風流吾最愛，六朝人物晚唐詩。雖然日近西山，但晚唐的詩歌別有一種風流之美。這種美，有別於盛唐。
在盛唐，詩人的目光放得很遠，他們的人生道路鋪展得很廣。即使身處逆境，他們多半不會灑淚悲嘆，他們的步履是放達的；在晚唐，許多詩人空有報國之志卻不斷流轉江湖，詩裡總漂著一些莫名的惆悵，這是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悲哀，也是抱負不得施展的抑鬱。
李商隱說：“欲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陽樓。可憐萬里堪乘興，枉是蛟龍解覆舟。”見慣人生多坎坷，連作快意的想象時，都充滿著悲意。李商隱屬於天性特別醇厚的詩人，所謂深於詩而多於情，憂樂俱過於人。
作為晚唐的神童，鄭谷好詩似是天性，幼年就能成誦。隨父親南下到洞庭湖，竟然“岳陽樓上敢題詩”，那年他才七歲，司空圖“見而奇之，拊其背曰：當為一代風騷主”。但是，他的科舉之路坎坷，連考了十次，直到40多歲才考上進士。
在洞庭湖畔，鄭谷寫道：“穩眠彭蠡浪，好醉岳陽樓。明日逢佳景，為君成白頭。”這首詩頗有杜甫《江南逢李龜年》“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的味道。正是傷心人在天涯。
在唐朝，“挑戰大師”是一種常態。江湖小輩方幹也湊上來：“曾於方外見麻姑，聞說君山自古無。元是崑崙山頂石，海風吹落洞庭湖。”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虛構了自己“遊仙”的經歷，又透過人仙對話，揭示了君山神話般的“來歷”。全詩運用奇特想象，從題外落筆，間接表現出君山的奇美。這就是“超以象外，得其圜中”。
漸漸地，大唐的落日更加西沉了。韓偓也來到了洞庭湖畔。這位被姨夫李商隱稱為“雛鳳清於老鳳聲”的才子，身處群藩割據、宦官爭權的唐末亂世，再加上忠正剛直的秉性，使得他遭受朱全忠等權奸小人的排擠。
天祐元年（904年）秋，詩人流寓到了湖南：“洞庭湖上清秋月，月皎湖寬萬頃霜。玉碗深沈潭底白，金盃細碎浪頭光。寒驚烏鵲離巢噪，冷射蛟螭換窟藏。更憶瑤臺逢此夜，水晶宮殿挹瓊漿。”
這個秋天的夜晚，洞庭湖裡的月光一瀉千里，天上繁星點點。但如此良夜，詩人輾轉江湖老。“大唐”，後世人心中永遠的盛唐，正如同這洞庭寒潮，一去不返。
盛唐第一傷逝詩
那麼多詩壇大佬路過洞庭，又離開洞庭，而一位詩人卻像一片秋葉一樣，將生命留在這裡。
公元768年，杜甫（712—770年）出荊州，過公安，到岳陽。一路漂泊，目的很單純，就是想活下去。是的，這位擁有“千秋萬歲名”的詩人，一直處於貧寒交加的狀態。
回想746年，杜甫到長安找工作時，“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困守長安十年，政治上一事無成，他的身體卻患上了肺病、痛風和惡性瘧疾。此後，詩人飄蕩成都、夔州，病情加重，又添糖尿病，牙齒也掉了。
這年冬天，詩人來到岳陽城下。南方的冬天，潮溼陰冷。杜甫寫了兩首登樓詩，一首陪友人登臨，一首應該是獨自登臨，這便是《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這是大唐最傑出的苦命詩人，走到了人生的晚景，又偏偏登臨的是自己日夜嚮往的岳陽樓。在這裡，他或許想到了李白，想到了孟浩然。他在哭那些逝去的朋友，哭自己的晚景，更哭國家時局艱危……在詩中，詩人跳出了小我的侷限，個體的小宇宙拓展為整體的大宇宙，個人的“傷心”和“萬方多難”的戰亂結合在一起，使得他的悲痛有了更多的廣度。
可以說，在整個唐朝，沒有一個詩人在岳陽樓上站得比杜甫更高，也沒有一個詩人在岳陽樓上哭得比杜甫更傷心。讀起這首詩，彷彿就能看到蕭瑟冬日裡，詩人痛哭流涕的樣子，也能聽到洞庭湖水的浩蕩之聲。胡應麟曾以此詩為“盛唐第一”。公元770年，杜甫死於往來洞庭湖的一條船上。
（作者為新華社福建分社經濟採訪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