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立國300餘年，經濟極度發達，宋王朝不僅與遼、金、西夏有密切的邊貿，還透過海外貿易和高麗、日本、南洋甚至波斯有密切往來。1987年在廣東陽江外海發現“南宋一號”沉船遺址，截止2019年我國已打撈出金、銀、銅器各百餘件，銅錢和瓷器各萬餘件，各類文物合計18萬件。今天我們能夠從位於廣東陽江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看到這些文物，從中足可窺探宋代海上貿易是何等規模。與這些相匹配的是，宋代年度財政收入一度達到7000萬緡[mín]（1緡即1貫），商業稅收入也首度超過農業稅，至南宋時非農稅賦佔財政總收入已達7-8成。
南海一號沉船出土龍泉青釉菊瓣紋盤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越是發達的經濟體，農業在經濟中的佔比越低。比如2018年，美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在GDP中佔比僅為0.8%。這裡的第一產業不僅包括農業，還包括林業、漁業和畜牧業。同樣，人民越是富裕，食品消費在總支出中佔比也越低。消費的大頭通常在服裝、交通、房屋、家電、教育等其他支出中。反之，人民越是貧困，不只絕大部分收入都會用於食品消費，甚至其中糧食消費佔比也會是大頭，至於肉、蛋、奶等副食品只能佔小頭甚至是零頭。
今天的農業，尤其是糧食種植業，已經是弱勢產業。在現代國家中，無論中美還是歐洲都已取消單純的農業稅，而且經常還要投入大量農業補貼。宋代非農稅收佔比的大幅提升，無疑是符合當時時代潮流的。
宋代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不只繁榮了社會，也為王朝治理帶來新的問題。自秦漢以來，以農業為主的中央王朝一直以銅為主要貨幣，這一規則在宋代受到動搖。區別於黃金和白銀等貴金屬，以相對廉價的銅鑄造貨幣，更適合農耕文明日常價值相對較低的商品交換。中原地區長期重農抑商，大宗商業買賣相對較少，對金銀的需求自然也不大。可是當時間來到宋朝，維持了千年之久的銅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首先是宋代銅錢本身的金屬價值遠高於其所代表的貨幣價值，兩者間的差距大概有7-8倍左右。也就是說，一枚銅錢拿回去熔化鑄成銅器，要比銅錢本身所代表的貨幣價值要貴7-8倍。故此當時民間富戶經常大量囤積銅錢，周邊的遼、金、西夏等國也都用商品大量換取，甚至更遠的高麗和日本都願意以貨物廉價換回宋朝銅錢，只要熔化鑄成銅器就能賺到豐厚的利潤。金國為換取南宋銅錢，甚至採取了短陌[bài]的方式。即不足一百文的銅錢，比如90文或者80文，也可當作一百文使用，相當於給宋人的銅錢交易打了折扣。由於日本商人的大量收購，南宋時代的台州城中甚至還出現過全城無銅錢可用的情況。
兩宋發達的商業很快就催生了貨幣供應問題，為解決銅錢大量流失，宋代便發行紙幣解決這一問題。南宋政府中後期由於對蒙元戰爭的財政壓力，很快就陷入濫發紙幣帶來的通貨膨脹。現代社會的貨幣問題早在1千年前的宋代就已初具形態。
後來的蒙元大體上繼承了南宋高度發達的商業，元代財政收入中非農稅收大體也佔到一半。相較於中原農耕王朝，元朝更重視海外貿易，位於今天福建泉州的刺桐城中充斥著專門負責海洋貿易的色目人。元代發達的海外貿易和幅員遼闊的國土，讓帝國管理者更傾向使用價值更高的銀作為貨幣。不過，基於南宋的財政經驗，元代使用了銅、銀金屬貨幣和紙幣並行的操作，當然也同樣導致了後來紙幣濫發所帶來的通貨膨脹。
不過，元代遼闊的國土和強大的軍事實力卻帶來了另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這便是極低的稅賦。
歷代中原王朝的財政支出主要分為3大塊，分別為包括皇室在內的政府各級部門日常運營開支，自然災害賑災支出和邊疆守衛及對外戰爭等軍事開支，這其中自然以軍事開支最為龐大。當年漢武帝對匈奴連年的戰爭不僅耗光了他爺爺漢文帝以來3代積累的財政盈餘，甚至還讓武帝朝管控鹽鐵稅賦甚至販賣官爵、打擊商人以聚斂錢財應付前線開支。元代北方不再有邊患導致的繁重國防開支，中央在徵稅方面也比其他王朝要輕許多。
在一些將歷代稅收統一折算成明清時代米價的比較中，北宋熙寧年間7000萬貫的年度財政收入大體摺合7100萬石米。元代年收1200萬石稅糧和950萬錠稅款，共折米2300萬石。後來明初永樂年間稅糧、軍屯2項大約摺合1.8億石米，這還不包括勞役和內地通關的關稅。元代稅收之低，在各王朝中幾乎是極端的存在。
元朝前期的稅收之低在明代官修的《元史》中亦有記述，“江南在宋時,差徭為名七十有餘，歸附後一切未徵。”這句話是說南宋在江南地區有徭役70多種，而在元統一後皆被取消。
明初葉子奇在《草木子》中也說，“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明末清初做史書《國榷[què]》的談遷也說，“自唐以來，江南號為殷富。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吳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自明初沒入張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徵之，畝至八斗，而民始困。蓋吳中之民，莫樂於元，莫困於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
是的，你沒看錯，宋代江南畝稅1鬥，元代降至3升（1鬥合10升），明初又大漲至8鬥。這裡需要補充的是，北宋神宗年間1鬥米約合今天6公斤，而到明代中期，1鬥則合9公斤左右。雖然明初江南重稅有朱元璋報復老對手張士誠的因素（江南曾是張的地盤），但透過對比足以讓我們清晰瞭解元代稅賦之低。別忘了，由於元代對“南人”（原南宋統治區的漢人）的歧視，江南稅收在元代也是明顯偏高的。
元代不僅如前面所說在稅賦、徭役、刑罰方面寬鬆，對宗室、貴族和官吏也一併疏於管理。如同我們在解釋漢代和唐初權力時所提過的那樣，任何起於草根的集團都會嚴重依賴同姓宗親和開國武將，建國後如不對他們加以限制，很容易產生宗室和功臣奪權的問題。西漢七國之亂如此，唐初玄武門之變也如此。這一規律在元代依舊奏效。由於蒙元帝王起於草原，對同族大多寬縱，故此元代宮廷政變頻發，大概只有唐初可比。元英宗被義子刺殺的南坡之變，元文宗毒死其兄元明宗的天曆之變，都讓元代中期以後的政局逐漸變得動盪。實際上，即便是忽必烈蒙古大汗的汗位，也是他與7弟阿里不哥經過4年戰爭取勝得來的，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的分裂也正起於此。
分裂後的蒙古帝國
元代管理的寬鬆雖然可讓民間得利，然而權力和利益卻並不會因此空置，它們只會從皇權手中流向最靠近權力頂峰的“次頂層”，這其中自然是蒙古貴族和元帝國各級朝臣們獲利最多。他們藉機控制商業，無論是在位於今天北京的元大都還是東南商港刺桐城，元代繁盛的商貿大多掌握在蒙古貴族手中，非勳貴難以染指，更別說漢人。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元末明初的鉅富沈萬三才如此不受朱元璋待見。元代普通漢族讀書人都要像關漢卿一般靠寫雜曲謀生，出身底層的沈萬三是如何躋身只有蒙古貴族才能涉足的海外貿易，進而積累鉅額財富的呢？
元代帝王在稅賦和行政管理上的放鬆，還讓各級官吏藉機盤剝，讓貪腐成為日常，這在元末尤為明顯。下屬參拜要交拜見錢，年節有追節錢，迎來送往要人情錢，生辰需交生日錢，就算沒有名目索要也叫撒花錢。元代官員貪腐之風橫行，幾乎達到明目張膽的地步。官吏間尚且如此，他們對待底層百姓自然更為嚴苛。由於元末財政拮据，基層甚至將稅收到幾十年之後。
蒙元政權一直帶有明顯的民族壓迫色彩，比如北方稅收明顯低於南方，科舉選士蒙漢等族也並不平等。再加上利潤豐厚的商業被貴族們壟斷，和官員們極度的貪腐，元代寬鬆管理的實際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
元代低稅率固然有利於普通百姓，然而因此導致的低財政收入並不利於王朝統治。當天下昇平、萬事順遂時國家機器不需要太多賦稅維持運轉，低稅收當然可行。可一旦發生戰爭、瘟疫和水旱災害時，便會如同前面漢武帝朝對匈奴戰爭一般，再多的錢糧也難以為繼。另外，國家政策改革，比如財政、官吏等制度變革經常也需要花錢。例如裁減人員的安置和稅賦的減免都需要充盈的國庫盈餘作為後盾。而元朝的短命恰好與這些都有直接關係。
元朝皇帝習慣性地對權貴大量賞賜錢財珠寶甚至田產籠絡人心，長久以往薄弱的國家財政便不堪重負。朝廷於是超發紙幣維持國庫，但很快就帶來物價迅速上漲的副作用。元末恰好又遇到黃河氾濫，河道治理所需大量資金讓國家財政更加雪上加霜。飛漲的物價再加上各級官吏層層盤剝，各處徵調的民夫生計更為困苦，於是便引發了著名的元末紅巾起義。
總的來說，宗室問題、超低稅賦以及民族矛盾讓後期的元朝廷極不穩定。如果說在蒙元強大的軍事壓力前，南宋後期紙幣濫發造成的動盪讓其對宋朝滅亡所起到的影響顯得輕微許多，那麼元代的財政問題對王朝滅亡的影響就顯得相當明顯。這也讓元帝國成為第一個因為財政問題而崩潰的王朝。
“一朝紅日出，依舊與天齊。”朱元璋的詩雖顯簡陋，不過卻顯示了驅逐蒙元的豪氣。在南宋首次將中原全部丟失近百年後，明太祖終於恢復中華。不過，雖然起事時他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口號動員中原各民族反元。但在統一全國後，他依舊奉元為正朔，將其作為中華正統的一部分，並把元世祖忽必烈與唐宗宋祖等開國君主一併供奉在歷代帝王廟中。
明初不僅一定程度上尊崇前朝帝王，在稅收制度也沿襲元朝，故此明初正稅所收取的田賦和商稅都繼承了元代的30稅1。只是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元朝低稅收的前提是沒有北方邊患，明代其實是不具備這個條件的。不僅如此，從明太祖到明成祖，明初50年左右的時間裡對蒙元的戰事幾乎一直都沒停過。戰爭對於國家財政來說是難以填滿的無底洞，於是在極低的正稅之外，明代還有各種臨時稅收，當然最著名的臨時加稅莫過於明末的“遼餉”。此外明代也如元代一樣幹過提前徵過頭稅的事情，也就是把未來幾年的稅賦先預支了。另外，大規模戰爭嚴重依賴軍糧，也必然導致明初對糧食形式表現的田賦依賴度極高。明初保持較低田賦水平的想法雖好，然而現實是不允許的。實際稅收也必然遠高出紙面正稅稅率的30稅1。大概也是這個原因，才有了前面談遷所說江南元初畝稅3升，而明初又大漲至8斗的說法。
“蘇湖熟，天下足”。這句南宋時期的諺語道出了當時江南地區對保障南宋朝廷糧食供給的重要性。這裡的“蘇”指的是今天江蘇蘇州，“湖”則是浙江湖州。蘇州和湖州均在太湖沿岸，是富庶的魚米之鄉。這樣的糧食高產地區在明初無疑是納糧大戶。
明人陸深曾對明初江南稅糧佔全國比例有過計算，“國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浙江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石，蘇州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石。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明初浙江全省繳納全國1/9的稅糧，蘇州府以7縣之地超過浙江一省。蘇州隔壁的松江府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以當時2縣之地居然也繳納了接近蘇州一半的稅糧。
明初江南稅糧同樣反映了江南地區的經濟水平。以江南為代表，南方的富庶不只體現在稅糧上，發達的經濟也讓南方各省在科舉中大佔優勢。前兩年各種補習班的泛濫讓我們知道，如果沒有中央政府幹預，高考結果一定會嚴重傾向富裕人口。類似的情形在明代自然也如出一轍，富裕之家哪怕結交考官，也能對其判捲風格和傾向有所瞭解，唐伯虎就是不小心和考官吃了頓飯才被剝奪一切功名。明初南方經濟已全面壓倒北方，南方在科考中自然會明顯佔據上風。明初全國各省統一科舉，以士子的全國大排名成績擇優錄取。這樣的做法導致科舉從南方所取士子遠高於北方。在洪武30年的春試中，錄取的51人居然全部來自南方，這就是明初著名的“南北榜案”。為平衡各省，朱元璋首開南北榜，讓南北方分別開卷、分開考試取士，以求平衡北方士子。這便成了今天高考各省分別考試、錄取的最初源頭。
雖然明初在科舉上平衡南北各省，但南方發達的經濟依舊展現出強大的能量。有明一朝南方士子一直在朝中佔據較高比例的職位，我們所熟知的明代高階官員也大多來自南方。明代前期著名閣臣“三楊”中的楊溥來自湖北石首，楊榮來自福建建甌，楊士奇來自江西吉安。主持編纂《永樂大典》的解縉來自江西吉水，北京保衛戰的功臣于謙則是浙江杭州人。明代中後期名臣張居正是湖北荊州人，徐階是今天上海人，一代清官海瑞是今海南海口人，抗清名將袁崇煥則是萬曆年間高中進士的廣東東莞人。當然，在這些名臣中北方並非顆粒無收，比如明代中期的內閣首輔高拱便是河南新鄭人。
明代錢糧稅賦大多來自江南，朝中文官也大量取自南方。只是官僚們大多出身地主家庭，明初相對沉重的田賦難免不會讓他們心生怨恨，這也為明代中後期官員與朝廷間的矛盾埋下一條暗線。
就在大明立國前後，遠在海外的日本發生的變故對明朝局勢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1333年，日本鎌倉幕府滅亡，當時的後醍醐天皇想借機從幕府手中收回權力。只是這一計劃並不周密，很快就遭到幕府之下的武士等階層出面反對，這些人後來還擁立光明天皇與後醍醐天皇抗衡。日本從此進入兩位天皇同時在位，兩個政權對峙的南北朝時代。
35年後，明朝建立。這時，日本的南北朝對峙局勢也開始走向明朗。隨著南朝勢力衰退，大量失去領主和土地的南朝武士沒了生計，成為浪人，很多人都不得不找尋出路。明初海上航運依舊繁忙，海洋貿易帶來的巨大利益自然吸引了這些浪人。他們大量來到當時海運最發達的中國東南沿海，其中一部分甚至當起了海盜。
明代倭寇形勢
為解決倭寇問題，朱元璋一方面遣使與日本當政的室町幕府溝通，一方面在沿海大量增建海防、添置衛所。只是，為徹底杜絕倭患，明太祖又下達禁海令，規定“片板不許下海”。雖然後來明成祖時有過“鄭和下西洋”，但明代前中期的海上貿易僅限明朝官方活動和外國政府的來華朝貢，民間的海上活動則被全面禁止。
唐宋以來，海洋貿易逐漸發達，至南宋達到頂峰。南宋頻繁的對外貿易和國內繁榮的商業，讓商稅在南宋賦稅中佔到了極高比重，為減輕農業和農民負擔、發展經濟和國防起到過積極作用。然而到明初，這一切卻發生了徹底改變。先是明初持續的戰爭，讓明政府高度依賴軍糧，加大了田賦徵收力度。接著明政府又下達禁海令，堵死了利益巨大的海上貿易。而且，由於明初長期對蒙元的戰爭，明代北方邊貿也基本處於停滯。最後，由於明初為休養生息，延續元代極低的商稅，並且內地不設關卡徵收內關稅，直到永樂之後的宣德年間才始設7處鈔關，遠比不得南宋1、2千座鈔關的規模。
抑制海運和邊貿，極低的商稅和鈔關以及因戰爭不得不徵收極重的稅糧，讓明初不僅嚴重抑制商業發展，還將財政壓力幾乎全部壓在農業上。宋元時代，由於商業高度發達，國家財稅徵收已經大幅從農業轉向商業。這一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措施在明初發生逆轉，讓稅賦壓力又重新回到農業上。此後明清兩朝稅賦中農業比重都佔到7-8成，可以說明代在財政甚至經濟問題上開了歷史的倒車。
前面在說明元代低稅收時，我們說過明初軍屯和稅糧摺合1.2億石明清米。這個數額看似龐大，然而除去邊疆軍屯自用，徵上來的稅糧還要被各級地方政府和蓄養的藩王截留，最後能到中央政府賬面上的年度稅收也就300萬兩的規模。實際上，這個數字也經常被用來證明明代稅賦之低，然而這只是朝廷拿到手的數字。
300萬兩年度財政收入在當時有多低？僅明初管理東北的奴兒干都司每年的開支就要50萬兩！明初不僅有執掌東北的奴兒干都司，還有管理西藏的烏斯藏都司，囊括緬甸一部的西南諸部土司，但這些地方几乎都不產生財政收入，都靠中原地區的稅賦支撐。明廷每年花費鉅額稅賦，以衛所制維持佔領。說白了就是靠花錢以軍事要塞維持廣大領土，這樣的做法當然難以持久。
管理東北、西藏和西南廣大疆域的明朝
明初朱元璋、朱棣兩代帝王在軍事上固然能征善戰，但不恰當的經濟政策讓明廷嚴重依賴農業賦稅，繼而使財政極為脆弱。明代雖有遠比南宋廣大的國土，明顯高於元代的田賦，但財政卻和元代同樣脆弱。永樂一朝雖然與蒙元角逐於漠北，又使鄭和數下西洋，但這些浩大的國家工程幾乎都不產生收益，巨大的支出無疑讓脆弱的財政雪上加霜。所以其後的仁、宣二帝馬上就在軍事上採取收縮政策，並幾乎不再遠航西洋，以此為明初孱弱的財政鬆綁。
仁、宣二帝先是停止對蒙元的征伐，繼而在南部和西南邊境收縮。在南方，明初一度佔有今天越南北部，設立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管轄。由於當地不斷爆發民變，在派兵征剿無果後，明宣宗朱瞻基開始躺平，於宣德2年承認當地人為王，放棄越南北部領土。明廷放棄交趾引發了西南地區的地緣地震，讓西南地方勢力看到明廷在邊疆力量的削弱，很快便發生麓川宣慰使侵奪南甸、騰衝等地的事件。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明代在西南的“三宣六慰”因為採用“以夷制夷”的政策，當地都由地方土司代為管理。明廷強大時，他們尚尊中央號令；朝廷影響力衰敗，他們的獨立之心就暗自蠢蠢欲動。
明代交趾
宣宗皇帝對西南的置之不理，更加削弱了明廷在邊陲的影響力，為其後英宗時期的麓川之役埋下隱患。在北方，明成祖朱棣時期就曾裁撤少量衛所。宣宗一朝延續了這一政策，將亦集乃舊城、開平衛、興和所等衛所內遷，並對這一地區的女真和蒙古諸部相互間攻伐採取漠視態度，逐漸開始放棄北方尤其是東北領土。朱瞻基在北方的戰略收縮為其子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的土木之變埋下伏筆，但仍不得不說是明代薄弱的財政壓力之下的解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