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3日，北京上空西風呼嘯，寒風刺骨，在陰沉沉的西郊機場，彭德懷、陳毅、鄧小平、賀龍等一大批國家和軍隊的領導人肅穆佇立，凝望遠空、眼含淚水，在此等待，來迎接軍委財務部部長楊立三的靈柩。

下午3點50分左右，運送楊立三部長骨灰的專機緩緩降落在機場，在場的所有人，都沉重地舉起右手，向楊立三部長致以莊重的軍禮。

12月7日上午，中央軍委舉行楊立三追悼大會，主祭人是周恩來總理，陪祭人有彭德懷、陳毅、葉劍英等人，其中除了國家和軍隊領導人，還有很多著名人士，比如陳叔通、黃炎培等人，多達1000多人參加了楊立三部長的追悼會。

他們的到來，不僅僅是為了“出席”，更多的是想要再送一送這位老戰友，老朋友。他們敬佩解放軍曾以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手握美軍裝備的蔣介石800萬軍隊，他們敬佩後勤部曾在楊立三的帶領下，為我軍取得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穩固的經濟、保障供給。

11時起靈，周恩來總理走在左邊執紼隊伍的最前面，親自為楊立三部長的靈柩執紼，而走在右邊第一個為靈柩執紼的是彭德懷。

周恩來悲痛地說到：“立三同志，當年是你把我從鬼門關拉出來的啊！我還欠你一條命呢！”

楊立三追悼大會

周恩來總理所說的楊立三部長曾救過他一命，就是在長征過草地時，周恩來總理病重，無法走路，是楊立三拼了命把他抬出來的。對於這次救命之恩，周恩來總理一直念念不忘，因此堅持親自為楊立三部長抬棺執紼。

中央軍委為一個軍隊後勤領導人舉行如此厚重的葬禮，至今楊立三是第一人。而且，楊立三不僅是一個讓人敬佩的革命戰士，還因他後勤工作做得好，曾被毛澤東稱讚其為“紅色蕭何”。

草地情深

1935年8月21日，紅軍右路軍開始過草地，周恩來以及時任中央軍委兵站運輸部部長楊立三等人與彭德懷率領的第三軍也行至草地，當時彭德懷所率領的軍隊殿後。

兩萬五千裡的長征，比起翻山越嶺，跨越草地顯得更加艱難，他們要走的草地，正是位於川西北地區的松潘草原，面積約有15200多平方公里，海拔有3500至4000米左右，多條河流穿過。

由於地形原因，很多地方積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湖泊，也形成了一片一片的沼澤地，很多汙水排放至此，導致沼澤內臭味沖天，而沼澤地也長滿了水草，腐爛後的水草堆積在一起，走上去就像踩著軟乎乎的橡皮泥，一不小心就會掉進去。

這時讓彭德懷憂心的不是紅軍能不能過得去，而是周恩來怎麼辦？因為紅軍可以架在一起走過沼澤地，但是此時的周恩來，身體十分虛弱，已經病了十幾天了。

十多天前，周恩來就經常昏迷，加上發燒，吃不下東西，面黃肌瘦的他根本沒有力氣下床。

知道周恩來病得如此嚴重，楊立三也是很擔心周副主席的身體，坐立不安，因為在一路上，他知道周副主席壓根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他的身體早已超負荷工作了。

周恩來總理

楊立三知道，每次他見到周副主席，他幾乎都在工作，有時候，行軍路上不太方便，他便每到一個地方，就趕快找個可以工作的地方，坐下來，處理從各地發來的電報，研究敵情，關注局勢，商討方案。一般等周副主席處理完工作，天也快亮了。

由於睡眠不足，過於勞累，有時候周副主席走著走著便睡著摔倒了，楊立三等人讓周副主席坐擔架，想讓他在行軍路上好好休息一下。但周恩來擔心戰士太累，別人怎麼勸說他都不肯坐，後來，好幾次，都是楊立三硬拉著周恩來坐上擔架的，可不一會，他又下來步行。

周恩來此次的病情愈發嚴重，剛開始，醫生把周恩來的病當作常見的瘧疾來治，但過了幾天，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高燒不退，醫生見他肝部腫大，才確診是肝炎，已經發展成了阿米巴肝膿腫。

當時條件極差，藥物缺乏，無奈就讓通訊員跑到了60裡以外的高山上去找冰塊，給周恩來降溫，但沒有起多大作用。

一邊醫生為醫治周恩來想盡辦法，一邊部隊也必須繼續前進，彭德懷很焦急，思考再三，決定：“抬！”

隨即彭德懷便找來了參謀長蕭勁光，說到：“周副主席病重，無法繼續行軍，你找人組織一個擔架隊，專門負責抬周副總理，寧願我們都裝備扔一些，也要把周副主席安全抬出草地！”

接到任務後，蕭勁光就趕快找人組成了擔架隊，當時軍委幹部團團長陳賡聽說要抬周副主席走出草地，他便前來主動要求擔任擔架隊隊長。

楊立三更著急了，趕忙去找蕭勁光想要加入擔架隊，因為周副主席有恩於他，但更重要的是他對於周副主席的敬佩。

1927年夏，楊立三第一次在武漢見到黨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當時就是透過周恩來他才進到了葉挺部工作，也是從那時，他才成了人民軍隊的一員。

在第四次反“圍剿”時，他就是在周恩來的幫助下，順利完成了反“圍剿”的後勤保障工作，為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第五次反“圍剿”時，楊立三曾被懷疑與“AB團”（“AB”是英文“反布林什維克”的簡寫）有聯絡，也是周恩來的出面，證明了楊立三的清白，使他免受一場災難。周恩來一次又一次的幫助，不僅讓楊立三心存感激，周恩來自身的魅力和品質也讓楊立三心生敬佩。

陳賡勸還他：“楊部長，你可還有這病呢？還是別參加了吧？先養好病，等你病好了，咱走出草地了，我請你喝啤酒。”

楊立三知道他這人愛開玩笑，笑著說到：“陳團長，你可別小看我啊！我保證我和周副主席都可以安全走出草地，你的酒記得給我準備好啊！”

就這樣，楊立三加入了擔架隊，和隊友們一起抬著周副主席過草地。當抬著周副主席時，他異常小心翼翼，時刻注意著腳下的沼澤，恐怕顛著病重的周總理。

楊立三與戰友的合影

不久，鄧穎超便知道了周恩來病重的訊息，實在放不下，就跑來照顧周恩來，但是在來的過程中，一不小心陷進了泥潭中，汙泥逐漸漫上腰部，自己的身體不斷往下。

此時的鄧穎超不敢亂動，越動就會陷得越深，但因為她患有肺結核，身體不斷下陷的她被憋得喘不上氣，愈發難受。本以為這次要沒命了，幸好她後面有一個同志看到了，趕快跑過來，把她拉出了，如果再晚一步，後果不堪設想……

剛剛被救出來的鄧穎超，也來不及整理一下衣服，便匆匆忙忙去找周恩來了。當跑到周恩來旁邊時，楊立三看著溼漉漉、衣服上還粘有泥的她，都驚了一下。周恩來看到鄧穎超來了，很開心，看著有些“狼狽”的她，溫柔地問到：“小超，你這是怎麼了？”

而鄧穎超笑著說：“沒事的，剛才不小心摔倒了。”

後來據鄧穎超回憶，當她見到周恩來的時候，光他身上脫下的羊毛背心上，就有170個蝨子。

草地上的路不好走，天氣也是折磨人，一會傾盆大雨，一會鵝毛大雪，一到惡劣天氣，楊立三和陳賡他們趕忙找來斗笠、油布為周恩來擋住雨雪。後來，他們索性就把這些工具放在了周恩來身邊，因為不知道啥時候雨雪天氣就來了，而他們自己就任憑雨雪吹打。

楊立三雖有病，但是抬周副主席，他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勁。兩天下來，他的衣服已經被磨破，肩膀也流血了，腿部和腳部也是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口子，再經過雨水和泥水的浸泡，疼得鑽心，什麼時候已經潰爛了，楊立三都不知道。

有一次，他走著走著，一不小心滑了一下，跪在了地上，這時周恩來和其他戰士才發現他的傷口，但他一聲不吭，要繼續往前走。

周恩來看到已經潰爛的傷口，心痛極了，眼眶溼了，要求下來自己走，戰士們勸周副主席注意身體，不要下擔架，可週總理剛下擔架，沒走兩步，便摔倒了，戰士們趕快把周副總理扶上擔架。

戰士們讓楊立三別抬了，換他們來，但是楊立三堅決要求輪班，戰士們沒有辦法，只好讓他先抬著，周恩來心疼地說：“戰士們，你們辛苦了，我在這裡要先謝謝你們拼了命地抬著我。”

楊立三

行軍條件很艱苦，晚上大家就在一起煮些青稞面和野菜吃，楊立三坐在一處沒人的地方，脫下衣服看看肩膀怎麼樣了，他猛的一扯，撕心的疼，他才發現，衣服已經和壓爛的肩膀粘在了一起，他這一扯，又把肩膀上剛結好的痂扯掉了，血又流出來了。

突然，楊立三覺得脖子也不舒服，感覺脖子動不了了，只要一歪頭或者扭頭就有一陣難忍的疼痛，他暗自決定，一定要把周副主席安全抬出草地。第二天，楊立三就像什麼事沒有，挺直脖子，扛起擔架，似乎就忘記了他已血肉模糊的肩膀，邁著穩重的步伐一直往前走。

就這樣，在眾人合力下，走了6天6夜，140多個小時，楊立三等人就這樣抬著周副主席一步一步走出了草地。

成功走出險地的他們，似乎離勝利更近了一步，楊立三顧不上自己的傷勢，趕快找來醫生為周副主席治病，因為他知道，不知還有多少工作等著周副主席處理……

楊立三：八路軍後勤工作的創始人

楊立三，1900年生，是一個佃農的孩子，家住在湖南長沙市郊，小時候經常遭受地主的壓榨。在父的幫助和自己的努力下，11歲的楊立三進了私塾，後來他半耕半讀，雖艱難求學，但總歸學到些知識，還曾當過小學教員。

1920年，楊立三投入了湘軍，還擔任過湖南軍閥張輝瓚的文書和司務長，就是這裡，便讓楊立三與軍隊後勤工作結了緣，也成為其接觸後勤工作的開始。

在這裡待了五年多，楊立三日益不滿這些軍閥的做法，便斷然離開了，回到家裡繼續幹農活，但有著強烈救國救民情懷的楊立三，不甘天天守著農田，就到處尋找新的出路。

此後，他先後在家鄉組織農民協會積極響應北伐戰爭、參加秋收起義、後又負責工農紅軍的後勤建立工作。

1939年，當時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校務部部長的楊立三，還兼任過中央軍委總後方勤務部副部長、八路軍兵站部部長兼政委，負責軍隊後方的後勤工作。

4月的某一天，楊立三收到朱德、彭德懷、左權的共同邀請，讓其前往晉東南抗日革命根據地，幫助八路軍處理後勤事務。也就是在這一崗位上，他作出了讓敵人都大吃一驚的後勤奇蹟。

剛接到這邊工作，楊立三便從武器開始下手了，因為他知道，要想提高一個軍隊的戰鬥力，武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是當時八路軍使用的步槍是比較落後的。

當時八路軍兵工廠生產的步槍規格、效能都不一樣，也導致生產效率比較低，質量參差不齊，成本還高，於是，楊立三便從步槍的生產抓起。

楊立三一邊考察我軍作戰環境，從我軍作戰實際需要出發，一邊助力技術人員反覆研究，來提高步槍生產的標準化，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他們研究出了一種新型步槍的設計方案，這也是專門針對日軍的“三八式”步槍設計的，這種步槍槍身比較短，刺刀比較長，重量也更輕。

最右為楊立三

1940年8月1日，當楊三立拿著新設計方案找到彭德懷時，彭德懷也誇讚其設計不錯，便為其命名為“八一式”步槍。

僅下半年時間，楊立三便帶著後勤部門按照新設計方案，為八路軍生產了3300多支“八一式”步槍，有力地提高了八路軍的武器裝備。

步槍生產的成功，也讓楊立三產生了更加大膽的想法，那就是把地雷、手榴彈普及為與敵人戰鬥的利器，因為相比步槍，地雷和手榴彈不僅殺傷力強，而且成本較低。

但是如何普及，也是一個比較傷腦袋的問題。恰好1941年初，中央軍委下達了“關於普遍設立炸彈製造廠”的指示，很快，楊立三等人便向總部建議：每個軍分割槽分別成立一個手榴彈廠。與此同時，也要以縣為單位，組織群眾進行地雷生產，軍工部可以提供雷管，並向群眾普及技術。

這個建議被彭德懷採納，於是，便開始積極在太行山動員群眾們參加。

1941年3月，在楊立三的指揮下，他們還分別在附近村莊辦了一些地雷訓練班，軍工部長劉鼎親自講課，在給群眾講授地雷知識時，他們還重點培養了一些民兵隊長。

後來，為了輔助“教學”，他們還編印了有關地雷製造和使用方法的小冊子，供給學員使用。

就這樣，訓練班越辦越多，參與的群眾也越來越多，很快在華北抗日根據地掀起了一個村村造地雷的爆破運動，把日本炸得暈頭轉向，氣急敗壞。

那個時候，在華北抗日革命根據地，幾乎每個成年人都會造雷技術，也進行了一次次轟轟烈烈的“地雷戰”，楊立三和劉鼎成了那時群眾掛在嘴邊的人物。

1940年12月22日，八路軍總部在抗日革命根據地召開了後勤工作會議，在會議上，彭德懷代表中央軍委，高度讚揚了楊立三的後勤工作對於軍隊作戰的貢獻，還說其算是八路軍後勤工作的創始人了。

軍委後勤部機關人員合影：中排左1為部長楊立三

“紅色蕭何”楊立三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國成立的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業部成立了，楊立三擔任首任部長，後有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從此，楊立三一邊主持軍隊後勤工作，一邊負責全國人民的食品供應，毛澤東曾開玩笑說到：“楊立三同志一人便關係到軍計民生啊！”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奔赴朝鮮，保家衛國。與國內戰爭不一樣的是，在國內作戰，可以隨時靠國內隨時進行後勤補給，而在朝作戰，基本上要全部靠國內運輸供給。

因戰事吃緊，前方物資供給嚴重不足，又加之美軍不斷破壞我軍後勤供給運輸線路，因此，後勤保障工作顯得尤為重要。

當時，周恩來等人便立即商討後勤供應問題，楊立三則是帶病參加。會議上，他向周恩來等人作了一個有關志願軍後勤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周恩來贊同且重視他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後一一作出了批示。

楊立三在後勤工作的名聲，在全黨、全軍，可謂是無人不知，就連毛澤東也很是讚賞他。

有一次在軍隊高階幹部的會議上，大家在談論到以前的武器裝備時，毛澤東突然說到：“大家可都知道我們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我們以前可是隻有小米啊，你們還記得是誰把小米和步槍加在一起的嘛？”

還沒有等大家回答，毛澤東便笑著說：“你們有沒有想到楊立三呀？他可是我們後勤的'寶貝'呀！沒有他，還不知道咱們有沒有'小米加步槍'呢！”

大家都笑了，彷彿是都想起了抗戰那段時間裡楊立三部長的後勤故事。

毛澤東笑談到：“劉邦有蕭何來幫他搞後勤，原來我們有立三同志啊！他就是我們的蕭何啊，紅色蕭何！”

朱德和楊立三

1954年11月9日，在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楊立三被任命為解放軍財務部部長，而在當時軍委七總部體制下，楊立三成為了我國軍委六大將星之一。

1954年11月28日，軍委財務部部長楊立三因患腦癌，在蘇聯莫斯科病逝。12月3日，由專機將其骨灰運回北京，一大批國家和軍隊領導人前往機場迎接，這便是開頭的一幕。

楊立三部長一直保持著一名軍人的本色，體貼戰士，關心人民，即使在莫斯科治病期間，還在不斷給國內同事寫信，交流工作，他始終放心不下他的後勤工作。

楊立三部長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他的精神、他的事蹟永存，給我們留下了十分珍貴的後勤史料——20多本工作日記。

在其葬禮上，周恩來、吳玉章、彭德懷、聶榮臻等人前來為其送葬，形成了文官隊加武官隊組成的送葬隊伍，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楊立三是唯一一位受如此隆重葬禮的部長，而這也讓我們感受到了那一代偉人的革命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