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核安全成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而核安全觀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分，狹義的核安全觀主要是指核材料和核設施的安全；廣義的核安全觀則指防範核恐怖主義、核擴散、以及安全利用核能等等方面的問題。
金燦榮針對核力量這塊，曾經提問：躲不過去了，中國有必要加強核力量建設嗎？
安內定外：從國核心安全監管到逐步參與全球核安全治理
因中國很長一段時間受到西方國家的核威懾，所以在核安全領域的指導思想長期以來都是“生產未動，防範先行”，若想在新時代進一步加強核力量建設，進行核安全維護，對中國國內的核安全監管必不可少。
首先，中國需要不斷增強自身核安全能力。只有建立較為完善的核安全法規和監管體系，注重在核工業界培育核安全文化，依法防範核材料和核設施的非法販運，著力保持良好的核安全記錄。
中國周邊存在著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事實上的有核國家，同時，東北亞地區的日韓隨時可能走上擁核國家的道路，現階段可被定義為“核潛伏者”，再加之朝核問題十分嚴峻，中國的核安全環境並不友好。
因此，中國更加需要防範核恐怖主義，在亞洲地區內扮演一個負責任的核大國角色，積極參與核安全峰會，在地區安全治理中履行承諾與責任，推動“無核世界”倡議從亞洲走向全球。
其次，中國需要從國核心安全監管到構建中國核安全治理體系，不斷加強核安全國際合作。中國是打擊“核恐怖主義全球倡議”的創始夥伴國，在支援國際原子能機構維護核安全上發揮核心作用，並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在核安全領域有著良好的合作。
儘管中美之間在核力量建設和防核不擴散機制建立領域多有分歧，甚至美國的中國核不透明政策頗為忌憚，常常非議中國內政，但中美之間在核安全問題上仍然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礎，能夠繼續保持密切聯絡。
在中國海關防輻射探測培訓中心和中國家核安全示範中心兩大合作機構，兩國可以進一步交流對核及放射性材料的探測核識別能力，進一步推動中美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的合作。
最後，無論是加強監管還是逐步構建核安全治理體系，都是為中國逐步參與全球核安全治理服務。
在蘇聯解體後，核技術、核材料以及核設施失控的風險陡然增大，若放任無視，很有可能從狹義的核技術洩露問題擴大化到廣義的地區恐怖主義危機，核安全已經成為了中國核世界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正是因為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中國更需要同世界主要國家簽署核安全合作協議書，加強資訊交換與人員交流。
分歧嚴重：新形勢下核安全難以保障
若想保障核安全，各大國之間的合作、交流與談判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競爭激烈是當今局勢的重要特徵之一，兩國在經濟、政治、軍事領域都呈現出了對抗的局勢，這實際上波及了原本就分歧嚴重的核武器問題。
分歧之一，核戰略定位天差地別。中國的核戰略可簡單歸納為“三不原則”：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二，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三，始終堅持核力量的發展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一二點互為前提，兩聯對仗，橫批便是“夠用即可”。
但美國不僅未許諾“三不原則”中的任何一條，還將導彈防禦和導彈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作為21世紀以來美國國防政策以及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身為一個核強國，國際社會對美國積極參與核峰會交流與核裁軍高度關注，權利應當關在籠子裡，核老虎要拴在和平的鎖鏈上。世界需要一個和平的美國，而不是與新崛起的中國競爭甚至以核安全挾持中國的高危分子。
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的過分關注，甚至在中國南海、臺灣問題上頻頻挑釁的行為都已經超出了因“9·11”事件而起的應激反應。
美國對於核裁軍一事不僅牴觸至極，裝聾作啞，而且仍然在不斷加強小型化戰術核武器的研製、裝備、程式設計、部署和訓練。這種對各種常規和特戰核武器的研製和訓練一日不曾停止的緊迫，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的基本國情。
第一，美國難以承受大規模的人員和工業建築毀壞。總體化常規持久野戰不是美軍擅長的作戰模式，因此軍方主流觀念是速勝論戰役指導思想，此種軍事指導思想需要配備強大的殺傷性武器對進攻中的大規模裝甲群進行大縱深遮斷突擊，達到以少勝多的決勝效果。
第二，美國國記憶體在絕對技術導向，甚至於技術迷信的戰略文化。因核武技術的迅猛發展讓美國軍事迎來覺醒，美國戰略界對核武器技術發展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甚至於不少人走上了技術迷信的極端。
這種不能理性判斷的趨之若鶩將導致片面迷信核武器的威懾作用，而對核技術本身的特性和危害美化，因此很難規避發展核武器技術可能出現的風險，同時更可能忽視單純激進地發展核武器難以保障世界和平這一事實。
因此，當一個以防禦型戰略為主的中國和一個以核武器作為國家安全核心的美國碰撞，中國除了要讓美國意識到這種分歧將損害這易受傷害的中美戰略關係，同時更應該根據不同時代下不同形勢的要求，調整核戰略，增強核力量建設。
存在風險：中美核威懾力量差距過大
現今，美國公開的核武器庫中，存在7000多枚核彈頭，而美媒則大肆渲染，稱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同時核力量建設必然也在不斷推進。隨後，就有許多將中國的風力發電站被誤認為“核彈發射井”的可笑新聞誕生。
目前中國的核武器數量仍然是一個未知數，因奉行核不透明政策，國際上對中國的核武器數量的猜測層出不窮，但總的而言，沒人認為中國至多不超過千枚的核彈可以與美國龐大的核武器庫匹敵。
然而，中國一直以來奉行的“夠用即可”的核戰略並不是稱中國具備可以抵禦玫瑰核武庫的秘密殺傷性武器，而是說，中國完全具備令美國忌憚的第二次核打擊能力。
第二次核打擊能力是指中方武器基地在遭到美方打擊之後，仍然具備足夠的核力量能夠對美方實施有效的核反擊。
按照國際標準，對準美國人口密集核工業發達的主要城市，只要具備能夠摧毀美國16%~20%的城市人口和25%~50%的工業生產能力的第二次核打擊能力，就可以達到使其絕不會首先發動核武器的終極目的。
擁有能夠反制美國第一次核打擊的第二次核打擊能力，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中國要擁有足夠的核彈頭；二是中國要有強大的核平臺防禦機制。
尤其是在中美關係緊張，美國決力遏制中國崛起的境遇下，中國更需要在保證核不透明政策的前提下，擴容核武器庫，提升核力量建設，增強核威懾優勢。
而在當今時代，核力量不僅要在核彈頭的數量上有所提升，更要專注技術的突破和飛躍。從單彈頭到多彈頭，從轟炸機到洲際彈道導彈，再到人造衛星發射的彈道導彈，準確度從幾千米到幾米，這些技術的發展都能對核威懾的增強起到關鍵作用。
中國可以專注於彈道導彈防禦核反潛戰兩大困難技術的突破，在逐步鋪墊世界成熟核武器領域的同時，攻克技術尚未成熟的領域。
擴容核武器庫並非是激進瘋狂囤積殺傷性武器，而是要在符合本國國情的基礎上，在精幹有效的發展路徑上適當擴容，以符合經濟與文化交流領域的大國地位。
核威懾的巨大風險與應對措施
核威懾是利用宣稱或暗示使用核武器製造心理壓力核恐怖情緒，從而達到使對方意志屈服以致放棄使用核武器進攻的意圖。但這種激烈的精神對抗和博弈中非理性因素過多，使得行為表達和效果都存在極大不確定性。
若以中美雙方為例，首要面對的就是信任危機。
核威懾會使國家間充滿猜忌和懷疑，在一定可控範圍內，中美關係會因為中國核力量建設而發揮的核威懾效應導致關係向好發展，但核威懾所指向的巨大毀滅力量和絕對暴力理念，也可能進一步激化中美之間複雜的敵對關係。
進一步而言，從中美關係輻射到整個國際社會，核威懾也有可能會動搖國際信任系統。國家與國家之間對核力量的約束是以一系列國際協議支撐的。由於缺乏權力控制力量，核威懾的暴力屬性可能會破壞相對弱勢的法理契約。
由表及裡，從個別或多個國家間的關係深入到核威懾本身。
核威懾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因為核武器的存在就是為了威懾而非使用，但若要促使核威懾成功，必須要讓對手或盟友相信自己一定會動用核武器的決心，這便需要動用核武器，可動用核武器，核威懾本身就失去了意義。
那如果核威懾失敗，到了非要使用核武器的地步呢？如果不使用，該國就會陷入失信危機，核威懾能力受損，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會受到一定影響。
同時，核威懾的風險還包括但不限於技術風險、道德風險以及政治風險，核威懾風險產生的多元性決定了其規避措施的系統性。
首先，中國及其世界有核國家增強政治智慧，強化道德責任。
核威懾的道德責任將促使決策者在複雜多變的國際關係中對可能發生的後果進行預判，克服功利主義的弊端，審慎謀劃在行動中和複雜的實踐活動可能的風險，從而形成實踐理性，一方面靈活運用戰略核技術，另一方面堅定政治理性尋求最佳解決方案。
其次，世界有核國家與無核國家轉變思維方式，增強政治互信。
理性的信任關係是超越國家，超越制度的制約，需要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強化共生本體安全觀，從敵我對立到化敵為友的過程中，加強對話溝通，建立資訊公平對立格局。
有核國家之間、有核國家與無核國家之間都要加強溝通，主動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保證核能利用的公開透明和互信格局。
儘管制度建設對於絕對暴力的核武器和核威懾是軟而弱的約束，但並不能因此而放棄對核威懾的法理研究，隨著核武器的發展，各國必然會對核威懾提出更進一步的直接限制。
強化制度建設，促進制度正義，建立良性的核爭端解決機制是將核威懾置於國際法體系框架的主要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