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城雄：財政資金如何更好投資科技領域
財政資金對科技領域的投資分為兩種型別：一是對科技研發活動進行投資，物件既可以是高校和科研機構，也可以是企業的研發活動；二是對科技企業進行投資。
我國正處於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轉型期，如何推動科技產業發展特別是擴大對科技產業的有效投資，是我國在新發展階段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而如何運用財政資金，對一些地方傳統發展模式下的政府直接投資思維提出挑戰。筆者建議，除了極特殊的領域外，政府財政資金應當只投資科技研發活動，而不是直接投資企業生產過程。
首先，投資研發活動可以保障市場公平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同行業企業往往是激烈的競爭關係，如果對其中某個或者某幾個企業直接進行大量政府投資，就會增強它們的優勢，帶來競爭的不平等，這將破壞政府對市場公平的維護。而政府投資研發活動，主要是投入到高校和科研院所，或者一些企業的共性技術研發。這些研發投資取得的成果，一般來說比較容易被全行業共享，不會破壞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其次，投資研發活動可以避免投資亂象。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對高科技企業的直接投資導致不少亂象，包括南陽水氫汽車事件、武漢弘芯事件等。這些事件中，政府需要投入的資金往往高達數十億甚至數百億元，但是最終專案出現爛尾，卻少有人為此承擔責任。這也是財政資金的特點決定的，財政資金不追求市場回報，也難以要求個人承擔投資損失。這就容易造成部分地方政府在政績驅使下出現盲目決策的衝動。如果政府資金僅僅投資研發活動，當投資物件是企業研發時，一來企業研發活動的風險主要由企業自己承擔，二來研發在企業總投資的佔比一般不會很高，政府資助單個企業的研發資金就會是有限的，很少可能出現一筆資助費上億的專案。
第三，投資研發活動可以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根據2019年研發投入統計，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2.2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投入2500多億元，中央政府投入2300多億元。可見，政府財政資金的研發投入總量並不大，如果大量財政資金直接投資科技企業生產環節，可能幾個專案的資金就相當於政府的總研發投入。即使不考慮這些投資失敗的風險，同樣資金投入到研發與直接投入少數企業生產相比，顯然前者對促進我國科技發展更有意義，財政資金的使用也更有效率。
第四，促進科技產業投資用間接引導方式更有效。由於科技產業投資決策具有高度的專業性、不確定性，政府促進科技產業更多應當採用間接引導的方式，充分利用財政稅收和金融等政策，發揮財政資金的槓桿效應，引導推動社會資金進行投資。在財政資金方面，間接投入企業可以透過財政引導基金模式，與社會資本按照一定比例進行結合，定向投入一些領域和方向，具體的投資專案決策依託社會專業投資管理機構完成。當社會資本需要承擔投資失敗風險時，它們對投資的專業性和風險控制要求就會更高，投資效果也會更好。在稅收方面，可以透過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降低社會資本進行高科技領域投資的風險，從而鼓勵社會資本加大投資力度。一億元稅收減免可能帶動的投資規模，往往遠大於政府直接投資一億元財政資金。在金融政策方面，目前也有多種手段可以使用，比較普遍的有貸款貼息政策、科技擔保政策、創業板和科創板上市融資等。當然，我國科技企業還存在普遍的融資難問題，這表明我國在利用金融政策引導科技產業投資方面，還有著非常大的提升空間。
總之，高科技產業與傳統制造業的投資決策具有極大差異，各級政府不宜再用傳統思維進行財政直接投資，筆者建議充分綜合運用各類財政、稅收、金融等政策工具，提升我國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維護市場公平，最終滿足我國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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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結玲：構建粵港澳大灣區非遺共同體
在國家實施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戰略背景下，對大灣區城市叢集的非遺資源進行整合和協同創新，構建灣區非遺共同體，促進灣區非遺文化產業發展對“共建人文灣區”具有積極的時代意義。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圍繞“創新”這一核心，可採用“非遺文化+”的多模態融合方式積極推動非遺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當下，大灣區的非遺文化融入了許多富有創意的設計元素，其衍生品同時兼備藝術及實用功能，真正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如陶瓷藝術擺件及印有非遺圖案的物件等，但仍存在傳統文化價值挖掘不夠深刻、創意設計理念不夠新穎等不足，今後可在傳統文化重塑、增強代入感和影響力方面下功夫。
總之，可在深挖非遺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透過一系列“非遺文化+”的創新性融合模式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給予現代重建，推動可商業開發的非遺專案走上文化產業發展之路，從而實現非遺的可持續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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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南：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
碳達峰、碳中和絕不是輕輕鬆鬆就能實現的。總體上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正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並正在由共識轉化為行動。但也有一些地方和行業尚未充分做好碳減排準備，習慣依賴於高碳發展路徑。按照歐盟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目標，其碳達峰至碳中和大致要歷經60年，而我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僅有30年時間，面臨比發達國家時間更緊、幅度更大的減排要求。現實國情決定了我國不能照搬發達國家自然達峰和減排的模式，而要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這意味著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必然是涉及價值觀念、產業結構、能源體系、消費模式等諸多層面的系統性變革。
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許多重要特徵，其中之一就是我國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如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必須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資源高效利用和綠色低碳發展的基礎之上。這需要抓牢實現減汙降碳協同增效這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總抓手，加快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用地結構等調整。抓住資源利用這個源頭，推進資源總量管理、科學配置、全面節約、迴圈利用，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抓好產業結構調整這個關鍵，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推動能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持續降低碳排放強度。抓實科技創新這個“牛鼻子”，大力支援綠色低碳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和綠色技術創新。此外，還需要不斷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的自覺行動，推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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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輝：井岡山時期紅軍宣傳工作的黨性原則
1928年10月，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寧岡步雲山召開，在由毛澤東起草的大會決議案中提到：“過去邊界各縣的黨，太沒有注意宣傳工作，妄以為只要幾支槍就可以打出一個天下，不知道共產黨是要在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嚴峻的鬥爭形勢造就了井岡山時期“槍桿子”當“筆桿子”用的獨特景象，以毛澤東、朱德建立的紅四軍為代表，紅軍宣傳活動的組織體系和工作方式在鬥爭中不斷完善，成為該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地宣傳工作開展的代表性工作機制，體現了鮮明的黨性原則。
早在中共一大決議案中即提出：“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監督……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應受黨員的領導”，強調黨對宣傳工作的統一領導。然而在較長時間裡，中央對宣傳工作的指導多是提供綱領、確立方向，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主要依靠各支部、刊物自行發揮。宣傳方面的各行其是給中央工作的部署帶來不良影響，以至於專門釋出《中央關於黨內宣傳派別問題決議案》，要求肅清部分地方黨組織宣傳工作中的非無產階級意識和國民黨工作方法殘留。
在井岡山根據地，紅軍宣傳工作受前敵委員會和軍隊黨委（政治部）領導，以確保組織性與紀律性。除了如前文所述，軍隊宣傳隊伍建設方面由分散到集中，統歸於政治部領導，在宣傳內容方面也逐步實行宣傳審查制度，要求“傳單、佈告、宣言等宣傳檔案，舊的加以審查，新的從速起草”。圍繞具體宣傳內容，毛澤東還要求制定“紅軍政綱”等，進行統一。軍隊政治部在執行過程中，將統一擬定的標語內容編成宣傳本（名為紅軍標語）發放給宣傳員。在宣傳任務執行過程中要求（軍隊）“達到一個城市，各連的宣傳員由政治部或黨代表分配宣傳區域，並派人巡視以觀勤惰。各連寫的標語有標記不怕冒功或混淆，寫錯了亦易查出予以處罰，因此紅軍達到一個縣城只要三小時，宣傳工作可以普遍”。在具體執行層面，紅四軍政治部將134條標語分為三種寫法，對縣城（大市鎮）、縣城市鎮（大村莊）和行軍途中需要刷寫的標語數量和內容做出明確的規定。同時也對如何刷寫提出了要求，例如：不要寫草字、省筆字；慢一點，力求寫得好看，不要性急亂塗；不要寫錯，不要遺漏字，一條標語寫完須檢視一遍才走；除各縱隊政治部制定地方口號之外（紅四軍政治部規定，各縱隊政治部於每到一地工作時，須制定幾個適合當地需要的口號，即“地方口號”），宣傳隊不得自由創造新鮮標語；一律用毛筆寫在牆壁上，不準偷懶改用紙貼等。在管理上，對宣傳隊的工作開展情況定期開會進行檢閱，確保宣傳指令貫徹執行。
軍事化管理下的紅軍宣傳工作，與以往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宣傳活動相比具有更高的組織性與紀律性，系統化的組織和嚴密的宣傳紀律提升了紅軍宣傳活動的效果，使其獲得了根據地民眾的支援。在井岡山斗爭中，毛澤東將普遍的宣傳規律與根據地的實情相結合，逐步完善軍隊開展宣傳工作的制度與方法。宣傳黨的主張、服從黨的領導、宣傳工作是全體黨員（官兵）的任務職責等理念也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工作制度建構的基本理念，共同構成了新聞宣傳工作黨性原則的基本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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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婭：數字農業是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發力點
新農村、新農業、新農人是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農業是重要發力點。1997年，美國兩院院士正式提出了數字農業概念，25年來，數字農業的內涵不斷延伸與擴充套件。數字農業就是將遙感、地理資訊系統、全球定位系統、計算機技術、通訊和網路技術、自動化技術等高新技術，與地理學、農學、生態學、植物生理學、土壤學等基礎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透過7×24小時對農作物生長環境、生長過程的實時監測，形成有效、連續、完整的動態空間資訊，利用各節點基站對資料進行洗選後上傳到農業大腦對資料進行分析，結合AI等技術對農業生產過程進行擬合模型測算，最終形成穩定性高、標準化的農業生產資料模型。大力發展數字農業產業、推動我國資料產業發展，要以工業發展思維方式為基礎，鼓勵適用於我國農業複雜生產環境的科技創新技術，搭建有助於全產業鏈技術熟化的綜合性雲上農業試驗場，著力在耕、種、管、收各環節為涉農企業與農戶提供各類科學種植指導方案、提升生產效率、提升農產品產量與質量。透過種、收、加工與銷售環節的全程可追溯與虛擬視覺化，提升數字農業產業鏈上各利益相關方資訊透明度，極大降低生產的不確定性與減少人為因素，確保農產品健康安全，並且增加農民收入，化解“靠天吃飯”和散、亂、小的無序低效狀態。
不斷減少的務農人員數量迫切要求傳統農業種植方法與管理方式的轉型升級。糧食安全與人類健康始終是我們生存與可持續發展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科學有效的精細管理手段是確保糧食安全、農作物安全的焦點。擬合作物種植過程中的生長模型實現遠端指導生產是數字農業的重要特點。農業種植模型的標準化與可推廣性，是我國小農經濟、作坊式農業發展轉型的關鍵突破點，而傳統農業打造新型農業價值鏈的關鍵環節，是如何（HOW）且何時（WHEN）實現可量化、可複製、穩定性高的農業資料模型。以資料模型指導現代涉農工作者進行種植養殖，可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作物產品質量、彌補務農人員不足的短板，從而防範農業種植風險、改善生態環境。數字農業不僅是技術升級迭代的過程，更是我國戰略性、資源性產業在技術、資源、產品等環節安全可控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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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振鋒：個人資訊保護法淬鍊大市場價值
在數字時代，個人資訊保護立法是國之大事。除了性別、年齡傳統人口學特徵意義上涉及的個人資訊外，購物習慣、消費偏好等社會性個人資訊，甚至人臉、步態、聲紋、虹膜、基因、血型、疾病等敏感生物特徵，也都可以被收集、加工、分析和利用。這嚴重威脅到個人自主和隱私，妨礙公民人格尊嚴和權利，也使得利用個人資訊的犯罪日益增多，進而影響到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得益於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海量的個人資訊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中國在網際網路應用上有引領全球之勢。但另一方面，“大市場優勢”與“大市場劣勢”成為奇怪的悖論。不僅公民個人資訊權益保護水平難以提升，大市場也淪為網際網路巨頭躺著賺錢、“龍困淺灘”的池塘。改變這個狀態，就成為個人資訊保護立法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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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偉平：當代知識論信念度教條之批判
人們對於不同的命題有著不同的信心，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當代知識論的信念度概念，即信念是有程度的。信念度的論證是隱晦的，它的常識論證和語言論證都混淆了信念與信心。信念度優先觀念認為信念是某個臨界值之上的信念度，彩票悖論和序言悖論反證了這種臨界值理論。基於“本體”與“特性”的區分，信念本體是沒有程度的，作為信念特性的信心是有程度的，它表徵了主體信念的堅定性程度。信念與信心的關係是信念優先的，因為信心度是一種模態命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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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亞濱：美國種族主義的持續性與系統性
兩百多年來，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長期存在，因種族問題引發的大規模社會衝突是美國社會的常態，也使所謂“美式民主”成為世間最大的諷刺。究其根本，美國的種族主義有著深刻的歷史、社會和法律根源。美國的種族主義制度深植於歷史、政治、法律中，甚至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分，這使馬丁?路德?金的“美國夢”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依然無法實現。這是美國的恥辱，也是美國帶給全人類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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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德：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我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形成了獨立完整、融入全球的現代工業體系，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表現出了強大韌性。但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結構層次不高、核心技術不強、抗風險能力不足等問題。在全球產業鏈重構和大國博弈的背景下，我國產業鏈供應鏈不穩定不安全的隱憂也顯現出來。因此，要重點聚焦產業鏈供應鏈斷點堵點，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充分調動生產要素活力和紅利。以新發展格局為依託，強化我國產業鏈的叢集優勢。依靠核心技術突破，補齊產業鏈創新短板。聚焦國家戰略制高點，推進產業鏈資訊化數字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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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洪燕、陳俊紅：農業生產託管促進服務型規模經營的啟示
農業生產託管服務作為一種新型農業經營組織形式正在逐步替代傳統經營模式，成為規模化農業服務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基於農業生產託管這一服務型規模經營的最新實踐，得到以下3點啟示。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和裝置投入，支撐農業生產託管規模化作業。延伸託管主體的服務鏈條，引導各類服務商盤活資源要素。加強生產託管市場監管與風險管控，提高行業標準化規範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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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光明網-學術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