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裡，“歷史”由兩個詞構成——“他的”和“故事”，但中國剛走過的百年曆史，豈是簡單懷舊的“他人故事”？建黨百年的日子，記者走入一位收藏家的世界，豐富而珍貴的革命文獻文物，把昨天的歷史和今天的光榮串聯起來。對於這一點，收藏家的理解是：“過去，外國評論者對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定義是‘傳說’，可後來不得不改口叫‘傳奇’。為什麼？因為傳說只存在於想象與過去，而傳奇連線著事實和現在，而文獻文物正是堅不可摧的牢固紐帶。”
圖說：符春曉小心翼翼地調取紅軍郵票與參考書對照。吳健 攝（下同）
一 見到“鎮宅之寶”
這位收藏家叫符春曉，打小喜歡集郵，後入職國營工廠，接著南下經濟特區，闖蕩香港，中年後散盡家財，收藏革命文獻，如今無論藏品數量和珍稀度，他在圈內都頗有聲望。
來到他位於廣州的工作室，被藏品擠得近乎侷促的空間讓人有點手足無措。符春曉年過七旬，除必要的收集和辦展，多數時間都投入整理工作：能捐的捐，能換的換，要配套的配套，並當場編號、登記造冊。記者看到，符春曉的女兒把當天計劃規整的藏品一一擺到桌面，由父親逐一過目，按照年代、地區及歷史關係歸類。
圖說：符春曉收藏的紅軍郵票實物與新民晚報長征專刊形成獨特的歷史呼應
整理時，符春曉有些“如履薄冰”，眼睛幾乎貼在文獻表面，又努力避免身體觸碰。“它們太脆弱了，當年紙張不好，難以儲存，可它們承載的歷史又那麼厚重，來不得半點閃失。”不巧，符春曉想用鑷子給一張紅軍郵票移個地方，不想勁大了，給票面留出夾痕，臉上頓時露出了自責。
符春曉最開心的是成氣候的紅軍郵品收藏，以“獨特、成套、成系列”聞名業界。“今年是建黨百年，弘揚紅色文化正逢其時，我覺得讓藏品‘活’起來，才真正有意義。”他表示，若不解答藏品所攜帶的歷史密碼，傳遞一種價值觀，“至少在中國，收藏的意義就消減大半”。
為了滿足記者的好奇心，符春曉難得地拿出了“鎮宅之寶”。“別看面值才三角錢，可存世不超十張”，他指著一枚僅有兩個指甲蓋大的郵票說，“它叫《進軍圖》，是江西中央蘇區在1932年發行，距今快90年了”。畫面中，紅軍戰士列隊行進，槍如林，人如潮，不可阻擋。“紅軍初創時，不少人存在單純軍事觀點，不重視宣傳，導致群眾不瞭解黨的性質宗旨。隨著根據地鞏固，黨中央意識到宣傳的重要性，而郵票就是很有效的手段。郵票具有畫面語言，實用性又強，特定時候能當輔幣用，群眾樂於接受。”符春曉娓娓道來，像《進軍圖》就是著名的“擴紅郵票”，有力配合了蘇區的“擴大紅軍”運動，激發起廣大群眾參軍參戰熱情，“尤其到了1934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形勢嚴峻，蘇區郵政更推出《進軍圖》小型張，幅面增至10釐米寬、7.5釐米高，左右印有‘蘇區擴紅成功萬歲’‘擴大鐵的工農紅軍’標語，而下面是一行字‘一九三四’，這都反映了真實的鬥爭情況”。
圖說：符春曉收藏的1934年江西蘇區《進軍圖》郵票小型張
珍稀度與《進軍圖》不相上下的，還有一份通行證，是蘇區頒給鹽商的。中央蘇區不產鹽，而敵人又實行嚴酷封鎖，抓住與蘇區通商的人就會槍斃，即使有個別鹽商弄來賣，一方面價格昂貴，敵佔區花一元錢買七斤鹽，到蘇區要賣一元三角一斤，另一方面，鹽數量稀少，不能解決蘇區軍民需求。符春曉告訴記者，自己曾帶著這份通行證重回蘇區故地，挖掘到它背後那沉甸甸的故事——“為了不影響紅軍戰鬥力和農民勞動能力，哪怕頒證的後方機關人員，都拿廁所旁挖出的土去熬硝鹽吃。這種硝鹽非常苦，只略帶鹹味，勉強算是‘調味品’。我在瑞金採訪到一位老人，他親眼看到蘇區機關修廁所挖土時，毛澤東等首長都不怕髒，不嫌臭，一起參加挖土熬鹽。即便出差時分到一小瓶鹽，幹部們也都會拿出來放進菜裡，和大家一起食用。”
圖說：符春曉收藏的江西蘇區食鹽運營通行證
二 用“心”得到“珍品”
自古“巴蜀多奇士”，至少在收藏界，生於四川達縣（今為達州）的符春曉被公認為一位奇人。受家庭影響，他很小愛上郵票，“常常不吃早飯，攢下錢去買郵局的蓋銷票，花花綠綠的，但只知道好看。”直到1966年的一次偶遇，他才發現方寸郵票間所蘊含的重大意義。“縣裡來了個老紅軍、建立紅三十三軍的名將王維舟，帶著他的警衛員。我認識警衛員，他告訴我，王維舟是喝過‘洋墨水’的大才子，能寫，能畫，還能作詩，川陝蘇區最早的郵票就是他設計的。”
土地革命中，涵蓋達縣的川陝蘇區是全國“第二大蘇區”，儘管只存在了兩年半，但共產黨人依然建立起新型工農政權，進行治國安邦的開創性嘗試，為將來的新中國進行了有益的預演。“從帶鐮刀錘頭標記的銅元，到刻於房屋牌坊上的‘打倒軍閥棒老二（方言指土匪）’等紅色標語，都體現了為人民打江山的政黨是不可能被刺刀所消滅的。”符春曉說，“只要你有心，收藏紅色文獻時必然會睹物生情，被這些不朽的人所打動。有一次，我以巨大代價尋獲王維舟設計的郵票《紅軍戰士圖》，送回以他老人家命名的紀念館，完成儀式後，我特意跑到刻著紅軍標語‘赤化全川’的山底下，久久凝望，內心始終無法平靜。”
從紅色故鄉走來，符春曉在紅色文獻收藏方面一發不可收。“不可否認，我的藏品，九成多是花錢買的，但最珍貴的藏品是買不來的，只有原來的主人覺得你懂得它的價值，在乎它的歷史，才會放心地交給你。”
1996年，符春曉蒐集到中央蘇區的幾個有地址和收信人的信封，均指向江西水南鎮的尊德堂。“經過多方查證，發現寄信者都是紅軍赫赫有名的指揮員，而為什麼他們都給尊德堂去信？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強烈的好奇心驅使符春曉連跑好幾趟，“當年的尊德堂早已不在，就剩下半截磚牆和幾根石柱，村民覺得我像個怪人，總在這個本地人都沒注意的地方轉悠啥呢？”有幾個老人問起來，符春曉便拿出那幾個信封，希望知道尊德堂曾住過什麼人，發生什麼事情。“這些江西老表的口音，讓我聽起來很吃力，但終於弄清了這裡竟是紅軍獨立師師部，在優勢敵軍重重圍困下堅持一年多。”符春曉記得，有個老人越說越激動，“硬是把我拉到家裡，用顫巍巍的手將珍藏的早期紅四軍袖標贈給我，我知道這個東西的市場價值，想掏1000元現金酬謝，可他說，袖標交給你，是相信你會把它放在心裡。”
圖說：定居香港的南洋華僑彭培進
三 承載史實更不凡
採訪進行中，符春曉的手機響了，是一個拍賣行老闆打來的，表示願以高價收購閩西蘇區的一套郵票，符春曉沒有同意，“如果是為了錢去搞收藏，那就失去了收藏的意義”。他告訴記者，革命文獻文物的終極目的不是為收藏者或單純史學家服務，而是為大眾、社會和國家服務，“一個明智的收藏者應當是歷史殿堂的看門人，是文化與歷史的服務生，而不是壟斷資源，公器私用”。
在符春曉眼中，過世的好友彭培進給自己做出了榜樣，“他是南洋華僑，後來定居香港”，幾十年海外生涯裡，彭培進搜到很多價值不斐的郵票，他也隨行就市，參與郵品流通，獨獨中國革命題材的郵品不在其列。這位身板厚實、能說流利普通話的老先生，把紅色郵品的蒐集與宣傳看得比經濟效益更重，“經過多年積累，他形成了風格，尤其1932年中央蘇區發行的醬紫色郵票《地球圖》在集郵界享有盛名。他和我亦師亦友，談論紅色文化之餘，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生活在海外的華僑，今天最感自豪的是，共產黨才真正讓中國站起來，讓外國人意識到這頭‘東方雄獅’不可辱、不可輕”。最後歲月裡，彭培進把房子、存款及生肖猴票等珍貴郵品都留給家人，卻專門把紅色郵票轉給符春曉，他只說了這樣的話：“別讓郵票躺在冷冷的私人展櫃裡，要讓它們活在老百姓的心裡。”
“圈外人可能不大瞭解，世界集郵界是有競爭的，誰擁有反映重要史實的郵中孤品，誰就掌握話語權。”符春曉說，“很長一段時間，有關中國現代史的郵票大獎，屢屢被日本藏家古裝昭夫、水原明窗奪得，特別是當他們拿出稀有的蘇區郵票時，中國人感到了壓力與責任”。國內外收藏界有個公論，那就是1930年贛西南根據地出過一套三枚赤色郵票，“我盡了全力，也只找到其中兩枚，就差一張八分的郵票，正是像彭培進這樣的摯友，幫我湊齊了全套，在同外國人的競爭中維護了自己的歷史解釋權”。
在符春曉看來，藏品價值不能光靠市場標價來決定，各種各樣的實物和文獻能從微觀角度透視一個時代的軌跡，正所謂“看似尋常物，皆可入青史”。“一位博物館館長明確告訴我，價格高的東西並不一定是珍品。”像明清官窯瓷器市場價都很高，卻並不都是博物館的“最愛”，如果某件普通物件蘊含一段記憶、涉及一位重要人物、或在一個歷史重大事件中露面，那就體現出一個稀缺性。符春曉提到這件事，一支解放軍部隊曾到四川南江抗洪搶險，解救出一位老太，阿婆總愛談起當年的紅軍：“那時，紅軍條件很苦，紅七十三師傷員就住我家，我給傷員煮紗布呀！包傷口呀……”年輕的戰士非常興奮，紅七十三師正是他們部隊的前身，老人得知後，主動找出當年紅軍用過的油燈相贈，成為部隊的傳家寶。
圖說：美國記者斯諾訪問延安時受贈郵票也有同款出現在符春曉的收藏裡
四 中國進入“貴賓席”
不可否認，紅色藏品正受到國內外廣泛重視，這不是簡單的經濟現象。隨著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為什麼行？”成了許多人渴望解讀的課題，連帶的，紅色文化已成為中國特有的“軟實力”。
“我有個美國朋友，一直熱衷蒐集中國古董，可最近十年，她跳脫出來，專注中國革命與建設時代的文獻文物，比如標語、年畫及明信片。”符春曉好奇地發現，這位“中國瓷器迷”去江西旅遊，主動繞開瓷都景德鎮，徒步爬上井岡山黃洋界哨口，找尋當年“炮聲隆”的遺蹟，“談及這段經歷，她記住了那裡平坦水泥路，舒適的農家樓，還有熟諳手機帶貨的年輕人，這些井岡山人沒有忘記紅色傳統，他們把歷史當成寶貴的財富”。回到美國後，這位藏家更加喜歡造型質樸卻經歷滄桑的老物件，她說：“我不想停留在品味‘古老中國’，今天，最精彩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年輕中國’，而這些藏品傳遞了一種真理。”
無獨有偶，符春曉曾旁聽過在香港特區任教的法國學者萊曼的講座，“長達幾個世紀裡，國際社會的‘貴賓席’都被西方列強獨佔，好像它們天生是統治者。但今天，一個社會主義中國不可阻擋地進入‘貴賓席’，它告訴世界，這個紅色國度能造就真正的人間奇蹟”。前年，符春曉在香港舉辦蘇區郵票展，很多外國人出於“物以稀為貴”的經濟角度參觀，但隨著瞭解的深入，幾個會講中文的年輕“老外”開始超越藏品本身，談論“中國奇蹟”背後的精神支柱，“有個美國青年對我說，中國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當記者離開符春曉的工作室時，在其茶几上看到這樣一段話：“沒有形而上學的民族是沒有祭壇的神廟。沒有祭壇，就沒有信仰，沒有神聖的價值，這個社會就只是一個市場。”符春曉感慨地說，“幾十年的收藏之後，我覺得自己活在真實的事業裡”。
新民晚報記者 吳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