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船編輯部
一、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民間秘史”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長期被臺灣國民黨當局霸佔。國際社會正義之士曾多次呼籲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1971年9月8日，時任印尼外交部長馬利克到香港約見司徒眉生，談了自己對印尼政府對外政策的不同思考、各國對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多種提案等。彼時，馬利克擔任聯大主席基本已成定局，因此他提出當選聯合國大會主席後，想在中國席位問題上有所作為，為了便於掌握分寸，他委託司徒眉生了解中國政府的具體想法。
年輕時的司徒眉生
得知此事，周恩來特意安排總理辦公室負責外交事務的羅青長副主任同司徒眉生見面。羅青長對馬利克的一番好意表示感謝，並提出中國的立場已在外交部宣告中闡明，可將宣告的英文稿傳給馬利克，希望他在可能的情況下給予幫助，“但不必勉為其難”。司徒眉生立即轉告了馬利克。
值得一提的是，馬利克在與司徒眉生會面時，將印尼總統下發訓令，要求對阿爾巴尼亞等國提交的支援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提案投棄權票，對美國的提案投贊成票一事亦告知了司徒眉生。司徒眉生問馬利克：“你研究過聯大議事規則和主席的職權沒有？有無特別發揮的空間？”馬利克回答說：“仔細研究了，空間還是有的。”
司徒眉生建議道：“你現在已被選為本屆聯大會議主席，就不應站在一國外長的角度處理問題，而應站在聯大主席的立場上思考問題、處理問題。”聽罷司徒眉生的話，馬利克基本定了心意。
投票當天，聯大一改往日計票方式，採用公開唱票的方法。於是，一些國家不得不慎重考慮，是否再追隨美國投票。
1971年10月25日（北京時間26日），關於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投票開始了。馬利克宣佈投票結果：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會場上響起雷鳴般的掌聲，聯合國歷史上著名的2758號決議就此誕生。
羅青長後來在回憶文章《一槌定音》中，反覆提及“多年朋友”“馬利克先生的顧問”從中協調，做出鮮為人知的貢獻，指的正是司徒眉生。
司徒眉生被稱為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民間秘使”。30多年後，司徒眉生追憶往事，不勝感慨。他說，“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這樣的結果是歷史潮流，誰也抗拒不了，”每當人們對他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時充當中國印尼兩國牽線人加以讚許時，他總是說，“我只是因緣做了一點應做的事”。
司徒眉生
二、萬隆會議力助中國
司徒眉生對於中國外交的幫助，不僅僅體現在上述事件中。作為一名知名愛國僑領，上世紀50至60年代，司徒眉生曾任印尼開國總統蘇加諾的私人外事助理、華語首席翻譯，親身參與印尼和中國高層幾乎所有會晤、會談，見證了中國與印尼建交、中國參加萬隆會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席位、中國與印尼恢復邦交等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為中國和印尼兩國友好關係發揮了特殊作用。
萬隆會議時，司徒眉生既是採訪會議的記者，也是會議工作人員，受蘇加諾的委託，利用其華僑身份，在會前以聊天的方式向中國駐印尼使館大使黃鎮透露資訊，提醒暗示有關問題。同時，作為記者，他利用社會接觸面廣，積極為中國代表團尋找住處，使周恩來總理住進了一位華僑的別墅。會議期間，他不但觀點上影響著蘇加諾，而且成為了“秘密特使”。
萬隆會議一年後，1956年9月30日，蘇加諾總統首次訪華，特意要求司徒眉生與代表團同行。當負責出訪的印尼官員詢問司徒眉生在代表團以什麼身份和職務出現時，蘇加諾回答：“總統私人秘書。”當司徒眉生作為先遣隊成員先期抵達北京西苑機場時，周恩來立即與他握手說：“這不是司徒眉生先生嗎？”“我們老朋友又見面了嘛！”，並高興地向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介紹司徒眉生。蘇加諾一生曾3次到中國訪問，期間的會談、演講等基本都由司徒眉生擔任現場口譯。
萬隆會議舊址
1965年，印尼“9·30”事件爆發，掀起了大規模反華浪潮。曾任蘇加諾總統私人秘書的司徒眉生與眾多華僑一樣，人身安全面臨嚴重威脅。在蘇加諾和朋友們的幫助下，司徒眉生離開了印尼，一家人幾經輾轉來到香港。就在司徒眉生認為可以稍加喘息的時候，印尼駐香港總領館的一位朋友找到他，焦急地說：“印尼外交部發來電報，吊銷了你的公務護照，這樣香港當局就會把你遣送回印尼。現在電報還在我手裡，我只能留下電報3個小時，然後就必須交給總領事了，因此你必須在3小時之內離開香港。”司徒眉生大吃一驚，連忙在朋友的護送下來到廣州。
周恩來得知此事後，本打算把他們一家安置在北京。但司徒眉生認為這樣安排不妥，如果自己真的安居北京，蘇哈托集團就會宣傳自己是中共派到蘇加諾身邊的間諜，讓他們有了攻擊中國的藉口。因此，司徒眉生經過思考，決定到澳門定居。
也正是在澳門隱居期間，司徒眉生在新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上，擔任了“民間秘使”的角色，也就有了文章開頭的那段故事。
【轉自《紅船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