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滿15歲，父親給我報了名，讓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參加了當年的高考。



沒幾天，父親就帶回來了高考結果：我語文考了86，數學只有39，總分離錄取線還差17分。父親很高興，我高中剛讀了一年，就能考出這樣的成績，明年可謂十拿九穩。

父親四處打聽，得知我們高中當年沒有一個考上大學的學生後，便決定讓我轉學，費盡周折，硬是找關係把我送進了祖母家附近的華容四中。



報到後，我的新班主任周老師就把我叫到他宿舍裡，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你參加過高考？聽說考得還不錯，就差十多分上分數線？今天劉副校長從縣教育局開會回來，還為你的事專門召開了會議，校方接納你，頂了很大壓力。你之前的學校不想放你，想靠你實現高考零的突破，爭議好大呢！”

從此，我正式成為華容四中的一名通宿生。陸陸續續的段考、中考、小考、期終考的成績出來了，我總是名列前茅，特別是語文，單科長期駐在榜首，引得同學們驚訝羨慕。

一個學期接近尾聲，迎接高考的緊張氣氛也越來越濃了。就在我生疔的頭一天晚上，我還跟一位同學（他後來當屆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成為我們當地的美談）臨時擠在學校寢室的一個鋪位上。那晚，我們暢談著各自的理想，規劃著未來，幾乎一夜未眠。

一病不起



第二天的數學課上，我忽然感覺離太陽穴不遠的地方，似乎長了一個又腫又麻又木的東西，伴著持續的低燒，整個人的狀態十分萎靡。整堂課都趴在課桌上，老師佈置的作業也無心去寫。

到第三天下午，堂兄覺得我的情況十分不妙，趕緊跑到糧食管理總站撥通了我家那邊糧管站的電話——就在1978年農曆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母親接到糧管站的人送來的口信：你的兒子臉上長了一個疔，蠻危險，你們趕快去！

父親後來對我說，他趕到伯父家時，遠遠就看到我的整個頭腫得毛線衣都脫不下來了，鼻孔裡噴著陽塵灰，七竅都流血了，兩隻眼睛腫得似燈籠，左額的疔傷口還有少許的血膿水排出，喉嚨都腫大了。



父母趕快把我送到醫院。醫生會診後說，這是疔毒引起的敗血症。

那些天真是難熬，整個白天，我的點滴沒有斷過，姑媽坐在床頭，把我腫得不像人形的頭摟在懷裡。母親用調羹把水一點點滴在我乾燥的嘴唇上。夜深時，她就一個人站在外面、躲在僻靜處，向著曠野絕望地哭泣，弄得第二天早上來送開水的食堂師傅都埋怨道：“一晚上在窗外哭得人鬼不得安生，我們又要早起，誰受得了？”

校領導、班主任周老師都來醫院看望我，周老師看著眼前的一切，連聲搖頭：“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一個禮拜之後，漫天雪花在清晨出其不意地落了下來。我問母親：“這是在哪裡？我想回家。”我在床上掙扎，可是我的右手右腳卻癱瘓了，一點都不聽使喚。

我勉強睜開腫得如桃子般的雙眼，眼中的世界卻像不同的版面般重影，醫生跟我說：“這在醫學上講，是一種複視，要想身體狀況完全恢復，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歲月之歌

1978年農曆十二月二十六日，除夕在即，我必須出院了。

接下來的日子裡，無論多忙，母親都要回家把從郎中那裡開來的中草藥，一天一服煎好，定時盛一大土碗，讓我喝掉。父親也會去大大小小的醫院找“加蘭他敏”和“新斯的明”，藥價二三十元不等，時常要向公社打報告才能批下來。

我一般早晨六點半左右起床，進行簡單的跑步訓練。湖區的田野自然而舒適，時不時會有小青蛙驚恐地從我腳邊跳入溝渠裡、荷葉縫裡、高筍莖上。那些夾雜著農作物清香的味道不停地撞擊著我的嗅覺——任何生命都有它值得珍重與珍惜的理由，季節的解凍已是勢不可擋，春天以雷霆之勢蓄勢待發。



再往後，我也可以自己一個人搭機帆船到地區醫院做理療了。有個與我父母年齡差不多的周醫生，曾以“文紅年青大有作為”作為字首字，讓我吟詩一首，我隨即胡謅一首，他拿著寫在處方單上的答案面露驚訝之色，將我會作詩的事逢人便講。

為緩解家裡的經濟壓力，父母還買了一臺二手壓面機，起早貪黑，和麵粉、壓粗坯、壓細坯、出面條，一個接一個的客戶就在一旁候著等著。很快，我家麵條的名聲傳遍了十里八鄉，“個體戶”這個新名詞也出現了。

1978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嶺，那一年，我的同班同學幾乎全部進入大學深造，而我，只能四處求醫問藥、堅持鍛鍊，甚至在手搖壓面機手把前流著黑汗。



右手不靈便，我就開始練習左手書寫，我躲在角落裡，寫下了不少詩歌、散文和小說，然後去找字跡工整的夥伴們幫忙謄抄，再去投稿。直到很多年後，我左手書寫的字，獲得了市級書法家協會的大獎。到80年代末期，我終於考入湖南江南工學院學習機械製圖。

此刻，我終於不再抱怨命運所賜的痛苦和災難了。彷彿流浪的水手重回戀人溫柔的懷抱，我將歌唱——用拙劣、嘶啞的歌喉縱聲唱出注滿海水的歌謠。像遙遠的燈塔用光束找回迷航的船隻，我也將努力找回那個迷失人間的自己。

我終於可以對1978年說一聲：再見，我的人生從此不再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