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是註定會在世界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年。這一年，曾經的超級大國蘇聯宣告解體，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也迎來了終結。
蘇聯的解體對世界格局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因而它的解體對我們的影響尤其重大。
同時，隨著蘇聯的解體，西方的價值觀席捲全球，唱衰中國的聲音不絕於耳，全世界都在等著中國的崩潰。值此危難之際，作為領導人的鄧小平將如何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蘇聯解體）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
蘇聯的解體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事情發生前就出現了非常多的預兆。儘管當時的人們都不相信偌大的蘇聯會走向落幕，但不斷傳來的訊息，還是讓國內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北方或有大事發生。
1989年1月，波蘭舉行圓桌會議，決定舉行議會和參議院的選舉。波蘭的政局變動，起到了連鎖反應，匈牙利緊隨其後也迎來了與波蘭相似的命運。
隨後，兩德走向統一，保加利亞發生“宮廷政變”，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南聯盟解體等一連串事件接連爆發。
面對洶湧而來的危機，很多人都亂了陣腳，關鍵時刻鄧小平出面穩定了局勢。面對外部壓力，鄧公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對，有所作為”。大眾只看到前層的表象，他卻早已看透了問題的本質。
鄧公積極團結一切能團結的力量，他堅信團結起來的中國人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自1978年以來，中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只要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能獲得人民群眾源源不斷地支援。
（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
1989年年底，鄧公開始用“不管東歐或蘇聯發生什麼”作為開頭語。無論外界如何炒作“中國崩潰論”，鄧公對中國平穩渡過危機的信心從未動搖。
1991年10月5日，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脫離蘇聯，掀開了蘇聯解體的帷幕。
幾周後，鄧公接待了遠道而來的朝鮮領導人金日成。他說“中國仍將堅持經濟上改革開放，同時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鄧公用發生在當年的水災來證明中國需要共產體制，在天災面前，中國的高效證明了體制的適用性。
（鄧小平會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
在任何場合上，鄧公都鎮定自若，他堅信“社會主義是行得通的”。蘇聯解體後，中國採取務實的對外策略，很快承認了從蘇聯脫離出來的各個國家。
面對蘇聯的解體，鄧公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儘管外部局勢動盪，但得益於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功，中國是能夠頂住外部壓力繼續前行的。
世界格局的鉅變，是危機也是機遇，越是這種時候，越不能固步自封。要砥礪前行，抓住鉅變帶來的機遇，走上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1991年12月25日19時32分，克里姆林宮降下蘇聯國旗）
鄧公很清楚，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主要就是經濟問題。要想把讓人們相信社會主義是一條康莊大道，就要想辦法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要想提高人們群眾的生活水平，就要堅持改革開放。
然而改革之路並不平坦，蘇聯解體後，人們普遍擔心中國也會走上蘇聯的老路，對激烈的改革非常謹慎。雖然改革開放已經成了全國上下的共識，但怎麼改革卻成了人們爭論的焦點。
在意識形態領域，姓“資”還是姓“社”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像一條大網拖住了中國深入改革的步伐。面對這種困局，鄧公又將如何突圍呢？
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
鄧公宣佈“完全退出政壇”後的兩年，都是在上海過得春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公對改革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問題，有著非常豐富的經驗。他在上海期間，時常會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1991新春伊始，上海《解放日報》就根據他的講話內容，接連發表了四篇署名為“皇甫平”的文章。文章中提出要堅持思想解放，銳意進取搞改革開放，不要陷入姓“資”和姓“社”的詰難中。
（黃甫平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文章）
文章一經問世，就在中國的輿論界掀起了滔天波浪。由於文章沒有標明思想來源，潮水般的批評聲隨之湧來。雙方在輿論場上吵得不可開交，很多地方幹部也在這場輿論風暴中看不清前行的方向。
1991年5月，一位離休的幹部給北京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揭發溫州的商人，“騎的是本田王，穿的是A底王，睡的是彈簧床，抱的是花兒王。”北京收到信後，專門派了一個工作組前往溫州視察情況。
（溫州街頭）
溫州官員在彙報改革開放的情況時，小心翼翼地介紹了什麼是“股份合作制”，並將其稱作是一種新型的集體制經濟，論證了它和私營經濟的“本質區別”。視察組的領導是一個堅定擁護改革開放的人，所以他也沒有為難這些官員。
這是當時大環境下的一個小小縮影，雖然改革開放已是大勢所趨，但在涉及到姓“資”還是姓“社”的核心問題時，決策者們往往就會束手束腳，深化改革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這樣的爭論持續了整整一年，直到鄧公啟程南下，終止了這場爭論，也讓人們的精力集中到了發展經濟上。鄧公又在南方說了些什麼話呢？
南方談話
1992年1月17日，鄧公帶著家人，以“外出度假”的名義，離開北京，啟程南下。這場旅途從一開始就顯得非比尋常，除了家人，他連本應隨行的新華社記者都沒帶上，媒體也沒有做任何相關的報道。
鄧公先到了中部重鎮武漢，湖北省的領導親自前來接待。在站臺上，鄧公當著諸多領導的面，以嚴厲的措辭批評了領導幹部身上存在的問題。
他說“電視一開啟，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複。”要求他們要多做少說，最後又把話題轉到改革開放上來，重申了堅持改革的原則性問題。
（1992年鄧小平在湖北武漢站臺上講話）
發言完畢後，鄧公又馬不停蹄地來到長沙。對前來迎接的湖南省省委書記等省級幹部講話，他先肯定了湖南省委在遭遇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依舊取得了農業大豐收的成績。
接著話鋒一轉，再次講到了改革開放。鄧公鼓勵說“湖南搞改革開放的膽子要更大一些，要加快經濟發展。”
鄧公雖然在兩年前就宣佈退出政壇，但作為一手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中央還是非常重視鄧公意見的。
就在鄧公離開湖南，前往廣東的路上。中央提出“要加快開放步伐，恢復對外開放政策，減少會議的數量。”
（鄧小平在深圳）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深圳則是這個前沿地帶的橋頭堡，可以說深圳的改革成果關係著改革開放的成敗。鄧公對廣東地區的改革自然非常重視，廣東也成了他南方之行的重中之重。
從19日開始，他在深圳和珠海兩地足足考察了11天的時間。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急先鋒，在取得改革成就的同時，自然也引來了保守人士的評判。
鄧公十多年來一直主導者改革開放的程序，對這些問題自然看得非常透徹，他很清楚要想推動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就必須要在思想上取得突破。
（鄧小平視察廣東珠江冰箱廠）
鄧公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有著一種常人難以理解的緊迫性。在珠海參觀清代海關舊址時，他對身邊的珠海市市委書記梁廣大說道：“落後就要捱打啊，我們已經窮了上千年，不能再窮下去了。如果不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還要捱打。”
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鄧公的些許心情。他非常擔心改革的腳步會放緩下來，與人們擔心資本的擴張會改變社會主義的本質，帶來”和平演變“的風險的看法不同，他更擔心中國的發展跟不上時代的步伐。
面對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化，鄧公認識到只有加快發展，擴大開放，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國家才能得以長久延續下去。
（九十年代的深圳）
1992年2月21日，鄧公結束了南方之行，返回北京。關於鄧公在南方的談話，與境外媒體的爭相報道不同，國內的媒體在一開始都保持了沉默。在這短暫的沉默中，各種思潮在暗地裡展開了交鋒。
雖然媒體還沒有報道關於鄧公在南方的相關談話，但在當年的人大會議上，支援深入改革、擴大開放的聲音已經佔了上風。楊白冰同志在3月23日宣佈，軍隊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
3月26日，《深圳特區報》率先刊登了題為《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的文章。
次日，全國各大媒體都在頭版頭條轉發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發表之日，正值兩會期間，其所產生的轟動效應不難想象。
（《深圳特區報》上的文章“東方風來滿眼春”）
鄧公的南方談話很快成了中央的決策主軸，在政治局會議上，15名政治局委員一致肯定了鄧公南方講話中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觀點，並同意將其作為十四大上的核心內容。
6月9日，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向各個省部級學員發表講話時，依據鄧公在1985年提出的“市場經濟”，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
四個月後，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同時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入黨章。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公提出“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15年的時間，鄧公用他的智慧為中國的發展掃清了思想上的藩籬。
後記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不禁感嘆1991年真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超級大國蘇聯倒下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徹底掌握了世界輿論的話語權。
關鍵時刻，鄧公沒有被外界的聲音打亂思緒，他始終保持著冷靜，冷靜地觀察著、思考著、堅持著。他的堅持，成功為中國之後的高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大環境。
（鄧小平）
1991年前後，也是全球新技術產業的突變前夜，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由網際網路帶來的資訊革命將如何深刻地改變這個世界的執行。
就是在這個關鍵的時代轉折點上，鄧公透過南方之行，讓中國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轉身，推動了改革開放向更深層次的領域前進。
我們因錯過工業革命，忍受了百年的屈辱歷史。幸好，在資訊革命即將迎來爆發的時候，我們擁抱了這個世界。
今天，我們在5G時代完成了反超，6G技術也提上了日程，而即將當來的第三次資訊革命——萬物互聯時代，我們也有很大希望成為時代的引領者。
這一切源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鄧公曾說他不希望人們對他的吹捧，希望以最真實的面貌現於人前。他總是以“中國人們的兒子”自居，踐行著“為人們服務”的誓言。
參考資料：
1：《鄧小平時代》傅高義
2：《激盪三十年》吳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