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後，國民黨軍以16個師20多萬兵力對福建的閩西、閩北、閩東、閩中、閩粵邊（閩南）、閩贛邊等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瘋狂進攻，妄圖徹底消滅留下來堅持鬥爭的紅軍游擊隊。
國民黨軍在軍事上採取“駐剿”“堵剿”“搜剿”“圍剿”等戰術，政治上實施慘無人道的“五光”“十殺”政策，經濟上實行全面封鎖、大肆燒殺擄掠等殘酷手段，所到之處，屍橫遍野，廢墟一片。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更好地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如何凝聚人民群眾的力量和意志，如何正確地為人民群眾指出鬥爭的方向，均離不開黨的領導。在游擊戰爭中，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閩北分割槽委、閩東特委、閩粵邊特委和閩中特委，成為各塊游擊區群眾鬥爭的領導核心。正因為堅持黨的領導，有一大批黨和紅軍游擊隊的領導骨幹勇於擔當，各游擊區才能實現戰略轉變，創造性地開展群眾性的游擊戰爭。
紅軍游擊隊長年累月地戰鬥和棲息在深山老林之中，櫛風沐雨，風餐露宿，缺吃少穿，缺醫少藥，過著野人般的生活，其艱苦程度不亞於二萬五千里長徵。紅軍游擊隊之所以能堅持，關鍵就在於能以群眾為主體，緊緊依靠人民群眾。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張鼎丞曾說：“我們一切都為了群眾，把保護群眾的利益作為我們的出發點。”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蘇區淪陷後，保衛土地革命果實，成為最迫切的現實問題。群眾清楚地知道，是紅軍游擊隊給他們分田，分財物，併為保田求生而戰鬥甚至獻出生命。因此，群眾之中才流傳有“我的頭可殺，紅軍不能餓死”的說法。
群眾要求撐腰的事，既符合黨的政策又能辦到的，紅軍游擊隊都盡力去辦好。比如某村群眾受不了反動派的摧殘，要求紅軍游擊隊去鎮壓那些反動分子，尤其是罪大惡極的傢伙，黨會及時派精幹武裝去除暴安良。
此外，將遊擊鬥爭與為群眾爭取經濟利益的合法鬥爭相結合，領導群眾開展“五抗”鬥爭，每當青黃不接，群眾生活困難時，及時開展打擊土劣的分糧鬥爭，解決貧苦農民的口糧困難。透過這些鬥爭，使群眾更加認識到黨和紅軍游擊隊是真正為他們爭取利益的，只有紅軍游擊隊繼續堅持遊擊鬥爭，才是他們利益最有力的保證。
在各游擊區，紅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買賣公平，以鐵的紀律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支援。在群眾家裡煮了飯吃，一般按價付款，並留下字條說明。群眾回來後，看到字條又拿到錢，認為紅軍的確秋毫無犯，十分高興，於是親近共產黨、紅軍游擊隊。
同時，禁止和嚴厲處罰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閩粵邊特委指出：堅決執行黨的蘇維埃的政策，對於游擊隊破壞和違背蘇維埃秩序與法令的行為，即使是微小的，亦須堅決進行鬥爭；並採取行政的嚴厲辦法，處置一些破壞革命紀律、侵犯群眾利益的首惡分子，對其進行公審以教育群眾。
在閩西、閩北，紅軍游擊隊在山上經常缺糧，靠野果、野菜、竹筍充飢，而且越吃越餓，但他們有食物還是先想到人民群眾。他們下山打土豪搞到糧食時，都會先分一部分給群眾。有的群眾怕敵人反攻倒算，不敢要，他們便把土豪劣紳的眼睛蒙起或直接關在小屋子裡，然後叫群眾去分肉、分糧食。有的群眾膽小不敢來，他們就悄悄地把糧食、豬肉、食鹽、布匹等送到各家各戶去。
閩西紅八團駐在山上，戰士們主動幫當地群眾做紙，砍竹麻、木頭，不收工錢。群眾很喜歡他們，願意為他們送訊息。黨和紅軍游擊隊就這樣在潛移默化中拉近距離、感化群眾，與群眾建立親密的聯絡。
紅軍游擊隊不僅是戰鬥隊，更是宣傳隊和工作隊，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是紅軍的三大任務。敵人嚴禁群眾賣生活物資給紅軍，紅軍游擊隊就利用群眾到城裡買東西的機會，讓游擊隊化裝成群眾在路上等，將群眾買的油、鹽、肉等東西照價付錢買來，並向其做宣傳解釋工作，同時教他們向反動派報告，說被“匪”搶了，使群眾既得了錢又安全。
到白區活動時，紅軍游擊隊一般先派人去同當地黨和群眾組織取得聯絡，瞭解情況，然後部隊再去活動，“群眾工作在前，部隊行動在後”。實行幹部地方化，是密切聯絡群眾的重要舉措。各游擊區發揮本地幹部在感情、語言、生活習慣方面更容易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優勢，讓本地領導幹部帶頭深入群眾，和群眾談得來，坐得攏，心連心，同甘苦，共患難，得到群眾的完全認同。就這樣，人民群眾把黨的幹部和紅軍游擊隊指戰員當成自己的家人、親人。正如閩東基點村群眾所說：“我們村裡幾戶人家的命，早就跟共產黨拴在一起了！”
黨與群眾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人民群眾就會千方百計地支援紅軍游擊隊，衷心擁護共產黨，戰勝苦難，取得革命勝利。正因為有了密切的黨群關係和強大的凝聚力、戰鬥力，使福建成為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主戰場和重要省份，建立了最為寬廣的游擊區，儲存了大量幹部，保持了最大數量的紅軍游擊隊，取得偉大勝利和光輝業績。堅持始終同人民群眾在一起，為人民群眾利益而奮鬥，密切黨與群眾的魚水關係和血肉聯絡，是福建三年游擊戰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
（作者單位：中共福建省委黨史方誌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