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的美國如何對待逃兵呢？根據一些說法，美軍在二戰中擁有高達5萬的逃兵；另一說則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超過21000名美國士兵因逃兵罪被判處不等的刑罰，其中包括49項死刑。
但真正被執行了死刑的只有1個人——大兵艾迪·斯洛維克（Eddie Slovik）。
此人是1920年生人，1944年入伍的新兵，作為第28步兵師109步兵團G連的成員前往法國作戰。在此前的戰鬥中，28步兵師遭遇了德軍突擊，傷亡慘重，艾迪·斯洛維克作為12個補充兵被編入了隊伍。
結果這個菜鳥新兵也是倒黴，還沒等他到達前線，在行軍途中就遭遇了德軍的炮擊。混亂中艾迪·斯洛維克拋開隊伍四處亂跑，鑽進了樹林。
斯洛維克當時與訓練營發同伴，二等兵約翰·坦基一同脫隊逃跑，但他們很幸運，一支加拿大部隊發現了掉隊的美國兵，也沒多問什麼，見到是自己人便將之收容了進來。
就這樣艾迪·斯洛維克在加拿大軍隊裡混吃混喝待了6個星期，都1944年10月7日了，才不情不願地被加拿大人送回了美軍。
美軍以為他們已經陣亡或失蹤，見到人全須全尾地回來，倒也挺高興，並沒有計較什麼，這事情基本上就過去了。
按理說，艾迪·斯洛維克只需要堅守戰士的本分，繼續把剩下的順風仗打完就行了，好歹也在戰場上適應了6星期，早應該習慣了吧？
結果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艾迪·斯洛維克在時隔一天之後逃跑了。
這是為什麼呢？斯洛維克在10月8日找過連長拉爾夫·格羅特上尉，訴說自己“太害怕了”，“不適合戰鬥”，不敢在前線步槍連服役，要求調到後方部隊。
他告訴格羅特，如果他被分配到作戰部隊，他就逃跑。
他還恬不知恥地詢問連長，這是否構成逃兵罪。
連長回答：“是的！”然後毫不留情地將之送到了一個步槍排。
於是，9日的清晨斯洛維克逃跑了，他的好哥們約翰·坦基發現不對勁還追上了他試圖將其勸回去，但斯洛維克王八吃成砣鐵了心，絲毫不予理會。
他在走出幾英里後，找到了總部分遣隊的一名伙伕，讓他幫忙帶了一封信。上面這樣寫道：
列兵愛德華·D·斯洛維克，編號36896415，我承認我做了美國軍隊的逃兵。
上次跑丟的時候，我們在法國的厄爾貝夫，我來這做補充兵。他們（德國人）炮擊了這個城鎮，我們被告知要在這過夜。
第二天早上他們又炮擊我們，我非常害怕，神經緊張，渾身發抖，以至於當其他補充兵走出去的時候，我竟動彈不得。
我呆在我的狐狸洞裡，直到它安靜下來。然後我走進了城裡，卻沒有看到任何我們的部隊，所以我在一家法國醫院過了夜。
第二天早上，我把自己交給了加拿大憲兵隊，和他們在一起六個星期後，我被交給了美國憲兵。
他們把我放走了，我告訴我的指揮官我的故事，我說如果我必須再次去（下連隊打仗）的話，我會逃跑的。
他說他幫不了我，所以我又跑掉了，如果我必須去的話，我會再跑掉的！
最後一段用的全是大寫字母。
可憐的斯洛維克沒多久就被捕了，憲兵將他逮了回來。
斯洛維克1942年出獄後當水管工，混到個老婆
在審訊過程中，連長和憲兵瞭解到還有傳紙條這檔子事兒，便召來了廚師對質，廚師送上了斯洛維克的“信”。
不過，憲兵還是很有人情味的，他看過“信”後，在連長面前建議斯洛維克可以先銷燬便條，這樣當他“正式拘捕”的時候就可以當做沒看見這東西。
可逃兵斯洛維克不知吃錯了什麼藥，堅決地拒絕了憲兵的好意。
於是連長和憲兵將他帶到營長羅斯·亨貝斯特中校面前，營長也表示，再給你次機會撕掉紙條，然後返回部隊這事兒就沒了，不會指控你。
但斯洛維克連營長的面子也不給，依然油鹽不進。
羅斯·亨貝斯特中校見斯洛維克這麼有種，便讓他在“信”的背後再寫一段文字，以說明他“完全理解故意用紙條證明自己有罪的法律後果，並將之作為軍事法庭上不利的呈堂證供”。
斯洛維克照做了，他巴不得，他12歲開始就偷竊工廠的黃銅，偷盜、破門入室、酒駕、偷車，20歲出頭就蹲了一堆大牢，對他而言，軍事法庭的刑罰正好可以讓自己離開可怕的戰場。
之後他被拘押在師部裡看管，上級還指派他一個戰地律師亨利·索默中校，索默再次給其找了條出路，表示他可以更換部隊的方式暫停指控，可以從頭開始。
但斯洛維克已經徹底的油鹽不進，這個混混油子堅信自己只會坐牢，他坐過很多次牢，所以不怕坐牢，這嚇不住他。
他說：“我已經下定決心了，我就要上軍事法庭。”
可惜斯洛維克始終不明白什麼是軍隊。28師當時計劃進攻賀根森林，這在歷史上是一場雙方都慘痛的血戰。因為德軍的堅守和天氣造成的補給困難，美軍士氣下滑嚴重，逃兵等罪行不斷上升，甚至有0.5%計程車兵表示，寧願坐牢也不想戰鬥。
這無疑引發了高層用重典的決心，就看誰往槍口上撞了。
1944年11月11日，軍事法庭開庭，斯洛維克被指控“因逃避危險任務而當了逃兵”。
斯洛維克一個熟悉的面孔都沒看到，因為28步兵師從上到下都在前線與德國人苦苦血戰，審判者被換成了其他師的參謀。
會中檢察官約翰·格林上尉出示了“證據”——那張“信”。
然後斯洛維克的辯護律師愛德華·伍茲上尉宣佈：“被告選擇不作證言。”
被告席上的逃兵滿臉嘚瑟，他已經認為自己馬上就要回家坐牢了。
但判決時，9名軍官一致認定，斯洛維克有罪，應判處死刑。這頓時讓他傻了眼。
隨後法庭的審判意見被送到了28步兵師的師長諾曼·科塔少將手中，他當即簽字同意：“批准這一判決是對我這個國家的責任。如果讓斯洛維克實現了他的目標，我不知道我怎樣才能走到前線，面對那一個個好士兵！”
但斯洛維克強大的求生欲仍在起作用，他居然給盟軍總指揮艾森豪威爾寫了一封求饒信，要求得到寬恕。
巴斯托涅的101空降師
然而當時正是德軍兇猛的阿登反擊戰時期，整條盟軍的戰線都被德軍推動了，僅有101空降師等幾個部隊在巴斯托涅的突出部堅守，美軍計程車氣異常的低迷，達到了戰爭中的最低點。
於是艾森豪威爾並沒有理會這個逃兵，他在12月23日簽署了命令，還特別批覆：“要阻止更多的逃兵！”言外之意就是殺雞給猴看咯。
就這樣，逃兵斯洛維克倒了血黴，他不僅沒撈回小命，還混了個“斬立決”。
1945年1月31日，上午10點左右，斯洛維克的死刑在聖瑪麗礦山村的一座庭院執行，他披著一條禦寒毛毯，執行的109團12名士兵們摘掉了他身上所有的配飾，然後七手八腳的將他往一根柱子上捆。
逃兵還在嘴硬：“沒人會因為我拋棄美國軍隊而槍斃我，成千上萬的人都這麼做了！他們只是想給某些人找個榜樣，就因為我是個前科犯，我小時候經常偷東西，那就是他們開槍打我的原因！他們為了我12歲時偷的麵包和口香糖對我開槍！”
語無倫次又瘋狂絕望，斯洛維克緊張到了極限，但身邊計程車兵根本不理他，只管把黑色的頭套往他頭頂蒙。
隨軍牧師上前對斯洛維克說：“艾迪，上天堂的時候，為我禱告一下。”
斯洛維克回答：“好的，神父，我會祈禱你不要太快地跟隨我。”
12名士兵這時一字排開，每人都拿著一支M-1加蘭德半自動步槍，12支槍中有1支是空槍，這是慣例。
隨著“Fire”的開火聲，11顆子彈命中了斯洛維克，沒人打他的頭，傷口集中在左胸、左肩和頸部，還有發子彈打到了左臂。
但軍醫驗屍時突然表示他還沒死，於是士兵們只能再次裝彈。
神父突然跳出來喊道：“如果你喜歡，那就再來一次！”
這時軍醫又表示：“他完全死了。”
就這樣，美國二戰中唯一的“完全的逃兵犯”被處決了，享年24歲。
斯洛維克被埋在了Oise-aisne美國公墓，與那些英雄不一樣，與他作伴的是95個因強姦、謀殺死刑的美軍士兵。他們的墓碑沒有名字，寒酸的隱在灌木叢中。
後來斯洛維克的妻子試圖向軍隊申請丈夫的遺體和養老金，沒能成功，她在1979年去世。1987年，一個名叫卡爾卡的波蘭裔美軍退伍軍人籌集了8000美元，將逃兵的遺骸挖掘了回去，安葬在底特律的伍德米爾公墓，裝典得就像個戰鬥英雄。
他們在7屆總統上任後都試圖說服他們赦免斯洛維克，但沒人理會。
畢竟，逃兵是最可恥的。
實際上，斯洛維克沒趕上好時候，熬到1945年3月他就沒事了。1945年美國戰爭部開始給美軍開罪，他們認為美軍的軍事法庭案件太多，太過火，有多達170萬件軍事法庭審判案，佔同期美國所有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多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比如摟著大姑娘親了個嘴啦，拿巧克力換大妹紙啦，偷雞摸狗啦等等，倒不如免了和減掉，以免影響軍心，敗壞美軍數值形象。
戰爭部組織了一個“寬大委員會”，旨在對27000起美軍嚴重案件進行審查，他們減免了85%的嚴重刑罰，死刑被壓縮到極限。在1942年1月至1948年6月期間因逃兵而受審的2864名軍人中，有49人被定罪並被判處死刑，其中48人被撤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