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每日互動（個推）主辦的2021“西溪論數”資料智慧高峰論壇上，粵港澳大灣區大資料研究院聯合北京極海縱橫，成都數聯銘品（BBD），每日互動雲合數據三家企業，正式揭牌宏觀經濟大資料分析實驗室暨宏中微觀一體化大資料分析平臺。
在簽字儀式及後續的圓桌論壇上，粵港澳大資料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李琳女士代表實驗室的聯合體表示，實驗室將充分利用合作的技術和資源優勢，推動大資料技術發展、政策研究和產業應用，增能各地政府智慧決策能力體系的建設。
▲響應第二屆西溪論數的主題之一“善為數智”，一體化大資料平臺將充分利用和共享政府大資料，將其效用發揮在宏、中、微觀各個政府決策的場景中（圖片來自個推，下同）
粵港澳大灣區大資料研究院是國家資訊中心與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戰略合作結晶。研究院的願景是全力打造以海量資料分析挖掘和資料要素市場研究為特色，成為紮根大灣區、輻射全世界的國際化頂尖智庫。
目前，研究院在國家資訊中心和深圳市政府大力支援下，承擔著粵港澳大灣區資料交易流通實驗室等職能，正在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大資料中心、粵港澳大灣區（深圳）人工智慧開放創新平臺、粵港澳大灣區大資料交易平臺等一批國家級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平臺的規劃研究和建設運營，授權可使用的政務和社會資料資源總量將達5500億條，涵蓋了企業登記註冊、社會信用、公共資源交易、人口流動、專利申請等40餘種資料資源，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資料資源最豐富、分析手段最完善、決策支撐能力最強大的大資料特色智庫平臺。
極海縱橫，數聯銘品，每日互動分別代表了政府資料化決策中對最常需要的三類本體資料的綜合能力：
- 地理本體：地球上人類生活家園的物理實在，它們的分佈和發生發展；
- 企業本體：人類生產的基本單元，在經濟活動中的關聯與行為；
- 人群本體：人類自身的屬性與活動，Ta們與外界的能量與資訊交換。
在簽約儀式後的論壇上，李琳院長，浙江省經信中心主任李中英，BBD董事長曾途，雲合CEO湯克林和極海創始人王昊，分別代表各家單位對政府大資料的挑戰發表各自的理解，介紹了相關的業務案例，並憧憬了未來。
▲在平衡政府資料的安全和政府之間的協作、乃至到全社會層面的資料交易程序中，充滿了挑戰，但也值得我們這一代人去為此奮鬥
王昊在發言中表示，資料本身、資料分析乃至資料智慧化決策的洞察都像製作地圖一樣，可以作為一個個“層”而存在。地圖是一層層疊加的結果，政府宏中微觀各個場景中的資料智慧也是所有參與其中的工作者、社會群體的智慧疊加的總和。極海的目標就是將各種資料觀點、判斷用最簡單的方式，在地圖上表達，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在地圖上發揮資料創意，每個人都能夠被瞬間鼓舞，讓所有的成果能夠被再次引用，成為洞察湧現的源泉。
毫無疑問，負責各種業務的政府單位在基於多源資料進行決策的各類場景中，地理位置、空間關係都是最最基本的思考內容。大到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小到社群的治理和疫情的管控，不論決策者的眼前有沒有地圖，Ta們的大腦中都在設想人在哪兒，事兒在哪兒，離我們近不近，我們會受到哪裡的人和事兒的影響。
空間思維可以方便的跨越宏觀、中觀和微觀。宏觀既暗含了地域上的大，也明示了考慮事物的全面。在宏觀場景中，我們通常要思考各類本體在整體上的互相作用以及共同構建的一個跨時期、跨地域、跨行業的決策主題。在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中，不僅僅要關注產業的多樣性、創新性，還要考慮人口的總體構成和基礎設施的覆蓋水平。
例如，從下圖很容易判斷，江蘇省的城市人口分佈的多樣性和互相之間的連通性都要好過浙江，這是從地理條件和交通設施兩個因素為經濟基礎的判斷提供宏觀視角。
▲江蘇、浙江兩省各個城市的交通覆蓋，從城市中心出發的交通網路由近及遠，用從紅到藍的過渡色帶表達。這是江浙兩省各市的“條條大路通羅馬”（極海資料諮詢案例）
在中觀的尺度，既要聚集來自各個源的細粒度資料，也要為宏觀的場景提供整合好的工具模型、批處理流程以及分析模板。一些常用的分析框架要組裝成為計算機系統可以呼叫的介面。這些執行“中觀任務”的介面可能是非場景化的，但是需要它們成為連通宏觀和微觀有機體之間的骨骼。
例如分佈在不同位置的地理本體之間的連通性既可能是存在於現實世界的實際路線，也可能是虛擬的遠近親疏關係，但這種分析方法和工具需要固化下來，隨時為宏觀分析結果提供快速的計算。
▲大灣區與國內國際的直航城市的客運量關係以及大灣區內部所有位置的通行時間範圍，都屬於中觀分析的範疇（極海資料平臺案例）
到了微觀層面，需求都屬於細節化的，涉及到具體地物的查詢和視覺化（增強、分類、擴維……）。雖然微觀場景一樣也涉及到多樣的分析工具，但其重點在於對個體的快速呈現，能看到對比，能表現分佈和變化就可以基本滿足要求。微觀的使用者介面其目標在於能用最短的時間、最小的精力消耗啟發分析者的思維，用高效的資料探索，對各種決策場景組織素材。
▲關注的、想要查詢的微觀本體，在使用者選擇後，讓資料自動填充到設計好的圖表中（極海資料分析案例）
上文中對宏中微觀一體化的設想在地理空間的例項，是極海根據國家資訊中心的專家在新型一體化大資料平臺的設計理念進行解讀的。
在宏觀經濟大資料分析實驗室揭牌儀式的同時，國家資訊中心大資料發展部於施洋主任攜《宏觀經濟大資料分析》的另外兩位作者王建冬處長和易成岐博士，在重慶也釋出了他們合作的新書。在本書中，從現實角度、技術角度和哲學角度分別論述了大資料在宏觀經濟中的應用和發展趨勢。通常，對宏觀經濟的研判和決策偏重於經濟理論和傳統模型，細顆粒的資料似乎很難對應到宏觀經濟的決策框架中。
三位作者根據在國家一級宏觀資料決策的實踐，總結出從個人本地、企業本體、專案本體、到政策本體和戰略本體逐層躍遷的方法論，書中也列舉了很多在政府工作中的實際分析案例。
▲《宏觀經濟大資料分析》新書釋出，為政府資料化、智慧化決策啟發了新思路
宏觀經濟的研究和決策需要依靠資料分析，這不僅是我們國內政府工作者的思考。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恰巧也是頒給了三位長期從事經濟學實證研究的學者。所謂實證研究，就是在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無法實施其它科學領域最常使用的雙盲測試時，怎麼用自然實驗進行測算宏觀經濟政策的實際效果。Card教授和Krueger教授在1992年研究美國兩個基本情況類似的相鄰地區——新澤西州的城市和賓夕法尼亞亞州的費城，用實際資料對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不同政策帶來的結果，發現提高最低標準並沒有造成西方傳統“右派”經濟學觀點認為的負面效應（人們會傾向於不愛工作，領政府救濟），從資料上實證了政府在宏觀經濟中採取主動干預政策的可能效益。
▲2021年諾獎得主：David Card, Joshua D. Angrist 和 Guido W. Imbens教授。他們引領了“經濟學家使用資料來評估理論的新方式，這種改變在過去一代人的時間裡席捲了整個經濟學界”（圖片和評論引自紐約時報）
實證研究的本質就是資料化分析——不僅僅靠傳統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追求稀缺的理論，也要用資料來進行判斷。雖然在宏觀政策中很難透過試驗收集資料來驗證一項經濟政策的好壞，但大資料的時代，可以藉助多維、海量、間接、因果關係不強的資料，測算其相關性，來彌補宏觀分析中的資料缺失。這次諾獎引發的觀念更新，正是為宏觀經濟大資料分析實驗室的方向做了強有力的註腳。
在國家資訊中心的專家指導下，在實驗室的各位夥伴通力協作中，極海有信心為各級政府的資料分析和決策貢獻更鮮活的資料，更易用的平臺，更先進的模型。這也是資料時代另外一種不可或缺的新型一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