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桅杆
筆者在此前的文章說到，四野戰將、“好戰分子”鍾偉私自從大別山出走蘇北一事，引起不少朋友關注。其實在那個年代，類似的出走事件並非個案。說實話，在發生的幾起團職以上幹部出走事件中，鍾偉和陳康是最幸運的，出走後都沒有受到進一步的處分，後來都立下諸多戰功，在1955年分別授銜少將和中將。而其他出走事件就沒這麼幸運了，甚至還產生了嚴重後果。今天再來說說兩個私自出走事件及處理。
鍾偉
（一）許世友等人出走事件，不幸中的萬幸
1937年3月中旬，紅軍西征失敗後，對張主席的批判開始升級，過程出現偏差，範圍擴大到紅四方面軍（以下簡稱紅四）的幹部，甚至謠傳要槍斃一批人。許世友當時也在抗大學習，非常苦悶，並因此病倒了。
他感覺沒有出路，對前來看望他的紅四幹部說，“我們回四川去”。紅四長征後，在川陝根據地留下了一支堅持鬥爭的武裝劉子才部，許世友的意思是，去四川找這支部隊，並說“在這裡天天說我們不好，要槍決，我們到四川去！願去就走，不願去的，也不要告訴他們。”
結果，有30多個團級以上幹部（包括5個師級、5個軍級，另有2名營級幹部）願意走。許世友將出走的一切都計劃好了，準備4月4日夜裡出發。
1944年，許世友（近景者）在講話
曾任軍政委、計劃一同出走的抗大保衛處長王建安經過慎重考慮，認為這樣出走是嚴重違背原則的，他意識到問題性質嚴重，遂於4月3日將情況報告了上級。隨即，許世友等人被逮捕。
在戰爭年代，“拖槍逃跑”是嚴重的罪行，應判死刑。後在主席的干預之下，此事得到妥善化解，給予從寬處理：由於上述人員屢立戰功，法雖不赦，情尚可原，且犯罪行為尚屬未遂，例應減輕處罰。最後，許世友、王建安等6人被分別判刑，實際上並沒有坐牢，而是繼續在抗大邊學習邊改造。也就是說，許世友等人的行為“情尚可原”，但法不容情，仍然對他們做出了相應的處理。
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
許世友等人的出走事件，是不幸中的萬幸，一是王建安的及時報告，二是主席的高瞻遠矚。對這段歷史，筆者認為：許世友等人應當感謝王建安。為什麼？如果不是王建安基於組織原則將此事作了報告，一旦出走事件“既遂”，後果將不堪設想，至少在開國將軍中不可能再有這批人。
至於許世友等人內心會不會這樣想，就不得而知了。不得不說，主席從維護團結的高度，對此事的處理是極有水平的：既沒有“法雖不赦”而過分處罰（當時有人認為許世友態度惡劣，應該槍斃），也沒有“情尚可原”而不了了之，而是給予適當的處罰，有警戒，也給出路。
1979年對越還擊，東線總指揮許世友在勘察戰場
（二）葉道志等人出走事件，一個巨大的悲劇
與鍾偉類似，由八路軍派到新四軍工作的葉道志、陳康、徐長勝3人，從皖南軍部私自出走，北上尋找八路軍。結果被軍部追兵趕上，一人被當場打死，一人被抓回槍斃，釀成一個巨大的悲劇。僅陳康幸運逃脫，與鍾偉相似，千里迢迢從皖南跑到太行山，找到老部隊129師，後來在陳賡手下屢立戰功，1955年授中將，後在蘭州軍區副司令員任上離休。
葉道志、陳康、徐長勝3人都出身紅四。在紅軍時期，葉道志先後任師長、師政委，曾與陳錫聯搭檔。陳康的最高職務是團長，徐長勝的最高職務是副團長，都曾是葉道志的部下。
新四軍成立後，急需幹部。為此，延安派了大批幹部支援新四軍，例如後來新四軍著名的“葉王陶”中的王必成、陶勇，都來自延安。1938年初，延安委任葉道志擔任臨時支書，率陳康、陶勇等數十位幹部南下到新四軍工作。應當說，葉道志的能力都是不錯的，被安排到2支隊4團任副團長，後任政委。陳康任補充營營長，徐長勝任軍部特務營參謀。
新四軍是紅軍主力長征後，由留在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其成分本來就是地方部隊或游擊隊，當時又值建軍之初，各方面還不完善，部隊作風相差很大，一些八路軍來的幹部工作上一時不大習慣。而且在規模上，新四軍的團只相當於八路軍的營，葉道志對職務安排及工作頗為失望，並反映在了工作中。上級得知後，又將其降職，調到軍部任特務營營長，這讓葉道志更加不滿。因此，葉道志與陳康、徐長勝一商量，就準備回八路軍去。1938年7月底，即到新四軍工作才幾個月，3人攜帶防身手槍私自離隊。
新四軍軍長葉挺得知後，命令偵察科長李志高帶人去追捕，並命令“如不肯回，就地擊斃”。李志高帶1個排追趕，在景德鎮山區堵住了3人。結果，徐長勝被當場打死，葉道志被抓回，只有陳康逃脫。
當時項英正好去延安開會，不在軍部。葉道志被抓回後，葉挺認為“帶槍開小差，抓住就斃。這是鐵的軍紀”。據說，當時隨葉道志一同南下的幹部還給軍部寫了聯名信，請求槍下留人。葉道志本人也辯解說：我擅自帶槍離隊是錯誤的，願意接受組織上的任何處罰；但我不是叛變投敵，而是對分配工作有意見，所以我想回八路軍去。
在此過程中，隨葉道志一同南下、也來自紅四軍方面軍的陶勇曾直接找葉挺求情擔保，並拿出許世友當年試圖拉走一批人的例子，說“當時主席都沒槍斃許世友”。但葉挺態度堅決，陶勇為此還被批。8月30日，葉道志被槍決。補充說一下：此後不久，陶勇調任4團團長，開赴蘇南抗日前線。4團後來發展成為華野4縱、23軍。
左起：葉挺、賴傳珠、羅炳輝、張雲逸（1939年）
如果能堅持到建國以後，葉道志正常應授中將，其悲劇令人唏噓。當然，葉道志、徐長勝的悲劇，首先是他們犯錯，但對比主席對許世友等人、劉鄧對陳康、陳毅對鍾偉的處理，不得不說：葉挺自廣州起義後即脫離組織，沒有經歷過紅軍時期艱苦卓絕的殘酷環境，與紅軍出身的幹部在感情上有一層隔膜，仍是傳統軍人的作風。在槍決葉道志以及後來槍決高敬亭的問題上，葉挺以“軍法處置”不算錯，但在大局謀略上、對待戰友的革命感情上，似存在原則性有餘、靈活性不足。
需要交待的是，1983年，組織上為葉道志恢復了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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