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從秦漢伊始，華夏文化作為漢字文化圈的中心對日本的輸入和影響無處不在，而留存在日本的中國風物更是異常豐富，這些留存就成為我們瞭解、研究自身文化的補遺。
在中國水墨畫東傳之前，白描佛畫已由遣唐使大量帶回日本，時至今日，在京都高山寺高野月上院仍然儲存著不少唐密的佛畫稿本。而空海當年帶回的祖師頂像《真言五祖》至今還儲存在京都府教王護國寺內。
唐·李真《真言五祖像之不空金剛》
此套頂像畫是唐代日本僧人空海從中國帶回眾多寶物中的一件，現藏京都教王護國寺。
大正時代，日本關西藏家們著力收藏中國書畫，許多重要的早期中國畫都被他們收入囊中，如董源《寒林重汀》、李成、王曉《讀碑窠石》、燕文貴《江山樓觀》、李公麟《五馬圖》等等，每一件都是銘心絕品。
五代·董源（傳）《寒林重汀圖》
此圖於1926年前後經大阪古董商帶入日本，1935年歸黑川氏，現在收藏在日本兵庫縣黑川文學院。
“瀟湘八景”自宋代以來成為經典畫題。瀟湘地理的雲霧顯晦、娥皇女英的悽美傳說與日本幽玄美學相結合，使得日本人特別鍾情於這個題材，而鋪陳水氣與氛圍擅長的南宋牧溪、玉澗的寫意水墨畫也被奉為圭臬，和之前五代、北宋畫大都為近代流入所不同，南宋禪僧的作品則主要由當時的日本僧人帶回。
南宋·牧溪（傳）《江天暮雪》
此件是瀟湘八景手卷中的一段，宋元之際流入日本，後被足利將軍改成八幅掛軸（現存四景），成為足利家的“東山御物”，之後歷經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收藏，最後被贈予紀伊德川家，現為京都鹿苑寺收藏。
南宋·玉澗《遠浦歸帆》
此圖也是瀟湘八景組畫之一，十四世紀流入日本，後被足利將軍改成掛軸（現存三軸），歷經豐臣秀吉等人收藏，最後歸於德川家族，現為德川美術館收藏。
元代的孫君澤是南宋院體到明初浙派接續的關鍵人物，在中國畫史中多有記載，不過他的作品多被後世改為南宋名款，所以在中國幾乎沒有收藏，而在日本卻儲存甚多。成書於室町時代的《君臺觀左右帳記》將其畫歸為上品，之後便形成了“孫君澤樣”。
元·孫君澤《雪景山水圖》
此圖於十五世紀流入日本，曾是江戶青松寺舊藏，上世紀七十年代由荻原安之助捐贈給東京國立博物館。
明初的宮廷畫家大都來自於浙東地區，如著名的呂紀就是四明人。而四明與臨安，以及圍繞這兩個中心的周邊則是中日交流最密切的地區（元末，江浙行省包括浙江和福建，所以在當時閩浙並稱）。梁楷晚年流寓錢塘，而致仕後同樣流寓浙東的還有張即之。
南宋·張即之於寶祐元年（1253）
七月十三日書《金剛經》
本冊由南宋日本留學僧帶回，最初收藏在京都東福寺，後歸智積院。
現存日本的中國畫作品幾乎都出自於這個地區或從此地輸出，如金大受畫《十六羅漢》和陸信忠畫《十王圖》。日本各大寺廟現存的宋明羅漢畫不在少數，還包括一些祖師頂像，而浙派的作品更為豐富，這些作品在中國的文獻史料中均無記載，成為我們補遺中國繪畫史的一個重要來源。
南宋·金大受《羅漢圖》
此畫風格被稱為“寧波佛畫”，出於寧波畫坊中，落“大宋明州車橋西金大受筆”字樣，作於1195年之前，透過海上貿易流入日本， 記錄於《君臺觀左右帳記》的“南宋渡後”裡。本幅是十六羅漢組畫中的一件，現藏於群馬縣立近代美術館。另外十幅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五幅藏於歐美的博物館中。
在書法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唐德宗時代流入日本的摹王羲之《喪亂三帖》和《頻有哀禍三帖》，而留存最多的則是宋元禪僧墨跡，其中既有赴日的僧人，如蘭溪道隆、一山一寧等，也有日僧來華參謁帶回日本的，如無準師範和中峰明本。這些墨跡除了能窺見南宋禪宗書法面貌，也讓我們瞭解到更多浙東地區的社會和文化細節。
東晉·王羲之（唐摹）《喪亂帖》
此件由遣唐使帶回日本，作為聖武天皇的至寶佈施給奈良東大寺，桓武天皇於天應元年（781）曾借閱。現收藏在日本皇室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
南宋·蘭溪道隆書《法語規則》
該墨跡為蘭溪道隆（1249年赴日）住持鎌倉建長寺期間所書，一直在寺廟內寶藏至今。
元·中峰明本與大友直庵尺牘
此扎為中峰明本1310年前後在天目山寫給日本武士大友貞宗的書函，後由無隱元晦捎回日本。現藏靜嘉堂文庫。
明初官方遣日，擔任重要宣諭任務的趙秩，為趙孟頫後裔，詩文書畫無不擅長。不過他在中國史料中的記載並不多，而在日本，除了事蹟外還有書畫傳世。
明·趙秩於建文三年（1401 ）畫
《壽老花鳥圖》三幅
居中一幅有“辛巳之春日寫於鴻城客舍...錢塘趙秩”的題款，日本山口縣古稱“鴻城”，推測此幅為趙秩訪日期間在山口所繪，現藏山口縣毛利博物館。
朱舜水與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家”，其他四位存世墨跡寥若晨星，而朱舜水因為在南明亡後流寓日本，所以存世墨跡不少。朱氏旅日後創立水戶學派，德川二百年，日本接受儒家教化，最大的助力就是朱舜水，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明治維新。
明·朱之瑜行書《格言二句》
此軸為其六十二歲左右所書，“舜水”是其1661年在日本定居後所用之號。作品現藏軼園。
同一時期，除了如朱舜水，陳元贇這樣的儒生外，最大的東渡群體是以隱元為首的黃檗宗一系。
明·陳賢畫《慈雲大士像》
陳賢，福建人，未赴日，但人物畫被黃檗僧眾帶去甚多，此軸為中式裝裱，日本人配桐木畫盒，軼園收藏。
在清代的畫家中，對日本最有影響的就是沈銓。沈氏於雍正年間攜弟子十一人入長崎，旅日近兩年傳藝授徒，從其學藝者極眾，被譽為“泊來畫家第一”。
清·伊孚九書《泛鏡湖南溪詩》
伊氏從1720年開始，多次赴日經商，他雖為商人，卻以書畫交遊於日本。此軸為旅日所書，作於中國砑花箋上，落“姑蘇伊孚九”款，現藏軼園。
長崎是江戶時代日本對外交流的唯一港口。在長崎從事兩國貿易的中國人為數不少，他們身兼多能，有些即是商人又善詩文書畫，其中伊孚九、江大來、費晴湖、張秋谷被稱為“渡日四大家”，在日本留下了不少他們的作品。
清·江大來畫《墨蘭》
江稼圃，蘇州人，少隨張宗蒼學畫，嘉慶九年（1804）後幾度赴日授徒，對日本南畫產生不小的影響。此幅有日本藏家所附小扎，作品迴流中國，現藏軼園。
綜上所述，現存日本的中國書畫，有中日交流時帶去的，也有後世刻意收藏的，更有渡日華人在日本創作的，在日本創作中，有留日終老並傳承後裔和授徒的，也有隨後回中國的，有用中國材料完成的，也有用和風明顯的日本材料完成的。很顯然，因為兩國交流的頻繁，這些作品及其日本傳派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所以我們並不能僅僅用國別的概念來界定它們。
1919年，日本歷史學家西島定生借用西方的文化圈概念，圈出了一片歷史上大規模使用漢字且文化相通的地區，命名為“漢字文化圈”，而這些由中國人在不同時間和地點書寫創作，並在不同國家收藏的作品即是這個文化圈相互交流的物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