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敏
翻閱一些學者的自傳，發現他們都是從小即有了讀書的興趣，而激發他們讀書興趣的，往往並不是非常好的書籍。
作家賈植芳這樣說：
“我自幼頑劣，雖然5歲時，就被送上私塾啟蒙，後來又改上新式小學，但對讀書始終沒有興趣，因而逃學成性，為此屢屢受到老師和家人的“教育”——老師打我板子，罰我下跪孔夫子牌位，長輩斥責以致痛打我。大約是所謂“逆反心理”，在責罵和棍棒的威脅下，反而更激起我對書和讀書的蔑視和反感。”“但是進入高小時，一位同學從家裡拿來一本石印本的繡像本《封神榜》給我看，書裡的字雖然許多不認識，但書裡的故事情節、人物命運，卻大體看得懂，並且使我入了迷。也可以說，以此為契機，書開始對我具有吸引力，因此把讀書變成了一種生活需要，最終由一個山野的頑童變成了一個知識分子，以讀書、買書、以致寫書、譯書與教書為業、而不知老之將至。”（賈植芳：“讀書不知老已至”，見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談讀書》，第153頁，京華出版社，2008年）
賈植芳讀的《封神榜》，而王梓坤讀的是《薛仁貴徵東》。他的偶然中看到一本書，“原來是一本《薛仁貴徵東》，我一下便被吸引住了。”王梓坤說：“這次大發現對我一生有決定性意義，從此我到處找書看，從《薛仁貴徵西》、《羅通掃北》到《聊齋志異》、四大奇書、著迷到放牛時、車水時，甚至在田間小道上走路時，也手不釋卷，心無旁騖。這樣，既識了字，添了智慧，而更重要的是養成了喜歡讀書的習慣。”（盧嘉錫等主編：《院士思維》第三卷，第９０頁， 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季羨林也是如此，他讀小說，看的是《彭公傳》之類的書：
在我讀小學時，小說被稱為“閒書”，是絕對禁止看的。但是，我卻酷愛看“閒書”。高階的“閒書”，像《紅樓夢》、《西遊記》之類，我們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們專看低階的“閒書”，如《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七俠五義》、《小五義》、《東周列國志》、《說唐》、《封神榜》，等等。書中俠客們的飛簷走壁，刀光劍影，彷彿就在我跟前晃動，我似乎也參與其間，樂不可支。這樣的“閒書”。我看得數量極大，種類極多。光是一部《彭公傳》，我就看了四十幾遍。”
在今天看來，這些小說大概都是不適合孩子讀的。但上述的情況告訴我們，讀了也沒有害處，不僅無害，而且有益。這些學者都是因為讀了小說而激發了閱讀興趣，由此養成了閱讀習慣，而這成為他們一生成長和後來取得成就的一個關鍵之點。
今天，有些老師，特別是家長，在孩子可以讀什麼書方面，太過小心，總是害怕孩子讀了不應該讀的書，怕孩子受到不好的影響。其實，最大的問題不是孩子可能受到影響，最大的問題是，孩子在需要養成讀書習慣的時候，因被限制而沒有讀書，因而沒有陽城讀書的習慣。我們總是覺得書中有“不好”的東西，而這些會影響到孩子。而沒有看到，書中也有很多好的東西，這好的東西正幫助著孩子成長。難道孩子只會受到不好東西的影響，而不接受好的影響？不要把自己的孩子想象得那樣不堪。
季羨林回憶自己讀那些小說時，就說：這些小說的故事“越說越荒唐，越說越神奇。到了後來，書中的俠客個個賽過《西遊記》的孫猴子。”“但這有什麼害處呢？我認為沒有。……不但沒有害處，我還認為有好處。”季羨林認為，自己從這些小說中學到了文章寫作的方法。並指出：“現在，對小學生、在課外閱讀方面，同別的方面一樣，管得過多，管得過嚴，管得過死，這不一定是正確的方法。”（季羨林：《談寫作》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第104頁）季羨林所說，值得我們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