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錢昕瑀
編輯/計巍
1992年，長春大學特教學院中文系合影
盲人學生讀了大學後命運會發生改變嗎？
32年前，天津市殘聯聯合長春大學發動過一場“盲人中文班”的教育實驗——從全國各地的盲校中選出了17名成績拔尖的學生，為他們提供普通高中及大學教育課程，試圖以此彌合當時盲人學生畢業後大多隻能做按摩的落差，給予他們改變命運的可能性。
對於這些學生來說，選擇這場教育實驗意味著先要走出固有的盲人圈層，參與選拔考試，成為216萬分之一進入大學深造；接下來，他們還要離開大學校園，進入“叢林法則”支配下的社會，尋找自己的立足點。
這對任何一名參加實驗的盲生都是不小的挑戰，機會與風險並存。32年間，經歷了升學變故、學業困難、融合難題、就業瓶頸、社會壓力等現實問題後，他們命運的走向不盡相同，有人成了歌手、教師、政府幹部、企業員工、自由職業者，也有人重回按摩行業。
他們很難說清楚大學給自己帶來的影響究竟是什麼，但大多數人都提到，現在仍保持著每天閱讀的習慣——這源於大學時期對書籍的“著魔”。還有很多人說，大學生活讓自己的眼界更開闊，思考問題時更全面，與視健者相處起來也更融洽。
學生尹斐斐在回憶自己曾經的經歷時，這樣說：“記得小學時，老師經常提醒我們不要斜肩彎背，不要無意識地搖頭晃腦，這是很不好的‘盲態’……我把這視為自己必須避免的最大的‘盲態’。”他希望自己能夠更有自信，更好地融入自己之外的那個大世界中去。
這也正如這場教育實驗的發起者之一今年77歲鄭榮臣所說的那樣：“我所能做的就是為他們提供和普通人一樣的教育，參與社會生活，平等地去追求自己應該追求的東西。然後，看他們自己能夠走到哪一步。”
1989年，“中文預科班”合照
逃離按摩
1989年10月10日，天津殘疾人職業中專的開學典禮暨成立儀式上，14名從全國各盲校選拔出來的盲生第一次見面了。簡單打招呼後，尹斐斐發現班裡的很多人之前都認識——有5人參加過1988年全國盲人中學生智力競賽，還有2人作為省優秀盲童，參加過全國第一屆盲童夏令營。
他們坐在一起，聽著開學典禮上領導的致辭。那天，除了中國第一位盲人作家鄭榮臣作為校長髮表致辭外，到場的還有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副主席黃乃、天津市副市長陸煥生等人，規格陣勢頗大。令尹斐斐印象深刻的是，校長鄭榮臣提及中文預科班的培養目標：要讓盲孩子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融入普通社會，終極目標則是讓這群孩子離開按摩。這讓尹斐斐心頭一陣狂喜，他覺得他來對了。
對他而言，與其說是討厭按摩，不如說是討厭被動的生活。
8歲失明那年，尹斐斐總是不由自主地重複同一個動作——用力閉緊雙眼，兩手使勁捂在眼睛上，他想重新體會一下“黑的感覺”。但他感受不到，如同耳朵、臉部的面板那樣，他的眼睛只能感覺出冷熱、輕重。父親不忍心看他那麼無助，說，“待在家裡面算了，以後養起來就行了。”
尹斐斐彷彿能一眼洞穿自己的未來：去按摩，去賣唱或者去盲人福利工廠糊紙盒。可他還有渴望。他希望能找到一個抓手，至少讓自己不用那麼被動地待在既定軌跡裡。而這個抓手，就是教育。
在武漢盲校就讀小學、初中期間，尹斐斐成績穩居班級第一。他去北京參加過1985年全國第一屆盲童夏令營，獲評過“武漢市三好學生”稱號，還與視健者同臺競技，在“楚才杯”作文競賽中四次獲獎，在全國華羅庚數學競賽中獲三等獎。
令尹斐斐失望的是，1989年初中畢業時，針對盲人的高中教育仍缺失，全國沒有一所盲校開設文化高中——直到四年後，中國殘聯與教育部行文委託青島盲校才試辦全國第一個“盲人普通高中班”。當時的尹斐斐只能升入盲校的按摩中專，成為中專一年級的學生。
在後來這群被“盲人中文班”錄取的學生中，大多數都是像尹這樣綜合成績優異、希望用接受高等教育來改變自己命運的盲生。也有一些人在初中階段就對中文展露天賦，出於對文學的愛好進入了班級。
當代盲人歌手及作家周雲蓬也是後來“盲人中文班”的學生。在瀋陽鐵西區的工人大院裡，鄰居是個愛文學的年輕小夥，經常為他讀尼采、叔本華、斯賓諾莎等現代哲學家的著作。在瀋陽盲校讀初二時，周雲蓬就在《盲人月刊》上發表多首詩歌。1987年，得知長春大學開辦特殊教育學院，向殘障人士開放音樂專業後，他坐火車跑去天津，找到中國第一位盲人作家鄭榮臣，問詢他是否有可能建議成立長春大學中文專業。此前，周雲蓬聽過鄭榮臣的講座，覺得他對於盲人教育很有自己的觀點，而且在政治、文藝界都有一定影響力。
對於按摩，周雲蓬實在提不起興趣。照他的話講，“有時候給人按了半天，人覺得像沒按一樣。”當可以逃離按摩時，這些渴望改變命運的盲生也變得“孤注一擲”。
1989年9月12日，是令尹斐斐難忘的一天。按摩班的中醫基礎課上，班主任老師帶著一份天津寄來的公函，告訴全班：天津殘聯和天津職業高中在天津聯合辦班，學制兩年，是預科性質，教授高中課業，畢業後成績考核合格，擇優可以去長春大學讀中文三年。那天下課後，尹斐斐沒有和家裡人商量，就衝去找班主任報了名。
同月，還有其他盲生陸續收到天津職業高中的招生簡章，或見到親自來校面試的校領導。這些盲生中，有已進入福利工廠工作的初中應屆畢業生，也有人在按摩中專已讀至二年級。面對“天上掉下的餡餅”，學校裡的同學及老師或多或少都有些懷疑：“這個中文預科班靠譜嗎？真的有可能升入大學嗎？”“讀中文出來將來能做什麼？之後還不是回來做按摩？”
周雲蓬當時已是按摩中專二年級的學生，作為班長的他成績優異，還有一年就可以畢業。知道預科班訊息後，家長以太冒風險為由強烈反對，但他還是堅持從按摩中專退學，“因為我一心渴望讀中文專業，哪怕承擔風險，我也願意。”
1989年的秋季，14名盲生收到預科班的錄取通知書，從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瀋陽、大連、南昌等盲校，先後抵津。其後，又有3名盲生經私下打聽，拿著簡歷向校方自薦。最終，17名學生進入了這個“中文預科班”。
新班級
這個班級的建立，與一群人以及幾個約定有關。
1988年的夏天，長春大學校長王野平和特殊教育學院院長甘柏林找上盲人鄭榮臣。鄭榮臣當時是天津市殘聯宣教部部長，也是兩人的共同好友。1987年，長春大學特教學院建立後，兩人發現：盲人高中教育的缺失，讓特教學院特招模式下的生源質量很難得到保障——招生進行到第二年，學生質量便出現明顯滑坡。所以，他們找到鄭榮臣表明意圖：希望能協助辦起一個大學預科班，為長春大學輸入穩定的優質生源。
這一提議正中鄭榮臣的下懷。作為一名中文系畢業生，鄭榮臣唯一的建議是：長春大學開設的第一屆預科的直升專業為中文。三人一拍即合，約定成立盲人預科班，學制兩年，學生學成後送往長春大學中文系深造。
經批准後，他們創辦了天津市殘疾人職業中專，下設鋼琴調律班、家電維修班以及中文預科班。
“其實，這更像是一場試驗。”如今77歲的鄭榮臣談起創立這個班級時坦言，“在這些孩子性格各方面還沒有完全成型的時候，我所能做的就是為他們提供和普通人一樣的教育，參與社會生活，平等地去追求自己應該追求的東西。然後，看他們自己能夠走到哪一步。”
來到中文預科班後，盲生何川發現預科班的配置幾乎和普通高中一模一樣。兩年時間裡，他和同學每天在五十平米的教室內，從早到晚平均要上11節課，一週課時量達67節。任課教師都來自天津市重點中學，對他們要求嚴格。數學課上，何川和同學要用特製的盲人作圖用具畫幾何圖形，他也因此第一次知道了蝴蝶長啥樣、橋長啥樣；語文課上，他們被教授漢字的用法，第一次知道了盲文“六個點”之外的世界；地理課上，他們第一次透過觸控中國測繪局贈來的觸控地圖，摸到了山川河流……
他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和視健者之間的“接近”。很多年以後，盲生周雲蓬仍會做關於當時數學考試的噩夢：“快考試結束了，數學題還沒答完。”
這些課堂教學模式及內容，與鄭榮臣的教育理念有很大關係。他自幼曉曲藝，善學習。盲校初中以班級第一的成績畢業後不久，他被安排到天津社會福利第二紙品廠，給盲人工人做夜校教員，與此同時與視健者一起進修高中課程。在自己的爭取下，1979年鄭榮臣進入天津電視廣播大學學習中文專業。在那裡，他抄了700多萬字盲文筆記，最終從2000多名視健者中以綜合成績第一的成績畢業，並在三年後寫出盲人愛情題材長篇小說《琵琶琴》，成為當時社會宣揚的“正面榜樣”。高等教育帶給他的不僅是專業知識的積累，更是關於盲人教育的思考：作為盲人，如何才能融入視健者的世界中。
1979至1982年，鄭榮臣在大學裡抄的盲文教材，共700多萬字
有次和盲人朋友的交流，給鄭榮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對方姓“諸葛”，四十多歲。半開玩笑地，鄭榮臣問：“你知道你的姓是哪兩個字嗎？”那個盲人回答：“這還不簡單，不就是姓朱的’朱’，皮革的‘革’嗎？”
這讓鄭榮臣哭笑不得，又深有感觸。盲人從小就在盲校學習，學的都是盲文，不識漢字。僅僅是文字上的差異，已經與視健者的世界謬以千里。“盲人的資訊無障礙絕對不單純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系統工程。”他說，“盲校這類特殊教育不是不需要，而是要越早結束越好。”
鄭榮臣一直有個想法，讓盲人接受高等教育，和視健者一樣的教育，看看他們是否能夠真正融入社會，走出自己的道路。而這，也是他聽到王野平談及需要一個預科班時，立刻答應並付諸實踐的原因。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伴隨中文預科班的成立，他的夢想和盲孩子的夢想在同一時空裡實現了。
馬立榮和劉麗
17進12
最初，很多人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進了中文預科班。有人說班裡最後一定會淘汰幾個人，因為招生簡章上說了會“擇優錄取”。也有人表示自己是鄭榮臣校長親自面試招生，被承諾過一定會有去處，如果不能上長春大學，也能去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繼續唸書。但大半年後，懷疑的聲音漸漸減弱，他們都發了瘋似地學習。
預科班要求兩年內學完三年高中課程，無論從知識量還是學習難度上，對盲生都是很大的挑戰。學生劉麗畢業於天津盲校，家在天津。第一年她還和大家一起住在六人間的宿舍裡，到了第二年，她扛不住大家制造的競爭壓力，選擇走讀。在她的印象裡，凌晨一點到三點是寢室最熱鬧的時候。凌晨一點多，有室友熬夜抄筆記，肚子餓了，就開始用電熱杯煮泡麵；凌晨兩點多，有室友從教室學習完回寢休息；凌晨三點左右，又有室友定了鬧鐘早起，從床上爬起來背筆記。
何川是後來報到的三位盲生之一。為了能補上前面落下的地理和歷史課程，他和同樣後到的同桌馬立榮兩人互相鼓勵，每天用盲文抄學科筆記抄到凌晨一兩點，然後再複習功課。有時候到凌晨三點，他實在困得受不了回去休息了，馬立榮仍在教室裡繼續抄寫、背誦。“那時候不用老師督促，幾乎沒有人在12點之前睡覺。”何川說，“有時候你熬不住早睡了，第二天還會自責，覺得對不起。”
變故發生在預科二年級寒假後的春季。
1991年3月，長春大學的招生簡章對外公佈。預科班學生黃強收到了原南昌盲校同學的一封信，同學說自己打算報考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下的按摩專業，還提了一句：“我在特殊教育學院下沒找到中文專業。”
訊息傳遍整個班級，所有人警惕起來。學生何川聯想到前幾天的開學摸底考試，也察覺到一些端倪。原來任課老師非常嚴厲，考試結束絕不多給一分鐘，直接搶過試卷收上去。可是那次考試時間到了以後，她竟和何川說：“沒事，沒寫完是吧？你慢慢寫，寫完給我就行了。”
尹斐斐是當時的學生會副主席——由於他初中成績足夠出彩，進入預科班後，被老師指定為學生會副主席。在班中小道訊息四起的時候，他跑去校長辦公室向鄭榮臣詢問情況。得到的回覆是：“不要急，你們回去等一等。”
學習的弦一下子鬆了，而且好像失去了再次拉緊的動力。班裡有同學開始鬧罷課，說要要挾學校，或要求給長春大學施壓。面對情緒激動的同學，班長周雲蓬主張保守一點，他向同學分析：“咱們該上課就上課，你不上課對你也是損失。凡事都應該知道妥協，你太過於激烈維權，你到時候絃斷了更沒法談判了。”
同月，有訊息稱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鄧樸方將來天津視察。周雲蓬當時就想到了一個主意：寫聯名信，然後交給鄧樸方。尹斐斐邏輯性強，負責寫信的初稿；周雲蓬文筆好，負責在初稿基礎上潤色、定稿；許立勇等男生個子大，膽子也大，負責送信。於是，在鄧樸方來到天津殘聯時，一封學生髮起的聯名信越級送到了他手中。
對於學生進行的活動以及私底下的聲音，鄭榮臣都瞭解但也無能無力。其實，很少有學生了解，早在1990年底王野平校長退休時，這場變故就開始發生了。鄭榮臣當時就跑去長春找到甘柏林商量解決辦法。但由於當年三人沒有定下紙面協議，王野平退休後對於特殊教育學院的招生也沒有了發言權。長春大學繼任校長上任後，並不接受這一協定。鄭榮臣很著急，但也沒有發言權。當得知鄧樸方將要在天津召開調研會後，鄭榮臣把班長周雲蓬叫來：“你可以代表中文預科班，把你們的情況反映上去。”
寫聯名信再加上週雲蓬在座談會上的反饋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很快解決了這件事。但當時大學已經實行國家計劃招生，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一共面向全國招收66個學生。在多方協商下，最終放出12個名額給這個“中文預科班”。
就因為這樣，17名學生參加了一場長春大學自主命題的升學考試。最終，12名學生考進長春大學特教學院中文系就讀。
諸多原因的影響下，這個“中文預科班”和長春大學特教學院中文系都只存在了一屆。直到2004年，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率先在國內開展融合教育，為視障大學生開設特殊教育、漢語言文學、英語3個輔修專業後，才有盲生取得大學中文專業輔修學位證書。
1992年，長春大學特教學院中文系在雪裡的合影
“八仙過海”
大學，給他們帶來的體驗豐富又複雜。課堂上，他們仍是認真、聰慧的尖子生。課堂外，在一個更加開放的環境中，他們人生的走向開始發生變化。
何川一進入大學，感覺周邊的一切新鮮而充滿朝氣。學校裡有外語學院、師範學院、文學院、旅遊學院……周圍再也不僅是和他一樣有視力障礙的同學。接觸的老師、學生很多都是視健者，男生愛打籃球，女生愛讀書和做針線活。不過，作為特殊教育學院的學生，他並沒有感到有競爭劣勢。“我們會樂器、會寫詩、會畫畫，在學校反倒更受歡迎。”他說，“用現在的話說，我們那時候都是文青。”
在大學裡，何川和周雲蓬兩人是好朋友。兩人常常一同參加活動。周雲蓬愛寫詩，也愛舉辦詩歌交流活動，他們曾一同辦過校園文學刊物《失眠者》，面向全校師生收集詩歌。對文學以及詩歌的共同喜好讓他們認識了很多朋友。
大學裡自由、開放、平等的環境，也激發了他們更多的“慾望”，比如說，著了魔似地讀書和獲得更多的知識。“可能我們盲人還是有一種潛意識的本能，要靠書來救贖自己。”周雲蓬說。
很多年以後，尹斐斐仍記得寒假送班裡同學沈志剛去火車站時的情形：沈志剛把外套系在腰間，揹著一紙箱用尼龍繩紮好的書，行走在擁擠的人潮中。外套被人流擠掉了，他也沒來得及管，雙手護著身後的書一直上了火車。
他們看不見，便面臨一個現實問題：無法自己讀書。特教學院中文系的課程大綱完全按照普通中文師範班制定，每門課都需要閱讀大量書籍。
陳立萍是長春大學文學院的教師，當時負責給“盲人中文班”上《當代文學》和《古代漢語》兩門課。在她的印象裡，這些盲生每個人都像海綿一樣。“如飢似渴都不能形容他們當時的勁頭，從來不會嫌我講得多。”她說，“他們總讓我再多講點社會上的事。我說你們要聽哪個方面？他們說無所謂，哪個方面都行。”
他們抓住每個機會向課堂和外界獲取知識。但如何解決讀書的問題，還是難住了幾乎每個人。“到大學以後就靠你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自己找門路學習。”如今回想這段大學生活，尹斐斐感慨，“（找門路）不行，就只能沒有機會了。”
大學時期的劉麗愛好外語，經常沒課就跑去外語學院旁聽。週末，外院的同學會帶著她乘十幾站公交，來到紅旗街上的紅旗書店，挑選中外文學經典。久而久之，他們除了給劉麗讀書外，還會帶她去見他們的外教、參加他們的舞會。
而何川和周雲蓬都會吉他，在預科班時他們抽空就會在宿舍練習。進入大學沒辦法讀書，周雲蓬就想到了一個辦法：在沒課的時候，透過教人彈吉他來和視健者進行交換，讓他們幫忙讀書，教一小時吉他，對方讀一小時書。後來證明，這是個成功的方法。周雲蓬和何川教彈當時的流行歌曲，換來許多人排隊為他們讀書，從莎士比亞、博爾赫斯、卡夫卡、托爾斯泰、米蘭·昆德拉，一直到穆旦、張愛玲、錢鍾書。班裡其他男生也開始效仿他們的模式，或藉助他們找來的朗讀資源，解決了讀書難問題。
一些差異也因而逐漸產生。
在17進12的考試中，尹斐斐雖然以全班第一的成績進入了“盲人中文班”，但在周雲蓬還沒開始“吉他換朗讀”的方式時，他每天的讀書渠道非常有限：聽收音機，聽講座，或者請班裡弱視的同學幫忙讀。
他記得大一暑假期間，除了周雲蓬和他，其他人都回了家。周雲蓬為了讀到書，每天乘車到長春人民廣場給人按摩賺零花錢，然後花錢僱人讀書。而當時的他，除了在周雲蓬找到朗讀人之後和他一起花錢讀書，幾乎一點辦法也沒有。
也是從那時起，尹斐斐開始給自己找退路。他打聽到一個大他兩屆的音樂專業盲生才能突出，卻沒有被分配到工作，最後回去幹了按摩。他擔憂起未來自己的出路，碰到不那麼感興趣的專業課，就逃課去特教學院的按摩教室，學習一些按摩手法。
時隔近三十年，當我和尹斐斐聊起他的大學歲月，問他：大學期間，有沒有覺得自己融入了更廣闊的校園生活中？他幾乎毫不猶豫地給出答案：“沒有，我沒有途徑。因為他們會的我都不會。我的成績可以，但我的能力遠不如周雲蓬他們。”
大學裡時期的周雲蓬
進還是退？
“陳立萍 梁偉 顧煥戈 尹斐斐……”在發行於2004年的個人首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的同名曲裡，歌手周雲蓬唸了一連串和“盲人中文班”相關的人名。那是他在非典期間感受到地鐵車廂空空蕩蕩的情景後，腦中閃過的名字。那年，距離他大學畢業正好十年。
1994年，國家試點並軌制改革，大學不再“免學費”和“包分配”。這意味著，這12個即將畢業的盲生需要自謀出路。由於每個地區的執行程度不盡相同，“盲人中文班”中，有8人還是被分配到了鄉鎮殘聯或戶籍所在地的盲校工作，而周雲蓬、何川、尹斐斐、馬立榮4人則需要自己想辦法。
在畢業多年後的隨筆中，尹斐斐曾寫道：“在那些詩一般的、充滿了無數斑斕色彩夢想的歲月裡，我曾不止一次私下裡嘀咕，沒有了眼睛，不見得就不行嘛！（但）巨大的反差，彷彿毒蛇咬齧著我的心。學校，是個相對封閉，相對純潔的環境，走上社會，對於一個盲人來說，更像一葉扁舟駛入了波濤洶湧的大海。”
何川向盲文印刷廠毛遂自薦，從普通校對工一直做到現在的中國盲人協會副主席，主持中國盲人資訊無障礙、盲人閱讀推廣、盲人文化研究所等工作。馬立榮在回家幫哥嫂帶了五年孩子後，孤身一人來到北京打拼，在做按摩工期間尋求到留學印度的機遇，現在是“黑暗中對話”企業工作坊的教練，也是“七色花盲童早期教育”專案的創始人。
大學畢業後，尹斐斐選擇回到以前的母校——武漢盲校按摩中專，報名參加了四個月的按摩短訓班。
命運彷彿和尹斐斐開了一個玩笑，他回到了當初他最想逃離的職業上。但那時的他也更明白：盲人想要娶妻生子、養家餬口，過上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就只能比普通人做得更好。南下廣東，他做按摩、買房、開店、結婚、生子。如今的他，在廣州市白雲區經營著一家按摩店，每天從早上十點一直到凌晨。
如今的周雲蓬是著名歌手兼作家，同時也是長春大學的客座教授，生活在雲南大理。“相比於在老家待著渾渾噩噩過一輩子，我更願意去外面闖一闖，那樣的人生才更精彩。”他說。
畢業後，他揹著吉他成為“北漂”一族，來到北京成為街邊賣唱歌手。他想象自己就如古希臘盲詩人荷馬彈唱《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那樣，坐在北京大學外彈唱著當時的流行歌曲。當時他最期待的事是回家數錢，像財務總監一樣的女房東每次在他回來後都非常熱情：“哎呦，小周，回來了？來，看看今天掙多少錢？我幫你數。”有一回，他們還在一堆硬幣中發現了一張不認識的紙幣。詢問周邊的人後，才知道那是一張美元，“one dollar！”
周雲蓬逐漸適應並喜歡上這種生活，不可控，但更鄉野化、更自然、更接地氣。他最喜歡的一本書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裡面的“媚俗”理論讓他印象深刻。“媚俗就比方說討好群眾或者討好觀眾。其實我自己是視障人，也經常會有那種心理：你要感動自己，感動自己可能就是為了感動別人。”他說，“所以，我會常常讓自己自警，不要總自我感動。”
今年77歲的鄭榮臣
更充實、更堅定的人
2014年，國家教育部首次印製盲文高考試卷，被稱為“盲人高考元年”。在此背景下，盲人除了透過大學“單考單招”報考針灸推拿等特殊教育專業外，也可以透過申請盲文試卷參加普通高考進入大學，和視健生一同就讀大學開設的各專業。那之後，每年都有數量不等的盲人申請盲文試卷：2015年8份，2016年5份，2017年7份，2018年2份，2019年10份，2020年5份，2021年11份。
對於視障考生而言，學習非特殊教育專業後，最大的顧慮仍是畢業後的就業問題。反觀“盲人中文班”畢業27年後的的現狀，這場教育實驗或許能呈現一些答案。
這個在中國盲人教育歷史上只存留一屆的“盲人中文班”中的12個學生，現在分佈在政治、教育、文藝、公益、按摩等領域。學生黃強現在是南昌盲校的副校長，劉麗成了上過電視的金牌教師，周雲蓬在成名後與何川聯手創辦起“全國盲童夏令營”，馬立榮投入了大量精力在盲童早期教育上……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動著盲人教育的發展。大學中文專業帶來的影響並不能在多數人的職業中得到直接的反饋，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人生目標、處事方式以及生活態度。
大學對他們最大的改變，很多人都談到一點：眼界更開闊了，思考問題的方式也更全面，這也使得他們在工作、生活中和視健者相處得更融洽。許多人已經組建了自己的家庭，找到的另一半都是視健者。平日裡，他們在班級微信群裡交流家庭動態、社會時事，有時候聊聊家中高三孩子的備考情況，有時討論起使用導盲犬遇到的問題，或分享最近讀過的書。
班中大多數人現在仍保持著每天閱讀的習慣。科技的發展，讓他們過去的讀書難題不再成為問題。1995年以後，隨著電腦和讀屏軟體開始進入中國市場，何川把從中關村買來幾張書籍盜版光碟放進電腦以後，一下子可以聽到近千本圖書。他重溫以前讀過的《懺悔錄》、《約翰·克里斯朵夫》等名著，也聽起日漫等以前不好意思讓他人讀的“閒書”。
每天零點停止營業後，尹斐斐會來到客廳，把電腦音量調至最低，聽上三到四個小時書。他喜歡看歷史、科學類的書籍。給客人按摩時，有時也會根據客人的喜好和對方聊聊天。從過去的豫東戰役到最近的阿富汗局勢，尹斐斐都能接上客人的話。有時客人會對他知道這麼多感到很新奇，這會讓他稍稍有些竊喜。“我覺得按照當年我的閱讀量而言，我應該達不到大專中文系畢業水準。”尹斐斐說，“但是，幾十年過去了，我也讀了很多書，包括之前沒讀的推薦書目，我覺得我已經達到了。”
當重新談起盲人按摩這件事時，他們也會持和曾經不同的態度。在何川看來，他自己最後走上了不錯的事業道路，但其實一路走來戰戰兢兢。“離開主流之後，你看似走上了一條新鮮的道路，但不確定的因素很多。有時候我反倒覺得按摩更讓人安心，一門技術在手，萬事不求人。”何川說。
揹著吉他走遍中國諸多省市後，周雲蓬也重新檢視當年被自己排斥的職業。“盲人按摩至少生活穩定，不用四處為家。”他說，“每個工作最終都會看透，都會失去新鮮性。按摩，它還是實際解決了我們群體大多數人的就業問題。”
如今77歲的鄭榮臣正在寫他的第三部小說《神算居傳奇》，一個關於盲人算命師的故事。當他回望這場教育實驗，他覺得談不上成功與失敗。實驗結束了，起碼說明一點：盲人完全有能力透過高中教育參加高考，正式接受大學教育。至於之後的路，運氣確實佔一定因素。他也透露，當初預科班畢業後，他曾動用私交請部分盲校接收了幾個盲孩子當老師。
“你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那就絕不可能那樣一帆風順，這就需要你自己堅定不移地走下去。”鄭榮臣說，“作為一段歷史，對更多的人、教育人士來說，這可能只不過是一朵小小的漣漪。但在這些孩子們心裡，卻留下無數美好的記憶，教會他們成為更充實、更堅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