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1934年至1937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主力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南方八省14個地區仍留有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支援下堅持艱苦卓絕的鬥爭，為進行抗日戰爭和奪取解放戰爭勝利，保留和準備了重要基礎力量。長春電影製片廠1960年攝製的《冬梅》，透過瑞金地區一支游擊隊在政委李冬梅領導下與敵人頑強鬥爭的歷程，生動而形象地勾勒了這一被稱為“三年游擊戰爭”的圖景。
心繫“三年游擊戰爭”
最早提出創作“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題材電影的，是曾親歷其間的陳毅。當年中央紅軍主力出發長征，陳毅受命出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兼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留在江西擔負軍事指揮並主持政府工作，與項英一起領導中央蘇區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陳毅擔負軍地領導重任，繁忙之中仍十分關心文藝工作，尤其對反映革命戰爭題材的作品十分重視，曾關心和扶持了電影《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1956年夏，已就任國務院副總理並分管文化工作的他，利用在北戴河養病之機，將原三野創作員、曾參與《南征北戰》編劇和創作《渡江偵察記》的沈默君找去，專門談論一直難以忘懷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創作。陳毅說，中國革命的勝利來之不易呀！從高潮到低潮，又從低潮到高潮，反反覆覆了多少次，我們的黨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黨，我們所經歷的鬥爭，是世界上最轟轟烈烈的鬥爭。作家們應當大量、大膽地去寫。
沈默君坦率地說自己對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歷史知之甚少，難以完成這個創作任務。陳毅點頭表示理解，說我先給你講講，你再到實地去採訪採訪，遂從當年7月18日至27日，每天上午回憶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經歷，沈默君記錄並作了錄音。
◆1938年春，陳毅與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同志們聚首南昌，和從延安來的張雲逸合影。前排左起：張雲逸、葉飛、陳毅、項英、黃道。
陳毅詳盡回顧了在國民黨重兵圍攻下，原中央蘇區和閩浙贛、閩北、閩東、湘鄂贛、湘贛和鄂豫皖等蘇區的紅軍游擊隊，在極為艱苦條件下，堅決依靠群眾支援和掩護，展開粉碎敵人“清剿”的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對兵民是勝利之本深有感觸。他說我黨在建立革命根據地、特別是在建立蘇維埃政權和“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中，蘇區以貧苦農民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獲得了土地和翻身解放，同紅軍游擊隊結成了生死相依的血肉情緣。
陳毅的回顧具體、生動、形象，講述時激情滿懷，有時輕言慢語，有時聲洪如雷，有時飽含熱淚，有時五內沸騰，一下把沈默君帶進了血雨腥風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使其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可惜沈因受反右派運動衝擊，不得不將此事擱置下來。
◆周恩來在上海會見文藝界代表。
幾乎就在同時，剛調任長春電影製片廠編劇的林杉，在所領銜創作的《上甘嶺》拍攝將竣，為新作《黨的女兒》赴江西瑞金採風，接觸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史實，三年後寫出了以此為題材的《冬梅》。
1961年7月，周恩來、陳毅陪同金日成訪問來到上海，曾抽暇會見電影工作者，在蒞臨電影演員白楊家作客交談之際，聽她提及參與了長影《冬梅》拍攝很為關注。周恩來特意說：“陳老總對這一段歷史十分熟悉，請他抽空跟你談談。”陳毅欣然頷首，專門安排時間向白楊作了介紹，白楊聽後深感啟示很大。
“三落三起”塑造英雄
林杉創作《冬梅》意圖，是作為《黨的女兒》續集，依然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長征後的贛南根據地為背景，人物、情節、地點等雖有一定延續，但變化、發展很大。除我縣委書記兼游擊隊魏政委、敵保安團政治部孫主任及叛徒馬家輝保留下來，其餘皆為新增人物，尤其是主人公李冬梅，一出場就是堅定穩健的紅軍指導員，以後則智勇雙全奮戰於鬥爭前沿，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形象。而《黨的女兒》中的李玉梅，是入黨僅兩年的新黨員，是一個成長中的英雄。故事情節亦由原先《黨的女兒》裡，敵人屠殺下倖存的李玉梅，在白色恐怖中想方設法找黨，團結群眾堅持鬥爭，直至為籌集黨費而英勇犧牲，衍變為《冬梅》中的李冬梅，因有身孕即將臨盆，在紅軍主力轉移時由組織決定暫留地方，經歷了敵後武裝鬥爭嚴峻磨練，由幾個人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游擊隊伍，迎接抗日高潮到來。人物活動環境，在保留敵人盤踞的武陽鎮同時，主要在游擊隊所戰鬥的東山展開。儘管兩片所描寫的側重點不同，但所著力表現的蘇區軍民對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和不畏困難的英雄氣概，卻是一脈相承的，在並不迴避鬥爭的艱鉅和殘酷的同時，始終洋溢深沉悲壯、高亢激越的精神。
◆林杉
同《黨的女兒》一樣，《冬梅》的創作亦有原型。為該片創作，林杉曾再度前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赤色首都─—瑞金採訪，併到了與之臨界的當年革命鬥爭另一箇中心地區龍巖等地，瞭解到在紅軍游擊隊中有女戰士。後來成為冬梅原型的，就是瑞金縣的一位女同志，當年她的丈夫去長征了，她自己因身懷有孕被留了下來，生了孩子後找到游擊隊，經歷了種種困難仍堅持鬥爭。劇中情節則主要取自1934年中央紅軍撤走後，一直堅持鬥爭長達12年的瑞金游擊隊。資料顯示其鬥爭歷史非常光榮而又曲折，曾是黨所領導的江南八省游擊隊中最為艱苦的一支部隊，以區區數百人應對多達八倍的敵三個師兵力，卻獲得大發展，迎來新的革命高潮。只是最後由於領導者政治上的軟弱、動搖，為叛徒所出賣，致使這支隊伍遭到失敗，整個鬥爭沒能堅持到底。
◆《冬梅》宣傳畫。
林杉從瑞金游擊隊的曲折歷程中，深感在敵後堅持鬥爭的共產黨員，必須具備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必勝信念，隨時隨地站穩黨的立場，密切聯絡群眾，獨立地去跟敵人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這一認識成為《冬梅》創作的立意，因而將現實中瑞金游擊隊的“三起三落”，經過藝術加工和提煉成為“三落三起”，即冬梅生完孩子以後，剛在火線上找到魏政委，隊伍即被打垮，魏政委犧牲，冬梅重新組織隊伍，由幾個人逐漸發展到十來個人，用巧計打掉偽區分所，隊伍進一步擴大，此乃“一落一起”；冬梅與上級黨失去聯絡，渴望找到黨，被敵人派來的假交通員騙下，游擊隊也幾乎為敵人一網打盡，隱蔽下來的紅軍傷員聞訊，機智勇敢地將冬梅救出，又重新組織隊伍投入鬥爭，此乃“二落二起”；抗日戰爭爆發後，冬梅奉命與敵人進行和平談判，但談判破裂，冬梅再次被捕，危急時刻獲黨營救，由於她在談判中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儲存了革命力量，她領導的隊伍被改編為新四軍走上抗日戰場，此乃“三落三起”。
由“三起三落”變為“三落三起”，就像“屢戰屢敗”與“屢敗屢戰”，意義迥然有別而又得以昇華，這一轉換完全符合工農紅軍主力長征以後留下的紅軍游擊隊，在南方八個省十四個地區堅持游擊戰爭，成為新四軍基礎力量的歷史真實，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無比忠誠、百折不撓的堅定革命信念和雖敗猶戰、永不屈服的頑強鬥爭精神，從而凸顯影片所要表達的“紅旗永遠不可能倒下去”和“在任何困難面前，只要敢於堅持鬥爭，就能取得勝利”的主題思想。
其中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國共雙方談判劇情，在新中國電影中還是第一次觸及，這正是作為革命鬥爭題材的該片最為與眾不同之處。類似白色恐怖、艱難困苦等遭際磨礪的“落”與“起”，在銀幕上已不罕見，但是國共兩黨代表談判交鋒卻從未有過。片中對此作了頗為深入而細緻的表現，既有因打了十年內戰的國民黨與共產黨要實行合作共同抗日，而帶來的一系列戲劇性的變化，又有困守山上不了解情況急劇變化，不僅冬梅為之困惑，同志之間也產生誤解，更有一旦知曉黨的路線政策發生改變，冬梅義無反顧地堅決執行，併為之積極戰鬥，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使敵人企圖一網打盡游擊隊的陰謀破產，保全了革命的有生力量，突出體現了冬梅的大局意識與鬥爭精神。
值得提及的是，林杉對《冬梅》拍攝成功並未滿足，因為創作時剛經歷了反右鬥爭，不能不受當時熱衷於“塑造理想人物”之風影響，某些地方不免從意念出發，使人物偏向高、大、全。他在總結創作得失基礎上，於1963年又創作了《在三年的日子裡》，描寫瑞金縣區委書記兼游擊隊長李雪梅，在紅軍長征後堅持鬥爭的故事，形成了完整的“贛南三部曲”，無論英雄人物的塑造，還是環境、氛圍的處理，以及藝術風格的表現，都有很多新的探索，但因時代背景、人物設定、故事情節等，與《冬梅》多有相同之處，為避免重複而未拍攝。
著名影星再迎挑戰
《冬梅》劇本創作之初，導演王炎就受派執導該片，曾與林杉一起赴江西瑞金、福建龍巖老區採訪，後因《戰火中的青春》臨時決定上馬而中斷，拍攝完畢又偕攝影王啟民、音樂張棣昌等轉而投入《冬梅》籌備。首先面臨的是選擇演員，作為《黨的女兒》續集，延續下來的我方魏政委和敵方孫主任、馬家輝，仍由張鳳翔、周文彬、李林飾演，新增人物小妹子、小趙、陳排長、張班長等，亦很快確定了扮演者為盧桂蘭、楊啟天、馬世達、白英寬等，就連出場很少的配角王大東、顧總指揮、士紳代表等，亦敲定了正、反派演員中已有一定名氣的印質明、田烈、方化扮演。唯有主人公冬梅的飾演者安排曾有周折，起初王炎並沒有打算請白楊出演，但當時電影界的領導夏衍力主白楊擔當，緣由是此前長影所拍攝的原擬向國慶10週年獻禮的《金玉姬》，就是經夏衍向編導王家乙推薦，邀請白楊飾演片中主人公、朝鮮族抗日聯軍女游擊隊長金玉姬。此片發行延後，與《戰火中的青春》等一起，列入1960年的“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五十週年電影周”公映，白楊的表演在業界內外頗獲好評，被認為其由擅演賢妻良母向塑造戰鬥女性轉型獲得成功。因而在決定拍攝《冬梅》時，夏衍再度提出讓白楊來演一個紅軍游擊隊的女政委，王炎“拗不過”才定下來。
◆白楊轉型飾演女紅軍。
其實，王炎並非不認識白楊。斯時中國影壇女演員中，白楊聲譽最為顯赫、影響最為巨大，是不止一代觀眾所仰慕的大明星。王炎早在年少時就看過白楊主演的影片，解放初期成了電影行業一員，在上影參拍《南征北戰》時，與偶然來廠的白楊見過面，此後又多次遇到，只是不甚熟悉，用王炎的說法“閱歷相距太大了”。電影系統開始定級時，王炎定為文藝五級，而白楊是文藝一級。後來長影公佈《冬梅》演員名單時，廠裡就有人戲稱王炎：“五級小導演，竟敢拍一級大演員的戲？”
資歷懸殊固是因素，其實王炎當初並未起用白楊主演《冬梅》，更為主要的還是著眼於角色特質與演員條件匹配與否。在王炎的印象中，白楊解放前後所主演的影片角色，基本屬於積澱了長期封建主義壓迫的中國婦女的典型形象，以《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李素芬和《祝福》中的祥林嫂為代表，因獨特把握和精湛體現了“賢妻良母”深刻內涵，奠定了其在中國電影的藝術地位，但究其形象本質不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勞動者，而是缺乏覺悟的受苦人，表演上雖滲有東方婦女特有的溫柔、嫻靜、善良品格，以及經受得住折磨、痛苦的忍耐精神，但與李冬梅這樣能文善武的成熟的革命者，還是有明顯差異的。白楊自己亦曾經常苦惱並向王炎坦承，她沒有工、農、兵的生活積累和磨練，很想努力改變這個現狀。
◆王炎
後來《冬梅》的拍攝實踐表明，王炎曾顧及的“閱歷”差距並未形成妨礙，白楊與攝製組相處及合作是愉快的，她極尊重被稱為“五級小導演”的王炎，也很尊重攝製組裡從攝影師王啟民、常彥，到青年演員盧桂蘭等所有的人。她不擺名演員的架子，虛心地接受別人的意見，被全攝製組尊稱為“白大姐”。該片於1961年正式開拍時，正值我國嚴重困難時期，每人每天的口糧不足一斤。白楊年紀較大，又是全國人大代表，拍外景所到之處本可受到優待，但她拒絕照顧，不肯住市一級招待所，非要堅持與攝製組成員一樣的生活標準，以同甘共苦為樂，但王炎等心裡清楚，她的工作量要高過別人幾倍。
白楊更以一以貫之的辛勤探索與刻苦努力，印證自己完全勝任李冬梅這一嶄新角色。儘管她已有過塑造女游擊隊長金玉姬的經驗，但還是清醒意識到將要飾演的李冬梅，其曾是紅軍指導員、後為游擊隊政委的身份及所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鬥爭環境，自己並不熟悉，因而要演好是有相當難度的。當她仔細研讀了《冬梅》劇本以及相關的革命歷史回憶等資料後，深受觸動而發出由衷感嘆：“多少黨的好兒女、戰鬥的好姊妹，在艱難的歲月裡，發射著真正的倔強和可愛。為了革命，什麼也阻擋不了她們前進，為了革命，什麼困難也難不倒，更不會使她們喪失勇氣和力量。為什麼？因為她們把生命交給了黨，更主要的是黨教導了每一個革命戰士！”其時正值白楊加入黨組織不久，她決心把塑造冬梅形象的過程，當作自己向英雄人物又一次學習的過程，以冬梅“不怕難，只等閒”的態度投入到創作中去，越是難，越得上，破釜沉舟拼搏一次，透過《冬梅》提高自己。
◆劇照：冬梅指揮游擊隊襲敵。
為了塑造好冬梅的形象，白楊不僅前往江西瑞金等地體驗生活，考察、研究紅軍在蘇區堅持對敵鬥爭的事蹟，而且特意拜訪了曾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徵、時任瀋陽軍區政委的周桓上將，後來又請教了1955年授予將軍銜中的唯一女將軍李貞少將，她有類似冬梅的經歷，曾指揮過一支紅軍游擊隊，有很多實戰經驗。兩位將軍曾親蒞長影小白樓，一招一式地比劃介紹，成了《冬梅》的“義務導演”。白楊虛心認真地討教，不斷揣摩領會。進入正式拍攝，她將自己在長期藝術實踐中形成的優美、自然、含蓄、鮮明的表演風格，與人物的堅定、剛毅、沉著、無畏等特徵融為一體，塑造出了李冬梅不怕困難、蔑視頑敵、勇於鬥爭、善於鬥爭的真實感人形象。王炎晚年回顧《冬梅》拍攝經歷，還充滿感慨地表示：“白大姐不僅給觀眾留下了一個與前不同的人物形象，還給我們留下了老一輩電影人的傳統美德和敬業精神。”
影片於1961年7月上映後，票房很快接近《黨的女兒》，片中所塑造的李冬梅“閃爍著瑰麗革命色彩的英雄形象”受到觀眾喜愛。業內外均認為白楊的表演真實、自然，是有份量的、成功的，在其藝術生涯中留下了有意義的一頁。白楊結合該片創作體會，受邀在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上作了專題發言。後來白楊在京住院治療期間，鄧穎超受周恩來委託在家中院裡採摘一束海棠花前往看望，特意說明，“這花品種特別，可叫開不敗的鮮花，是經久不凋的”，對其為謳歌在困難形勢下堅持鬥爭紅軍女戰士所作努力和在藝術創造上不懈進取予以稱許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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