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3年
六鎮起義：北魏亡國的第一聲喪鐘
公元523年，北魏北部邊境六鎮（沃野鎮，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懷荒鎮）軍民起兵反叛北魏朝廷，後被鎮壓。
這一年的四月，因為饑荒，懷荒鎮鎮民們要求駐守的將領於景開倉放糧。於景拒絕了，災民一氣之下殺了於景，開倉分了糧食，這起搶劫公糧的事件就成了整個北方六鎮起兵的導火索。
不久後，沃野鎮（今蒙古五原縣）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殺鎮將，攻佔了沃野鎮。這個破六韓拔陵據說是匈奴單于的後代，相當有戰鬥力。在他的帶領下，沃野鎮民們乾脆舉起旗幟，大張旗鼓對抗北魏朝廷，建立起自己的政權。
破六韓拔陵自稱真王，改年號為真王元年，隨後又派出手下大將衛可孤前去攻打臨近的武川鎮（今內蒙古武川縣面上城）和懷朔鎮（今內蒙古固陽縣西南）。另一邊在洛陽，孝明帝元詡年僅十三，朝政大權都掌握在宗室權臣元義手中。元義得知北方發生了叛亂，趕緊以臨淮王元彧為都督北討諸軍事，討伐破六韓拔陵。
就在元彧帶兵北上的同時，衛可孤已經攻陷了武川和懷朔，而且六鎮之中剩下的柔玄和撫冥鎮鎮民也揭竿而起，響應破六韓拔陵。
元彧帶兵屯駐於雲中（今山西境內）以此為據點，隨後出兵北上，和破六韓拔陵在五原白道（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遭遇。平日裡在中原養尊處優的官軍將領和士兵們面對著長年戍邊、防禦柔然劫掠的六鎮起義軍，幾乎是不堪一擊，很快就被被打得落荒而逃。
元彧防守不住，朝廷決定撤換統帥。不久後，朝廷又改派李崇為北討大都督，又讓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元淵兩員大將輔助。
李崇用兵小心謹慎，本來打算從長計劃，但崔暹莽撞自滿，認為對付一群暴民根本不用什麼計策，直接打就完了。他信心滿滿地出兵挑釁破六韓拔陵，結果卻一敗塗地，幾乎全軍覆沒、單騎走還。破六韓拔陵乘勝力攻李崇，相似的歷史又一次上演了，李崇力戰不敵，只好退據云中，和起義軍僵持。至此六鎮盡為鎮民所佔。
從這個過程來看，六鎮起兵原本也不是約定好的，為什麼最初的一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這需要從六鎮這個制度說起。所謂六鎮，是當時北魏建國之初，北魏武帝拓跋燾設下的一道防禦“柔然蠻人”的屏障。這裡的鎮民戰時為兵、閒時耕種，大部分都是鮮卑人，遵從著鮮卑族原始的習慣和方式生活。隨著疆土不斷擴大，北方各民族都置於北魏統治之下，鮮卑族人的社會階級也隨之提高，所以六鎮的軍民原本是非常有優越感的一群人。
但是從495年，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政策之後，六鎮的職業軍人與鮮卑文化這兩點沒有變，但社會階級急速下降，以前仕宦、復除的特權沒有了，由“國之肺腑”逐步淪落為鎮戶、府戶，身份低下。而遷到洛陽的強宗子弟，受到漢化的洗禮，各各榮顯；邊鎮當兵的，卻變得“役同廝養”，這就引起了六鎮軍民的普遍不滿。這種排斥鮮卑武人的政策在當時京城洛陽也能看到，一度還引起了禁軍的小規模叛變。
吏制上的改革是引發起義的深層原因，經濟上的衰退則使得這種矛盾更加激化。孝明帝時期，六鎮連年發生旱災饑荒。523年二月，北魏北部的遊牧部落政權柔然也發生大饑荒，向北魏求援，北魏由於自身經濟窘迫，加之一貫蔑視柔然，所以予以拒絕。柔然可汗阿那環，遂於四月派兵侵入北魏邊境六鎮進行剽掠，以解決饑荒。
柔然人搶走了糧食，鎮民只好求助於官家。懷荒鎮的人民因食物資源大部分被劫奪而生計艱難，遂向鎮將武衛將軍於景請求賑濟，但遭到其蠻橫的拒絕，遂怒殺於景夫婦。其實當時整個六鎮的情況都差不多，鎮民累積的種種不滿早把這裡變成了一個火藥，一點就著。
六鎮起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525年二月，孝明帝元詡終於受不了元義無能而又專權，遂發動政變，解除了他的兵權和職務。與此同時，孝明帝派出使節帶禮物出使柔然，請柔然出兵幫助平叛。柔然首領率兵十萬進逼沃野鎮，連戰連捷，大敗六鎮之軍。北魏也派元琛率軍自平城出發，進攻懷朔，對六鎮形成夾擊之勢。六月，元琛改變策略，開始分化招降起義軍。在南北夾攻的威脅之下，不少起義軍將領選擇了向官軍投誠。破六韓拔陵在叛變者和元琛合計埋伏之下，兵敗身死。
結論：亂事雖平，但六鎮軍民的安置，又成為一個棘手的社會問題，由是引發了日後葛榮領導的更大規模的河北起義。爾朱榮也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逐漸崛起，得到孝明帝母子的信任。
北魏六鎮，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
公元526年
達摩東渡：禪宗始祖“東遊記”
公元526年，菩提達摩從印度航海到達了中國南方，史稱達摩東渡。
菩提達摩是中國禪宗的始祖。按照《續高僧傳》所說，菩提達摩是南印度人；《洛陽伽藍記》中則記載他是波斯人。達摩曾跟隨印度高僧般若多羅學習佛法。他曾問般若多羅自己以後要去哪個地方傳播佛法。般若多羅讓他先不要遠遊，等時間到了，就去震旦（中國）。師父還特意囑咐達摩，說到了中國，千萬不要在南方逗留太長時間，那個地方只講究功業作為，不懂佛家道理。
般若多羅圓寂多年後，達摩聽從他之前的教誨，開始東渡前往中國。他首先東渡到南方，與梁武帝討論佛法。相傳，達摩在海上漂泊了很長時間，才到達了中國，第一站是廣州。此前他聽聞南朝的梁武帝崇尚佛教，準備前去拜見。
梁武帝在建康接見了達摩，二人就佛法相關問題展開了討論。梁武帝問：“我繼位以來，營造了很多佛寺，譯寫經書，度人出家不知道有多少，有什麼功德啊？”達摩回答：“並沒有功德，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功德不是世間有為之法能達到的。”梁武帝可以算做當時佛教的最大讚助者，自己對此志得意滿，卻萬萬沒想到達摩這樣評價他，隨後又繼續問了幾個問題，達摩的回答都讓他很不高興。二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回去後，梁武帝和禪師說起了達摩，經過禪師開導才明白達摩是在點化他，可惜自己當時沒有領會佛法的奧妙。梁武帝後悔莫及，派人去找達摩。達摩知道南梁不是久留之地，就悄悄地乘著一葉蘆葦渡江，跑到了北方。
第二站達摩渡過長江，到達了洛陽。當時北方正處於北魏孝明帝統治的時期。根據《洛陽伽藍記》的記載，在洛陽達摩看到了佛寺裡的寶塔，說自己遊歷諸國，從來沒見過這麼精美的，就“口唱南無，合掌連日”。後來達摩在嵩山少林寺落腳，一待就是九年。這期間達摩在石洞內面壁修行，並且把自己的佛法整理成了一套完整的佛學體系。這也成為了中國禪宗的起源，少林寺因此成為了禪宗發源地。
達摩在北方，把他的衣缽傳給了弟子慧可，慧可成為了禪宗二祖。此後一直到六祖惠能，禪宗都一脈相承。
“達摩東渡”的故事在歷史上廣為流傳，已經成了禪宗的著名公案。但根據胡適等人的研究發現，這段故事有很多虛構成分。達摩“渡海”而來，是受到普遍認可的，問題是，他到底是怎樣渡海的。按照《寶林傳》的說法，天竺的異見王為達摩親自準備了大船，這樣達摩就具有了使臣的身份。《佛祖歷代通載》則記載，達摩是依附著商船渡海的，活動比較自由。後來流傳的故事，把這兩個觀點整合了。
據記載，他的師父般若多羅曾指點達摩說，東方（中國）獲得佛法智慧的人不計其數，說明達摩東渡之前，百姓已廣泛地接受了佛教。當時佛教的興盛，是達摩東來傳播佛法的基礎。南北朝時，佛教得到了統治者的扶持。這個過程中，北方又一直走在南方的前面。北魏供養了大量的僧尼。寺院廣佔良田，成為了眾人羨慕的地方。大量的人口被寺院吸引。僧眾越來越多，佛寺卻不夠用。這些人大多保留合法的僧侶身份，就打著遊化行禪的旗號，形成了禪宗的龐大社會基礎。
作為禪師的達摩活動在北魏境內，遊化於洛陽。“達摩東渡”就成為了禪宗形成的必要部分，被後人逐漸神化。達摩因此被奉為禪宗始祖，成為了符號式的關鍵人物。
結論：“達摩東渡”是中國禪宗興起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體現了南北朝時期佛教的興盛。
公元527年
梁武帝出家：佛教皇帝
公元527年三月，梁武帝蕭衍在同泰寺第一次出家，專心禮佛。三天後，梁武帝從同泰寺返回朝廷，大赦天下。此後，蕭衍又先後出家三次。
529年梁武帝第二次在同泰寺出家。他脫下帝袍，換上僧衣，和普通的僧人一樣，每天打掃佛寺，睡硬床，在寺中講解《涅槃經》。但是國家怎麼能沒有君主呢？十天後，滿朝文武大臣去同泰寺跪地央求他回宮執政，梁武帝卻不為所動，寺院住持也沒答應。
普通的百姓如果捨身出家，在還俗的時候需要拿一筆錢向寺院贖身。梁朝大臣一商量，便集體捐了一億錢，要替蕭衍贖回俗身，回去做皇帝。寺院住持看到這麼多贖金，二話沒說便請梁武帝還俗了。
從同泰寺回來以後，梁武帝只吃素食，不沾魚肉葷腥，不再和女人同室而寢，一心禮佛，說自己終於真正地獲得了人生的樂趣。尤其講過《涅槃經》後，蕭衍精心研究了佛教理論，不但自己養成了食素和禁慾的習慣，還強制命令全國僧人必須吃素。在此之前，佛教徒原本也是葷素都吃的，後來只能吃素的規矩是梁武帝在這時候定下來的。
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他為了表示自己虔誠信佛，不但舍了自己的身子，還聲稱他把宮內的人以及全國的土地都舍了。梁武帝這麼說的意思就是：我捨得多，那自然為我贖身的錢也得更多。其實是在向朝臣要更高的贖金。因此，大臣們花了一個月，湊足了兩億錢，才把他贖了回來。
那這麼多錢都去哪了？這幾億錢贖金都被佛寺用作了發展資金。到了梁武帝統治末年，全國上下寺廟共計近三千所，光在都城建康就有超過五百所的佛寺。此外建康城的佛寺還奢華無比。僧尼有十餘萬人，他們不從事生產活動，不用服兵役。這樣一來，佛教盛行不僅減少了梁朝的勞動力，還佔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大大加重了梁朝的經濟負擔。
547年三月三日，蕭衍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朝廷再次出資一億錢，把他贖回。梁武帝前後四次出家當和尚，大臣們共花了四億錢給他贖身，把國庫都給折騰光了。蕭衍花費了大量國家財產用來大修佛寺、翻譯佛經，雖然令佛教盛行於梁國，但也嚴重損害了國家經濟，使國勢開始衰弱。
蕭衍為何要一心發展佛教？因為從儒家理論看，蕭衍兩次弒君，篡位才成為梁武帝，這個皇帝的名頭可以說是名不正言不順。因此他需要一種理論來解釋自己的合法性。
梁武帝即位初期非常崇信天師道。但是天師道受到皇室的重視後，逐漸過度干涉政事，後來甚至多次參與謀劃宮廷政變等造反活動。對於天師道的陰謀暴動，梁武帝深惡痛絕，逐漸對天師道失去了興趣，找到了當時已經開始傳播了的佛教。
梁武帝推行的佛教是一種“低慾望”的生活方式，他想如果全國上下都一心禮佛，也就沒有人再想奮鬥了，當然就沒人跟他搶皇位了。然而，蕭衍不但沒能勸住全國人一起安心禮佛，他對於佛教的推廣活動還極大地動搖了他的統治。
由於蕭衍對佛教投入精力過多，導致他對朝政日漸疏忽，朝廷慢慢開始佞臣當道，後期朱異等寵臣禍亂朝政。蕭衍投入真金白銀，舉國大肆修建佛寺，對梁朝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最終，蕭衍為梁國招來了侯景之亂，自己也被活活餓死。
結論：在梁武帝蕭衍的支援下，梁代佛教達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他精心研究佛教理論，這使得他沒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現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老年的蕭衍也是剛愎自用，廣建佛寺，不聽勸諫。最終落得在侯景之亂時被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