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周作人兩兄弟年幼時，兩人的母親魯瑞便請來當地的大師龍師父為兩小兒命名。
龍師父深思過後分別給魯迅和周作人取了一個法號。魯迅的法名叫“長庚”，而周作人的法名為“啟明”。
這“長庚”和“啟明”都是星宿名，寓意未來的兩人如天空中的明星般閃耀，不失為一個好名字。
可多年後的魯瑞估計也不會想到這兩個法號竟有預示未來的意味。
《詩經·小雅》中曾記敘有“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
長大後的魯迅與周作人兩兄弟的宿命還真就如同詩中所說的那樣。
或許這人世間的分分合合，姻緣孽緣真就是命中註定，魯迅與周作人的決裂也是如此。
魯迅的父親周伯宜與母親魯瑞
1923年7月19日的清晨，周作人氣憤地往魯迅的桌子上拍下了一封絕交信。
信中的內容明確的表達了自己要和魯迅決裂的念頭，留下信後，周作人便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遞上絕交信就代表著兩人的情誼正式決裂，兄弟兩人正式分道揚鑣，得知此事的魯瑞更是深感痛心。
對於一個母親來說，魯迅與周作人都是她懷胎十月所生，手心手背都是肉，她所希望看見的是兄弟和睦，互相幫扶，兄弟反目成仇這樣的現實，怎麼會是一個母親希望發生的。
那時的魯瑞恍惚之間想起了龍師父當日為兩兄弟起下的法號，“長庚”與“啟明”，她不禁仰天長嘆：“這冥冥之中，原來都是天註定啊”！
可這又能怎樣呢，身為母親的她怎麼會不明白，自己這兩個兒子都是有脾氣有性格的文人，既然已經決裂，那複合的可能便微乎其微了。
令她更沒有想到的是，兩兄弟決裂後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也正應了《詩經》中那句“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雖是一母同胞，魯迅與周作人這兩兄弟的選擇卻涇渭分明，動亂時代，道路的選擇更能體現一個文人的胸懷與抱負。
魯迅一直是心懷大義，心中有國，他的筆就是他的武器，他始終是一個用筆革命的戰士，即使最終戰死“沙場”他也無怨無悔。
而周作人也有頗深的文學功底，可他卻並沒有像他的剛剛那樣忠貞，經歷戰爭的他最終選擇做了一個“文化漢奸”。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全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戰場上有拼搏沙場的戰士，文學界有提筆做武器的鬥士，魯迅先生也在戰亂年代前一年因疾病的折磨與世長辭，享年僅55歲。
北京陷落後，所有文人紛紛撤出北平，而周作人卻沒有跟隨大潮，他選擇“留守北平”。
得知這樣的訊息，身在倫敦的胡適用藏暉這個化名寫下了《寄給北平的一個朋友》一詩。
胡適作下此詩的目的分明就是在委婉的勸說周作人做人要懂得“識大體，顧大局”，不要因為自己一時錯誤的決定，而最終成為了令人憎惡的文化漢奸。
周作人當然“收”到了這樣一封信，收到信後，他也回給了胡適一封信和一首詩。
為了不被日本人發現，在給胡適回的信中他稱胡適為“胡安定先生”，這個稱呼也顯示了周作人對於胡適這種“逃”往外國行為的諷刺。
他寫給胡適的詩名為《苦住庵吟》，詩中也委婉的表達了自己也想離開北平的念頭，可迫於當下的形勢，他無法做到，一家老小都指著自己活命，拖家帶口的怎麼能夠輕易離開。
此詩的最後一句是“老僧始終只是個老僧”，也向胡適明確的表達了，雖然他周作人身在北平，可背叛民族大義的事情他是不會幹的。
可當時的情況怎麼能使他周作人能一手掌握的，他選擇留在北平的決定，就已經是無視民族大義的表現。
胡適對於自己的友人周作人寄去的那封信是委婉的勸諫，是希望他能夠早日迷途知返，可週作人的表現卻令人大失所望。
周作人信中所說的拖家帶口確實是實際情況沒錯，當時的他不僅要養活自己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一家，就連自己的弟弟一家四口都要他幫忙照料。
在當時，這確實算得上是“家累”，也難怪他會用拖家帶口的藉口拒絕離開北平。
可話說回來，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拖家帶口”身負“家累”的文人可不只有他周作人一個。
著名的作家聞一多、朱自清等人誰不是“拖家帶口”，身負“家累”，他們誰不是帶著一大家子人到處奔波，歷經千辛萬苦，路途上幾經輾轉後才堅持過來了。
說一千道一萬，周作人不願離開北平，還是與他個人的心中信念有關，當時的嚴酷現實，恰恰是對一個人真實秉性的考驗。
顯然，周作人並沒能透過這個考驗。
若是一個人真心想要去做一件事，併為此付出努力，老天是絕不會坐視不管的，而若是一個人對於自己要做的事總是找藉口搪塞，這樣的態度又怎麼能將事情做成。
即便是周作人當時如何承諾的大義凌然，如何不會背叛祖國，在經歷了一場刺殺之後也都變了。
就像自殺過一次被救回來的人一樣，很難有勇氣再去自殺一次。
周作人被押往公堂
經歷過一次刺殺後，周作人心中的大義凌然，“老僧終究是老僧”這樣的承諾，恐怕也被他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那時的他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
最終他還是在顧全名義和顧全性命之中選擇了舍義取生，可殊不知之後的他要為這個決定付出多大的代價。
1940年，周作人“乖乖”地坐上了偽華北教育督辦的位子，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漢奸。
在天有靈的魯迅先生若是得知自己的弟弟成為了漢奸怕是會痛心不已。
當上偽華北教育督辦後，周作人便在做漢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他摒棄了道義與信念，換來了他和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幾年的安逸時光，那時候的其他愛國志士可都在為國之崛起而奮鬥著。
只有周作人已經完全只考慮個人的利益而不顧民族大義，無視了他所應承擔起的社會責任。
過上舒適生活的同時，自己也走上了道德的絕路。
他勢必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沉痛的代價。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華人民終於站起來了，這是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的結果，同時，這也代表著周作人的好日子到頭了。
早在1945年，他便因漢奸罪而被逮捕，那時的他已經60歲，國民黨首都高等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奪公權十年。
這樣的結果也是大快人心，他終於自食惡果。
可新中國成立後，周作人又恬不知恥地向相關領導寄去了一封書信。
這封書信的內容不為別的，為的就是替自己先前的所作所為辯解，這封信最終也傳到了領袖手中。
看到這樣的結果不知道周作人有沒有後悔與自己的哥哥決裂，有沒有後悔年輕時不聽友人的勸告，有沒有後悔自己藉口“家累”而留在北京。
領導看到這封信後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這已經是領導人對他最大的寬容了，也正是因為領袖這一句話，周作人也得以被提前保釋出來。
出來後的他真的做起了相關的編譯工作，這一做就是十年。
對於這個寬恕，對於這個結果，周作人已經是十分滿意。
這已經是他能夠想到的最好的處境了，他很是珍惜這次法外開恩。
雖然領導人特赦了他活在世上，做“文化漢奸”的事情也已經過去，但他之前的所作所為卻始終被人記著，人總是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出獄後的周作人日子並不好過，他始終要揹負著漢奸的罵名。
曾經的他因為這個名號，在亂世中得到了不少的好處，也是時候付出代價了。
如今的他也要因為這個名號，餘生只得“苟活”於世，而造就這一切的並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
他的經濟狀況也早就不像“往日”般富裕，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這不，周作人與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感情就出現了問題。
隨著生活的窘迫，夫妻間的信任也不像從前那般，羽太信子經常出現猜疑的情況。
在周作人的日記中他曾記敘，每當妻子出現猜疑便會變得“又狂易大作”，“惡語”或“獨語”。
他也曾在日記中發洩自己對於妻子的不滿，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962年羽太信子離世。
羽太信子這一走，世上便只留下了周作人一人，若是說從前，不論揹負多少罵名，都有夫妻雙方共同承擔。
如今妻子離開，他不僅要獨自承擔罵名，也感受到了孤身一人的孤獨寂寞。
因為“文化漢奸”的罵名，周作人的餘生幾乎沒有朋友前去探望，畢竟，有胸懷有抱負的文人們誰都不願與這樣一個背棄國家的人來往。
生活上的清苦尚可忍耐，但精神上的孤獨寂寞確實最難受。
恰恰這兩者都在周作人的身上發生著，那時能夠陪伴他的估計也只剩下他的文采和手間的筆了。
起碼他還有文化，他可以透過自己的雙手洋洋灑灑寫下屬於自己的作品。
可像他這樣的人，怕是沒有哪家出版社願意出版關於他的“著作”，再好的文筆也掩藏不了他年輕時曾幹過的破事。
最終，他的作品也只有關於魯迅的幾本冊子和翻譯的外國作品得以出版，其他的作品全部都石沉大海。
他是個文人，他也曾因為自己的文采而享譽盛名，如今自己的作品卻無一問世，這對作家來說也是種致命的打擊。
“有些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些人死了他還活著”，這是現代作者臧克家的文章《有的人》中的一句話。
像極了魯迅與周作人的境遇，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周作人的道德敗壞，所作所為造就了他如同死了一般沒有價值。
而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魯迅先生的高尚品格，代代相傳，永遠地激勵著後人，即便他已經與世長辭，卻依舊活在人們的心中。
比死更可怕的永遠是活著便被人遺忘。
1966年，周作人已經是耄耋之年，行動不便，又無人照顧。
慘遭抄家後，他被趕到了一間小草棚中居住，這期間他遭受了多少悲慘境遇，也只有他一人得知。
第二年，周作人慘遭鞭打，不堪受辱後離世，享年82歲。
他也曾是與魯迅齊名的大文豪，也曾因為自己的作品享譽一時，可他的死卻沒掀起外界的一絲反應，他是真的被遺忘了。
周海嬰
除了自己寥寥可數的幾個家人，沒有人向他告別，就連自己的侄子魯迅之子周海嬰也不曾來見他最後一面。
老年的周作人早就已經後悔了年輕時與哥哥周樹人的決裂，他何嘗不想與自己的家人重修舊好，可再怎麼說都已經晚了，魯迅早已與世長辭。
他的這一遺願最終也沒能得到滿足，過世後的周作人曾託人給周海嬰寄去了訃告。
他的這一舉動無非是希望獲得周海嬰的原諒，好讓他在另一個世界與自己的哥哥魯迅有個好的交代。
可最終周作人與魯迅的後代還是斷絕了來往，周海嬰拒絕了他的訃告。
收到訃告的周海嬰考慮再三，並沒有參加周作人的追悼會，生命的最後，他還是沒有得到魯迅後人的原諒。
在他冷清的追悼會上，後世對他的評價也只是“這位當年顯赫一時的學人、作家，終於在寂寞中結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魯迅葬禮
再對比他和哥哥魯迅的葬禮，那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畢竟一個是為民族捨身取義的英雄，另一個是為了自身利益舍義取生的懦夫，待遇自然不同。
1936年，魯迅逝世時，他的葬禮是由宋慶齡先生親自主持，連巴金與茅盾這樣的文學界大佬都為他親自抬棺，來祭奠這個逝去的偉大作家。
一路上為魯迅先生送行的人也是絡繹不絕，一波接著一波，無論棺木走到哪裡，棺後的人始終緊緊跟隨。
魯迅逝世的訊息也是搶佔了當時各個報紙、雜誌的封面，所有人都在為這位逝世的文豪追悼著。
而反觀周作人，他的追悼會卻十分淒涼，甚至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曾完全出席，而造就這一切結果的也並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
曾經的文壇巨匠淪為了“文化漢奸”，是周作人兩次的錯誤選擇造就了他餘生悲慘的命運，雖遭人可憐可也十分遭人可恨。
在人的一生中，有時選擇便能決定命運，若是當年的周作人沒有扔下那一封絕交信，選擇克服重重困難離開北平，那之後的結果也絕不會落得如此悲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