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皇帝號稱“富有四海”，坐擁世間富貴榮華。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節儉，並且畢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說是首屈一指。他不僅把節儉看成是人生的樂趣和目標，並以此作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標準。
但是，史學家們評論道光帝的節儉時，往往帶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麼，道光帝的節儉為何沒有為他留下美名，卻被人取笑為摳門、吝嗇呢？作為一國之君，他究竟能儉樸到什麼程度？道光帝這種過度的節儉，是天性使然還是別有用意呢？
天子摳門，舉世無雙
道光帝的節儉，在他還是皇子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嘉慶二十三年（1818）的九月，道光隨父親嘉慶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瀋陽祭奠先祖。嘉慶皇帝特意把道光領到了清寧宮東暖閣，又叫人從倉庫裡拿來了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用過的遺物：已經沒人會用的糠燈，牛皮製成的蠢笨的烏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柺杖。看著這些簡陋的物品，聽著父皇的講解，回想著祖先創業的艱難，道光立志要節儉律己。
回京後，他與妻子一說，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間裡除了床鋪桌椅以外的傢俱陳設。此後，每日下午四點前後打發太監出宮買燒餅。來回路遠，太監懷裡揣著燒餅，一路小跑，燒餅仍不免冰涼堅硬。夫妻二人毫無怨言，沏上一壺熱茶，啃完燒餅，立即上床睡覺，這樣，連燈都不用點了。
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後，迅即倡導節儉之風，並推而廣之。
他以身作則，以此轉變官場奢侈腐化的風氣。他一看到官員衣服光鮮，就露不悅之情，甚至規定旗員六品以下，不得衣著綢緞，一律布衣布靴。對於不能節儉的官員，他能加以處分。道光十年（1830），有人舉報盛京將軍經常在家裡演戲宴樂，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職務。
《清宣宗實錄》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兒，道光十四年（1834）冬天，道光檢閱京城的禁衛軍，看到官兵都穿著樸素的衣服，高興地說：“一洗過去的惡習，崇實務本，不失滿洲舊風，將幾位主管官員各提升一級”。
在道光帝的影響下，官場風氣有所轉變，至少北京如此。幾天過後，官員們上朝都穿上打補丁的衣服。議事結束，紅日東昇，乾清門內外光明一片，只見滿朝文武個個灰頭土臉，雖不至於衣衫襤褸，但當時的一般中產階層也不致於這副打扮。臨散朝，彼此之間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窮，或者交流節儉經驗，比如哪兒可以買到便宜蔬菜，如何將一斤米煮出五斤飯，等等。
道光皇帝哪裡知道，此時北京城裡的舊貨鋪子把庫存的破衣爛衫都賣了個好價錢，品相稍好的舊衣服比新的還貴呢。有些窮京官兒買不起，就只好自己做舊，把新袍子弄髒弄破加上補丁。道光帝眼見滿朝文武都穿舊衣破袍，認為自己勤儉節約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於是節儉得更加起勁。
身居宮禁，不瞭解民間物價，道光經常向大臣打聽宮外的物價情況，如一斤肉要多少錢，一斤菜要多少錢，等等。無奈眾臣也不知其詳，本想緘口不言，無奈皇帝一再追問，逼急了就信口胡謅。
《春明夢錄》裡記載，一次曹振鏞跪奏軍國大事，道光帝一眼就瞥見了他膝蓋上打了補丁（軍機大臣每日下跪幾十次，膝蓋處最易磨損），忙問補這個補丁花了多少銀子。曹振鏞考慮到內務府會報花賬，三思之後，順嘴說了句三兩。
實際上，當時三兩銀子能做好幾條褲子了。不料，道光皇帝聽後龍顏大怒，研究軍國大事的心情一絲一毫都沒有了，立即召來內務府大臣，痛罵一頓，指責其補一塊補丁報銷了上千兩銀子，簡直喪盡天良，欺人太甚。
沒想到內務府大臣理直氣壯——皇上褲子上的補丁是在蘇州打的，手藝好，工費高自然。而且，您的褲子是湖縐——浙江湖州產的一種絲織品，剪了幾百匹湖縐，才對上花紋兒，所以，您看最後補得天衣無縫。此外，還有保鏢押運的費用也不低……
什麼？還帶了保鏢！道光帝急了。
那是自然，萬一褲子丟了，皇上怪罪下來，我們的小命兒不得玩兒完嗎？大運河魯西南段兒治安不好，不得不防。內務府大臣從容應答，而且越說越有理，一幅言之鑿鑿的樣子。道光皇帝不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竟也無言以對。
內務府大臣接著說：“所以，一千多兩銀子根本不貴。皇上要是嫌貴，以後咱就在北京補，不去蘇州，按說內務府的織造處也能補，不過最近內務府快成清水衙門了，織造處的好工匠也走得差不多了，手藝高低您老可得遷就些。
道光皇帝一聽，連忙擺手，心裡說以後俺再也不敢麻煩你們了。斥退內務府大臣。以後道光再有縫縫補補的活兒，就找後宮的嬪妃幹，反正她們閒著也是閒著，儘管手藝差點兒，但不用花費啊，而且，龍袍一穿，裡面的褲子也看不出有沒有打補丁。
事後，謹小慎微的曹振鏞後悔不迭，幾次想到內務府去解釋一番，又無法張嘴，所以，當道光皇帝向他諮詢雞蛋多少錢一個時，這位曹大人死活不說，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既怕說出後得罪內務府，又怕道光帝發誓再也不吃雞蛋，甚至雞都讓後宮去養。
當時，大臣來京覲見述職，如果皇帝高興，會留下吃飯，名為賜宴。但說歸說，你可別當真。道光說完賜宴，大臣們心領神會，立即出宮，隨便找個地吃飯去，他們內心裡十分明白：皇帝是不會真的請吃飯的。上諭一發，天下皆知，被賜宴者面子就有，你還當真想吃這頓飯？現在已不僅僅是節儉，就是摳門！道光皇帝摳門兒就摳到這種程度。
生活節儉，治國吝嗇
道光不僅在生活細節上吝嗇、摳門，在為政治國方面也是如此。
道光初年，新疆發生張格爾叛亂，數萬清軍萬里遠行，征戰數年，終於平定了叛亂。
道光八年（1828）夏，清政府在午門舉行獻俘禮，現場山呼海嘯般的“萬歲”聲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壯舉”——宴請平叛有功的將士。幾天之後，宴會在清漪園（光緒年間改名頤和園）萬壽山下的玉瀾堂舉行。將軍們筷子一揮，幾碟小菜立即見底，吃又沒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覷，呆若木雞。
後來，在探討新疆設防方案時，將軍們提出的佈防方案就是通不過。本來，將軍們已經考慮到了道光帝的吝嗇，準備上奏僅要一萬八千名士兵鎮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給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軍留守六千人。將軍們憤然回擊，提出專守新疆東部，西部自治，不予設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罵他們放棄新疆防守，指責其居心叵測。
經過幾年的爭執，根據《清史稿》記載，最後決定於“各省綠營兵額內裁百分之二，歲省三十餘萬，以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餉”，方案才得以透過。此後，在鴉片戰爭中，道光帝急於妥協，也不能不說與吝嗇的個性有關。總之，在討論諸如海防、邊務、黃河治理等問題時，大臣一提到撥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悅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節儉，一則是生性吝嗇，視節儉為理想、樂趣；再則，是以此作為挽救財政危機的一種對策。
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臨財政危機。
清政府國庫年收入從乾隆中期起就達四千餘萬兩白銀，至嘉慶年間，總收入雖未比乾隆朝減少，但日子卻越過越緊。顯然，這是因為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
此時，國家財政上的黑洞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第一個黑洞是皇族人口日益增多。順治初年，皇族不過兩千餘人，到道光時期已達三萬餘人。這個龐大的貴族群體不勞而獲，全靠國家養活，並且需要提供優厚的待遇，每年耗資數百萬兩，日漸成為沉重負擔。
第二個黑洞是因物價上漲造成。道光初年的物價，已經是康熙年間的五倍，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糧價上漲。這樣一來，國家機器運轉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而清政府的賦稅標準卻定於康熙年間，不能調整，為什麼？祖制不許可，康熙帝不是說過“永不加賦”嗎？
而且，從嘉慶朝開始，每年按照祖制徵收的賦稅也不能保證足額上繳國庫，各省都有虧欠，每年全國虧欠數百萬兩，這部分錢大多挪作地方開支，一部分入了官員腰包。
第三個黑洞是從乾隆晚期開始，社會矛盾加劇，起義此起彼伏，用於鎮壓的軍費開支大增。從乾隆末至嘉慶初年，清政府為鎮壓白蓮教大起義，花費軍費2億兩白銀，這是有清一代“成本”最高的一場大征伐，幾乎耗盡了康乾盛世所積攢的家底，國家財政從此一蹶不振。而邊疆、內地的起義還時有發生，圍剿的軍事行動成了財政上的一大黑洞。
第四個黑洞是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災害頻發，救災支出大增。譬如，黃河年年氾濫，治理辦法就是一個——堵住決口，結果生生將黃河堵出了個“地上河”，從此，黃河更加容易氾濫，形成了惡性迴圈。此外，淮河、運河也是百弊叢生。乾隆年間，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錢不到一百萬，而從嘉慶年間起每年動輒上千萬。嘉慶二十五年（1820），嘉慶帝猝死前夕，國家花了一千萬兩白銀才堵上河南馬家營決口，沒來得及鬆一口氣，轟隆一聲巨響，下游儀封三堡大堤又決口三十餘丈。嘉慶帝聞訊欲哭無淚，不堵了？千里澤國，哀鴻遍野；堵？要拿國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黃河裡扔！
第五個黑洞是吏治腐敗，這增加了行政成本。比如，治河費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錢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連工帶料都扔到了黃河裡，你查都沒處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