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淮海戰役結束後，杜聿明的人生經歷了一番不一樣的“跌宕起伏”：新生的人民政府不計前嫌，接納經過改造後他重新融入社會主義大家庭集體，之後還成為了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

反觀國民黨一邊，自杜聿明被俘後就將其家人打入冷宮，在敗退之後更是阻撓一家人的聯絡和團聚。春日的溫暖與極北的寒風形成鮮明對比，讓晚年的杜聿明發自肺腑地交代自己的妻子：無論如何都不要離開中國，一直都要在在大陸定居。

杜聿明究竟經歷了什麼？為何在晚年對妻子做出這樣的囑咐？今天所長就帶大家一起來一探究竟。新來的朋友別忘了點點關注，既能回顧往期文章，又不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

敗將如棄子，家人受連累

隨著淮海戰役勝利結束，人民解放軍在淮海戰場上俘獲了一大批國民黨高階將領，等候人民政府的進一步處理。在這批高階軍官當中，就屬杜聿明的官階最高，在被俘前最受蔣介石信任。

雖然這批高階將領在此前聽說過或見過解放軍“優待俘虜”的政策，當解放軍官兵以人道主義的態度友好對待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內心仍舊半信半疑，覺得這是共產黨的攻心計罷了。在新中國成立後，杜聿明與另外一眾國民黨高階軍官被宣佈為戰犯，被送往在北京設立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相比於人民政府對國民黨普通士兵和各層級軍官、將領的人道主義對待政策，國民黨政府這邊就顯得異常惡劣，完全不管不顧這些曾經為他們效力的人，對他們的親人和家屬也是百般冷漠。

在杜聿明被俘後，人在上海的杜聿明妻子曹秀清對前線戰事一無所知，只能透過報紙和廣播的零碎訊息中想方設法去得知自己丈夫的資訊。當他得知自己丈夫被俘後，神色慌張的她帶上蔣經國早先給他們一家的三千美金來到南京，希望能面見蔣介石，讓他把自己丈夫救回來。

不過，此時已經是焦頭爛額的蔣介石，怎麼可能會接見這樣一個被俘將領的家屬呢？任憑曹秀清如何在總統府外大鬧，甚至一度衝入“總統府”內放聲大哭，蔣介石就是不肯接見她。失望的曹秀清似乎想通了些什麼，只能帶著滿腔怨恨從南京回到了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各種真真假假的訊息在上海城內流傳。在此期間，曹秀清甚至一度收到了杜聿明被共產黨“槍斃”的訊息，這樣本就傷心異常的曹秀清更加感到了絕望。

1949年5月初的一天，一位神秘人物乘車來到了曹秀清的住所。這人見到曹秀清，就對她說：“上海現在不安全，總統希望你能帶上自己的家人來到機場，最後一趟前往臺北的飛機不久之後就要出發了。”至於他們一家來到了臺灣後的生活開支付，這人許諾會由國民黨政府負責。在局勢不明朗的情況下，曹秀清考慮到一家人的開支，只能答應神秘人的要求，帶著一家人來到了臺北市附近的臺北縣定居下來。

國民黨政府說是負責曹秀清一家人的生活開支，但那點微薄的補助金對於他們一家人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一家人生活窘迫，連個落腳的房子都沒有。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曹秀清只好外出打工。她千難萬難，好不容易在郵局找到一份負責收發的工作，不過那點微薄的薪資仍舊不夠補貼家裡的各種開銷。

曹秀清幾次三番去找蔣介石，希望他能夠進一步提供資金改善自家生活，但對於蔣介石來說，一個敗軍之將，甚至還是被俘的將領的家屬不至於讓他如此投入。因此，曹秀清的反映猶如泥牛入海，再無下文。

然而更讓曹秀清悲痛的事還在之後。

當時杜聿明的長子杜致仁正在美國讀書，生活窘迫的他白天上學，晚上去給人打工來換取微薄的生活費。不過再怎麼節省開支、給人打工，杜致仁依舊要面臨湊不出學費的困難。得知自己兒子在美國的窘迫狀況，曹秀清萬般無奈，只好寫信給蔣介石，希望他能看待杜聿明當年為國民黨政府做出的貢獻上提供一筆額外補助。

蔣介石確實看在杜聿明當年曾經給國民政府做出的貢獻，給曹秀清特批一筆生活補助，不過這筆補貼僅有1000美元，而且還是分兩年撥付。這點錢對於杜致仁而言根本不夠，因為杜致仁在美國一年的學費就要3000美元。收到母親寄來了500美元后，悲憤交加的杜致仁當晚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訊息傳回臺北，曹秀清對國民黨當局無情無義、卸磨殺驢的態度感到心灰意冷，之後，留下深深心靈創傷的曹秀清不再信任國民黨當局，打起了離開臺灣的念頭。

接受改造，重獲新生

相比於妻子在臺灣的心酸和冷眼相待，在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杜聿明要好上很多。

一開始，杜聿明和其他被俘得到國民黨高階將領一樣，仍舊抱著要為黨國盡忠的思想，對於共產黨取得的勝利認為是一時的成王敗寇，沒什麼了不起。據和他一塊在功德林改造的原部下文強回憶，某天他在見到杜聿明主動向他問候，說：“老哥的身體狀況能熬到今天著實不易。”

杜聿明面帶冷笑地回應到：“你要問我的健康狀況是活一天算一天？那你就錯了。我這段時間想到了無非就是一個‘死’字，這個字一天不來，我就一天難以報答校長的培植之恩。想起被俘的時候，我用石頭砸自己的頭，沒死；現在舊病纏身，但我還是沒有死，留此殘生何益。”

不過，隨著杜聿明接受的先進思想越來越多，他之前的頑固態度也發生了一絲鬆動。尤其是在他見到在長沙宣佈起義的陳明仁、李明灝二人後，杜聿明在思想上受到的震動更為劇烈。

在跟文強談到見面後的感想時，杜聿明說：“我深知這二人反共之堅定、對校長之忠誠，無論如何都萬萬不會起義投降的。尤其是陳子良（陳明仁的別號），他在東北打的共軍連連退卻，於情於理都不會跟共產黨走到同一條路上。但我確實想不通，他們這二人為什麼就起義了呢？難不成這二人起義是假的？”

文強在思想上沒有向杜聿明那樣頑固，他說：“我覺得這二人的起義沒有半分虛假。從報紙上的訊息來看，他們倆想必是經過了何其激烈的思想鬥爭之後才宣告起義。老哥，你不能單單把長沙起義這件大事怪罪到陳子良一個人頭上。你想想看，長沙除了陳子良外，還有程潛程老先生。這位可是號稱黨國的忠魂，連他這樣頑石一般的老先生都宣佈倡導和平起義，這其中肯定有不少大道理的，值得你我去深思、去反省啊。”

二人交談甚久，在言語之間感受到了國民黨的人心向背和共產黨的眾望所歸。

除了自己對民心所向的感悟之外，人民政府對杜聿明等一眾接受改造的戰犯無微不至的關懷也讓杜聿明體會到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區別。杜聿明此前患有多種疾病，長時間擔當國民黨的“救火隊員”讓他沒有時間來調理身體。

但當他進入功德林後，管理方專程帶他前往北京理療設施完善的醫院治療疾病，還派專人前往港澳採買專門的藥品為他使用。出院之後，管理方專門為他開闢“小灶”保證他的營養攝取。在當時全國上下仍舊處於百廢待新的狀態下，能做到這一點實屬不易。

人民政府對一眾戰犯潛移默化的教育漸漸起到了不錯的效果。杜聿明在病癒之後更加熱情地投身於對自身所犯錯誤的檢討和批判，還積極參加管理所內的生產活動。為了節省開支，親自擔任縫紉組的組長，帶領整個縫紉組包下了整個管理所所有人員的冬裝製作。

由於他在管理所內積極改造，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以第一批特赦戰犯人員的身份走出了管理所，回到了這篇充滿希望的紅色大地上。

“黃鼠狼給雞拜年”

在杜聿明重獲自由之前，在臺灣過著窘迫生活的妻子兒女透過一個特別的方式收到了他人依舊健在的訊息。

1957年的一天，曹秀清突然收到了一封從美國寄來的信。在寄信人的一欄上，寫著自己女兒和女婿的名字。這位女婿不是別人，正是著名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信的內容不多，裡面十分含蓄的寫了這樣一段話：在近段時間，我與您的“老朋友”取得了聯絡，他非常的關心您，惦記著你們母子在臺灣的生活過得如何。

信件閱畢，曹秀清馬上意識到這位“老朋友”正是她日思夜想、心心念唸的丈夫杜聿明。欣喜若狂的她馬上提筆給女兒回信到：請你代為轉告我的老朋友，我和孩子一切安好，不必過於惦念我們，有朝一日我們必能相見。

關於杜聿明如何與遠在海外的女婿一家取得聯絡，在這裡不得不提到一個人：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教授。當杜聿明還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時候，楊武之教授親自從上海來到北京，看望這位兒女親家。在寒暄一番日常之後，杜聿明瞭解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臺灣生活的種種狀況。之後，杜聿明委託老丈人將自己的近況傳達給遠在美國的女兒和女婿，請他們代為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傳達。

曹秀清對現狀十分清楚，按照當前大陸與臺灣的局勢，如果自己一家想要跟丈夫見面，唯有取道美國才能實現一家人會面的願望。為此，他向臺灣當局提出了自己要去美國和女兒女婿相聚的要求。然而，臺灣當局也透過各種渠道獲悉了杜聿明在大陸的情況。出於某些特殊原因的考慮，蔣介石給曹秀清提出了一個特別的建議：舟車勞頓，遠赴重洋頗為不便，望弟媳在臺等待相聚。蔣介石的這一道命令基本上封死了曹秀清前往美國的設想。

不過，事情的反轉就是如此突然。

1958年的某天，宋美齡通知曹秀清有事要跟她說，突然派出車輛請曹秀清來到了士林官邸。曹秀清先是一臉疑惑，但轉念一想：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在情況不明的時候，以不變應萬變為上。

剛一見面，面帶笑容的宋美齡就握住曹秀清的手說：“杜夫人，聽聞你的女婿楊振寧博士拿到了諾貝爾獎，恭喜，恭喜。杜夫人和自己的女兒女婿久未見面，想必您也有去美國探望他們的念頭吧。”

曹秀清這時候已經對宋美齡的意圖瞭解大半，等待著宋美齡接著表示自己的意圖。“楊博士是難得的人才，希望杜夫人你從美國回程之時，帶著楊博士在臺灣暫留一段時間，協助總統完成大業。”宋美齡說到。

這時，蔣介石從他處來到會客室，“關心”地問曹秀清：“孩子們最近過得怎樣？你的身體是否還好？”

曹秀清心想:在我一家有困難的時候，你百般為難我們一家，這個時候反倒對我噓寒問暖，不覺得問心有愧嗎。於是曹秀清平靜地回答到：“長子去年沒錢完成學業，自盡了。我操勞多年，身體自然不好。”

蔣介石聽出了曹秀清話裡的不滿，拋下一句“請杜夫人安心調養身子”後倏然離去。藉著女婿楊振寧的光，曹秀清終於獲准前往美國探親。不過，臺灣當局給她做出了一些特別的規定：探親期限為半年，如有特殊情況，可以再延長半年，超過最長居留期限扔不歸臺，將處以鉅額罰款。另外，前去美國探親時不準帶自己任何兒女，出發時必須要有兩個位置相當的人與其同行。

雖然條件苛刻，但曹秀清還是了卻心願，前往美國和女兒女婿一家相聚。到了美國後，女兒女婿為她申報了在美的長期居住資格。曹秀清在美國這一住，6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儘管她已經離開了臺灣這片是非之地，但她仍舊惦記著自己還在大陸的丈夫。

千辛萬苦，夫妻團聚

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經前往美國，心裡同樣掛念著妻子的杜聿明給在美國的曹秀清寄去一封信。在信裡，杜聿明說：共產黨對他很好，經過這麼多年的認識後，他對共產黨產生了信心，自己要為廣大人民服務。考慮到他的特殊情況，政府特意給他安排了一間小房子，裡面有臥室一間，客廳一間，辦公室一間。希望妻子在收到信之後回到大陸與他相聚。

杜聿明所任職的機構正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之前的全國政協並沒有這個機構，後來隨著這批國民黨戰俘一個個完成改造，為了給這批人提供一個發揮所長的地方，由周總理親自提議後設立。

1963年3月1日，杜聿明來到文史資料研究會，以文史專員的身份工作。

對於杜聿明而言，自己能夠獲得釋放，並且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已是人生之幸，如果自己妻子能夠回到大陸與自己相聚，那更是人生之幸。但遠在美國的曹秀清畢竟受到錯誤資訊的誤導，認為自己丈夫鑑於自己之前的身份和所作所為，此舉實屬無奈，故而不理解杜聿明在改造後的心路歷程和變化。

在回信中，曹秀清勸杜聿明不要過度勉強自己，如果實在覺得在大陸呆不下去的話，可以到美國與自己團聚。杜聿明反覆寫信溝通，向曹秀清表明了自己決心留在大陸，此後不會再去任何地方。在一來一回後，曹秀清決定從美國回到大陸，與自己思念已久的丈夫相會。

1963年11月10日，這批文史專員以及他們的夫人來到了人民大會堂，在這裡他們受到了周恩來和陳毅兩位總理的親自迎接。為了做好這次接見，工作人員精心準備，在各種細節上下足功夫，儘量讓來賓處在一個舒適放鬆的環境下。

在會客廳裡，周總理滿面春風，同來訪的每一個人握手問好。見到回國不久的曹秀清，周總理親切地向她問候，並說：“歡迎你回到國內定居。”想起之前在臺灣受到的種種冷眼相待和不受待見，曹秀清激動地流下了熱淚。

在談話的過程中，陳毅副總理特別提到：“最近臺灣的某些人傳出一些流言蜚語，說在座的各位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我說的也不多，只想問在座的各位：對於你們而言，你們是不是感受到自己已經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大家也不要顧慮太多，在這裡可以坦率地告訴我和周總理，我們一定會採取各種措施，在國家允許的範圍內保證各位有充分自由的權利。”

杜聿明和在場的所有文史專員都一致表示：“我們一切的生活和行動都相當自由，沒有任何人干預我們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由我們自行安排，請兩位總理放心。”

看到在場的眾人都發自內心的表示自己生活上的自由與平穩，曹秀清覺得自己此行回國定居的決定十分正確。

為祖國的和平統一而工作

1964年11月，杜聿明受邀參加第四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會上，杜聿明被眾人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曾經冥頑不靈的戰犯，在接受改造後的當下成為了政協委員，來到了人民大會堂參政議政，身份變化之大，讓杜聿明始料未及。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後，杜聿明準備大幹一番，為祖國的建設事業添磚加瓦，但突如其來的動亂打亂了杜聿明的設想。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杜聿明的家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家中大小物件被人悉數搬走，甚至連自己大兒子的骨灰盒也差點遭人丟棄。夫妻兩人拼命守住骨灰盒，這才免遭劫難。紛至沓來的各種運動也要杜聿明的正常工作受到了嚴重干擾，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應對紛至沓來的各種麻煩事。

為了保護這批文史專員免受運動和人員的侵擾，周總理親自向地方過問，指示地方要多加保證這批文史專員以及他們家人的人身安全，對於被扣押的工資要照常發放，一分錢也不能少。在周總理一系列的指示與安排下，文史專員們的日常生活恢復到了正常。

雖然在特殊時期裡，杜聿明覺得生活還有工作並沒有完全回到正軌。但在如此大環境下還能保持安穩過日子的狀態，杜聿明一家深深感激周總理對他們這批文史專員的關心與愛護。

時間來到70年代，隨著中美高層一系列互動，中美關係得到極大改善，兩國之間的人員往來日漸增多。

在1971年和1972年這兩年，楊振寧夫婦二人回國探親講學。剛一踏上祖國大地，楊振寧就感受到了人民政府的熱情接待和友好對待。自己的女兒女婿來到國內訪問，杜聿明夫婦也十分高興，在感情層面上得到了極大的安慰和鼓舞。

楊振寧夫婦每次回國訪問，忙於工作的周總理總會抽出一定的時間來接見他們，並每次都邀請杜聿明夫婦在一旁聊天。從科學研究到社會現狀，從國際局勢再到家庭小事，周總理同楊振寧夫婦、杜聿明夫婦就像老朋友一樣，彼此之間有說有笑，沒有任何拘束。

在談話期間，周總理發現楊振寧稱呼曹秀清為“媽媽”，而稱呼杜聿明則是“杜先生”，他便對楊振寧說：“不對，不對，你應該稱呼岳父大人才行。”

在場的人聽到周總理這麼一說，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杜聿明沒有忘記黨和國家對他的關心和愛護，在動亂結束後，他投身於祖國的和平統一事業，儘自己最大的能力為兩岸溝通和交流盡自己的一份力。臺灣方面有些人罵他是叛徒、是內奸，杜聿明不以為意，並說：“我追隨時代，擁護人民，只要我不背叛真理，那麼我就不是叛徒，更不是內奸。”

不過，多年病痛讓他沒有更多的時間來為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享年76歲。

臨終前，他對自己的妻子說：“在我走後，你哪也不要去，就留在大陸。共產黨對我們如此之好，我們一定不能忘恩負義。”杜聿明病逝後，曹秀清向臺灣當局去電，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到大陸奔喪。但臺灣當局依舊不改當年那副嘴臉，只准杜家子女在臺灣設立靈堂祭奠。

1982年6月，曹秀清在香港與她留在臺灣的幾個孩子見面。曹秀清的子女念她年事已高，勸她去臺灣安度晚年，方便照顧。但曹秀清始終堅守杜聿明留下的希望，沒有前往臺灣，直到198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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