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時，日本對中國在國力上確實存在著壓倒性的優勢。國民政府在抗戰前為應對可能爆發的戰爭，進行了積極的準備；但是由於時間緊迫，財力不足，這些應對措施並未扭轉中日之間敵強我弱的不利局面。抗戰前國民政府對中日的實力差異有清晰的認識並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據東三省，使得其對華經濟優勢更為突出。日本對東北的全面佔據，不僅使得東北富庶資源盡入敵手，大大緩解了日本方面資源匱乏的局面，而且基本阻斷了中國重工業獨立發展的可能性，對中國經濟發展，特別是軍事工業的發展，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這樣一來中日間本來就懸殊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國民政府基於對中日兩國國力的客觀認識，為了應對可能爆發的戰爭，在穩定了國內政治局勢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並取得一定成果。這些提前應對的措施雖然並未在根本上改變中日國力懸殊巨大的局面，但是為我們全面認識抗戰前中國方面的準備和態度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鑑的視角。
抗戰前為期十年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為抗戰的進行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國民政府在戰前進行的交通建設和幣制改革上也有突出的成績。在鐵交通方面：1936年1月浙贛鐵路通車，極大地改善了東南幾省的交通狀況。1936年9月粵漢鐵路株洲韶關段直通車，使粵漢、平漢鐵路連成一氣，成為中國貫通南北之大動脈。此外同蒲鐵路、江南鐵路、淮南鐵路、蘇嘉鐵路都在抗戰之前不久通車。連線湘、黔、桂三省，與粵漢鐵路、浙贛鐵路分別接軌，對經濟國防都有重要作用的湘桂鐵路、黔桂鐵也在抗戰發生後修建完成。除了溝通南北東西的鐵路幹線外，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對於國內公路的建設也十分重視，至“七七事變”發生時，中國已有公路115000餘公里。在抗戰前國民政府主導的國內交通建設，不僅加強了國內各區之間的經濟政治聯絡，對統一調配國內各區軍事力量，方便接受外援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抗戰前後建成的鐵路和公路要道，在日後成為了支撐中國軍民堅持抗戰的命脈。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推進法幣改革貨：停用現銀，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為法定貨幣。為法幣對外匯價穩定起見，由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法幣改革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幣制混亂的局面。改革不僅促進了全國金融統一，財政統一，對國計民生貢獻巨大，改革的順利推行和積極效果也極大地提高了國民政府的威望，提高了國民政府對於經濟局勢的管控能力和調動全國經濟資源的能力。
為了改善國軍編制龐雜，戰力不高的局面，1935年3月，國民政府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之下，設立陸軍整理處並將其作為全國陸軍整理計劃機關，領導全國的陸軍整編工作。國民政府原計劃以德國國防軍為藍本，利用德國裝備武裝，分三期將全國軍隊完成整編為60個整編師。但是由於國力有限，經費不足，外加德械供應的延遲，整個整軍工作進展的相當緩慢，各整編單位實際增加單位，與整編計劃相去甚遠，特別是火炮、戰車等技術裝備。1936年先後有17個師旅級單位的軍事主官因整軍工作遲緩而做出檢討。固抗日戰爭爆發後整軍計劃中斷，在“七七事變”前，國民政府整軍計劃第二期尚在進行中，中央直屬軍隊中僅編成24個整編師。儘管如此，這些部隊成為一期抗戰正面戰場抗擊日軍的骨幹力量，打破了日軍妄圖速戰速決的狂妄計劃。
軍官團的質量優劣、意志強弱是衡量軍隊戰鬥力強弱的重要指標。1933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國民政府圍繞“意志統一、力量統一”最終落實到“明恥教戰”等主題，先後組織了廬山訓練、峨眉山訓練，對國軍的軍官隊伍進行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1933年7月開始的廬山訓練自當年8月初開始到9月底結束，共分為三期，以參加江西剿共中央直轄部隊32個師及若干特種部隊中的中、下級幹部為培訓物件，外加大全體學員及軍校暑期訓練班全體學員，三期共計培訓3200餘人。1935年8月，因蔣介石坐鎮成都，改在峨眉山報國寺舉辦峨眉軍官訓練團；自當年8月初至9月底共辦兩期，受訓學員工5000餘人。本次培訓以川、滇、黔三省，軍、政、教育各界幹部為訓練物件，包括部隊少校以上軍官、地方團隊中隊長以上人員、各公安局局長及縣公安科長各、各縣教育科長和局長、中等學校以上校長、學校軍事教官及童子軍負責人。川省重要的軍政首長均帶團參加此次培訓。峨眉山暑期培訓使得國民政府得以深入四川，加強了中央對於四川的控制與聯絡，為日後四川作為大後方提供條件。1937年7月，國民政府在廬山舉辦了規模超空前的軍事委員會暑期訓練團。此次培訓共辦理兩期，調訓學員7000餘人，學員來自包括黨、政、軍、警教育各界。
“七七事變”前中日陸軍師兵力、兵器比較
中日不僅在整體軍事實力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在單位作戰單元的編制配置和作戰能力上也有較大差距。透過上表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中日陸軍師級作戰單位在編制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日軍一個師團裝備充足，軍備充實，編制龐大，是步、騎、炮、裝甲多兵種配合的複合型作戰單元；而中國方面則是以輕裝步兵為主的單一兵種作戰單位。兩者相比日軍師團不僅在兵員、火力、機械化程度等方面佔有明顯優勢，且訓練程度和專業化程度也相當高。國民政府本打算在抗戰前對所屬軍隊進行整編，計劃將全國軍隊以德械武裝整編為60個師的國防軍，但因為抗戰爆發，整軍計劃僅僅完成三分之一多就被迫中斷，且整編完成的效果也不是特別理想，中央軍中完成整編的精銳部隊，對陣日軍尚不佔據明顯優勢。各地方勢力所屬的地方部隊編制、裝備及訓練較中央軍尚有明顯差別，對抗日軍更是不堪一擊。可以說抗戰爆發前後，日軍一個師團的戰鬥力與中央軍兩個整編師，地方軍一個軍的戰鬥力相當，實際差距比紙面上還要大的多。抗戰期間，中國軍隊的巨大傷亡和慘痛犧牲，在一定程度上講可以說是中日兩國國力、軍力懸殊條件下的必然結果。
綜上所述，在抗戰爆發之前，國民政府有感於日益緊迫的戰爭威脅，進行了積極的應對。這些應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的效果，並在激勵人心和鼓舞民氣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特別是國民政府針對軍政體系的思想訓練，對於鍛鍊軍民抗戰意志，引導國民堅持抗戰有著積極的作用，但這些舉措在短期內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日的實力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