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很多中國歷史學家沒有注意到匈奴，突厥，蒙古，三個北方遊牧民族，在過去2000年的過程中，對中華文化以及歷史走向所產生的影響是多麼巨大的！
大漢王朝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和匈奴對中原地區的劫掠有很大關係，因為如果中原地區不統一，組織能力不強，那麼極有可能被北方少數民族擊敗，中原地區極有可能分成數個或者數十個小的國家！
而在匈奴人被擊敗之後，北方草原重新崛起的突厥人代替了匈奴人曾經的作用，繼續和隋唐中等中央王朝對戰，即使到了送操這種局面依然沒有改變，只不過是北方草原和東北雪地的遊牧民族換人了而已！
而元清兩朝能夠入主中原，成功則主要是因為遊牧民族在生活習性上及政治的扁平化上有諸多優勢，因此在決策效率以及管理上對中原王朝有著部分優勢，這主要取決於他們管理的人口不及中原王朝的1/10甚至1%，但隨著入主中原管理的人口和地域多了數百倍，元朝就在這一變化中很難適應，並最終分崩離析，而清朝從還沒有入主中原開始就已經逐漸漢化，並最終和中原的政治經濟相結合，並且每一代帝王基本上都兢兢業業，才維持了帝國的穩定！
如果將自然法則中的適者生存，和地理絕定論等理論相結合，就不難發現，無論是西方文明的崛起還是中華文明在近代的沒落，基本上都屬於偶發性事件，跟很多天然缺陷沒有什麼必然關係，因為西方的地理探索，最大的誘因是阿拉伯帝國的崛起，中段的東西方貿易交通路線使得西方不得不尋求新的貿易路線而進而誘導發生了航海地理大發現，而大發現引發了殖民主意時代的狂潮，而殖民主義造成的軍事需求使得武器更新換代逐漸加快，而武器的更新換代促進了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學科的巨大發展，進而引發了工業革命的巨大進步！這中間無論缺了哪一步，西方文明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由此可見，將中國近代的沒落怪罪到文化，甚至把責任推給儒家學說，都是站不住腳的，社會的革新和變化往往是因為巨大的生存危機催化而來的，和平穩定的社會永遠不可能發生巨大的變革，變革的產生往往是因為生存需求引發的劇烈競爭，而這種競爭而引發出來的變革，又往往和自然法則中的逝者生存如出一轍，有些人把人類放在萬物之上，實際上人類從來就沒有走出過那片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