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人一直認為地球的南端有一塊大陸，也就是澳大利亞（南方的大陸）。然而由於航海技術的限制，早期的歐洲人無法接近南極大陸，於是就錯誤地將澳洲當作了南極大陸。
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託雷斯穿過了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島之間的海峽；同年，荷蘭人威廉姆·簡士首次在此登陸，並取名為“新荷蘭”。1770年，英國航海家庫克船長發現澳大利亞東海岸，將其命名為“新南威爾士”，並宣佈這片土地屬於英國。1778年，英國正式開始在澳大利亞殖民。
然而，歐洲人並非是最早發現澳大利亞的人，根據中國史料記載：中國的船隻曾經在元朝到達了此地。元朝也是一個大發現的時代，根據《元史》記載，蒙古人曾經穿越西伯利亞，到達了鄂畢河下游的日不落山，見到了北冰洋，這是中國古代史上的唯一一次。在海上，元朝控制的南海和印度洋的商貿，元朝的船隻可以到達東非、地中海等地區，也是歷朝之最。
因為元朝打通了亞歐大陸的交通，使者這個時代出現了眾多的旅行家，例如汪大淵、楊樞、馬可波羅、伊本·拔圖塔等。楊樞主要從事官方貿易，往來於伊利汗國和中國；馬可波羅從義大利威尼斯前往中國，遊覽了多個地區；伊本·拔圖塔為摩洛哥人，他在亞歐非遊覽了44個國家，包括中國、伊爾汗國和金帳汗國。而汪大淵則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間航海家，是他發現了澳大利亞。
1311年，汪大淵出生於江西南昌，其名字預示著自己的經歷。1330年，年僅20歲的汪大淵首次在泉州乘坐商船出海，經過南海，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然而轉陸地到達了地中海，最遠到了摩洛哥。1337年，他再次出海，這次最遠到達了莫三比克海峽。根據統計，汪大淵一共到達過22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航行的範圍比鄭和七下西洋更加廣泛。
汪大淵
回國後，他寫下了《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了沿途國家的地理、人文和見聞，是一本重要的資料。對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諸國曆史、地理有重要參考價值，引起世界重視。近代以來，西方學者將之翻譯為了多種文字，並將汪大淵稱為“東方的馬可·波羅”。
《島夷志略》記載了許多值得人們研究的史料。例如，首次記載了中國人在東南亞的生活狀況（包括元朝軍隊和商人），當時的記載了龍牙門（新加坡）“男女兼中國人居之”；在伊朗馬魯澗“有酋長，元臨漳人，陳其姓也”；在沙裡八丹（今印度東岸），有中國人在1267年建的中國式磚塔，上刻漢字“鹹淳三年八月華工”，這是南宋出使印度一帶留下的記錄。
海上絲綢之路
《島夷志略》有兩節記載了澳大利亞的情況。當時，中國人還不知道澳大利亞就是一塊大陸，因此將其北部稱為“麻那裡”，其北部稱為“羅娑斯”。中國認為澳大利亞是世界最南端，因此也稱為“絕島”。
在書中，汪大淵提到這裡的人們“男女異形，不織不衣，以鳥羽掩身，食無煙火，惟有茹毛飲血，巢居穴處而已”，“穿五色綃短衫，以朋加刺布為獨幅裙系之。”這就是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他還記載了澳大利亞的一些物種，如亞鶴、駱駝、石楠樹等。書中還記載了澳大利亞北部的沼澤地，“周圍皆水”。澳大利亞北部安亨半島的基培利臺地，“奇峰磊磊，如天馬賓士，形勢臨海。”
汪大淵能夠取得成功，和元朝打通海洋交通密不可分。汪大淵在書中寫道“皇元混一聲教，無遠弗屆，區宇之廣，曠古所未聞。海外島夷無慮數千國，莫不執玉貢琛，以修民職，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國之往復商販於殊庭異域之中者，如東西州焉”。
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對明朝的地理學有很大的影響。隨鄭和下西洋的翻譯官馬歡、費信曾閱讀《島夷志》，並在此基礎上寫下了《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其中大約一半的內容直接來源於《島夷志略》。明代地理學家張燮所著《東西洋考》也引用過《島夷志》。可以說，《島夷志略》推動了明朝航海運動和地理學的發展。
然而，從鄭和下西洋停止之後，明朝的地理學就出現了嚴重的退化。到了成化年間，鄭和下西洋的檔案不翼而飛。1574年，明朝官員嚴從簡寫下一本《殊域周咨錄》，對東南亞國家進行了介紹。但是該書卻是錯誤連篇，將蘇門答臘記載為“大食國”（阿拉伯），將安南的的位置標註在蔥嶺，將錫蘭和狼牙須國（泰國）混為一地，認為蘇祿（菲律賓西南）和瑣裡（印度東南）是鄰國，甚至還認為葡萄牙就是馬六甲海峽的喃勃利。可見，明朝後期對世界的認識已經嚴重退化。
新海路開闢
因此，汪大淵發現澳大利亞並未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什麼影響，中國人並未持續和澳大利亞進行貿易和交流，更不可能在此發展。但是西方殖民者發現了澳大利亞後，就在此進行了殖民運動，將大陸佔為己有。如今，澳大利亞成為了西方國家的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