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春節後的一天，不經意翻閱今年第1期的《魯迅研究月刊》，偶然發現首頁的顧問名單中不見了王世家先生的名字，頗感詫異之餘，禁不住有了幾許不詳之感。果不其然，清明節剛過，就收到了北京魯迅博物館寄來的第2期《魯迅研究月刊》，開篇一組“王世家先生紀念專輯”的紀念文章竟讓我之前的預感成讖。原來，魯迅研究專家王世家先生因患口腔癌，醫治無效，於2018年12月8日下午4時許去世。
作為《魯迅研究月刊》近30年的忠誠訂戶和忠實讀者，我所知曉的王世家先生，還是從他1985年從哈爾濱奉調進京，出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月刊》編輯開始。儘管嚴格意義上，我與王世家先生未曾謀面，甚至連一個電話也沒有打過，但他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仍記憶猶新。而這又與王世家先生和我的一次通訊有關。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剛剛大學畢業的我被分配到重慶市 江津縣人民法院吳灘法庭接受“鍛鍊”。出於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尤其是魯迅先生的喜好與痴迷，從那時起，已經自食其力的我開始自費訂閱一些文學刊物以解資訊閉塞之苦，這其中就包括滬上求學時就已熟知的《魯迅研究月刊》（之前的刊名是《魯迅研究動態》）。訂閱伊始，“年少不知愁滋味”的我不時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給《魯迅研究月刊》寫信提意見。記得有一期的《魯迅研究月刊》還以“讀者來信”的形式刊載了我的一篇“豆腐塊”。也正是這個時候，王世家編輯的名字逐漸由陌生變得熟悉。1993年10月底的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北京魯迅博物館的信，拆開後方知是王世家編輯給我的回信，頓覺鼓舞之餘更為之感動。王世家先生的回信是用毛筆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信箋紙上豎排寫就的，全文如下：
xx同志：十九日手示奉悉。敝刊每期上只有少數幾篇文章尚值一讀——因學界蕭條，好文章不多，無可奈何也。目下總的氣氛較為寬鬆，故敢於發一些“叛經離道”之文。魯迅研究急需突破，但不能急於求成，只能一步步來。
因編輯部人手太少，很多文章來不及仔細推敲，故所發文章為粗疏，如有四名文字編輯，情況當好一些。然到哪裡去找這四名專職編輯？每一期都是急就章，我們也不滿意，說來只能是勉強維持而已。好在館裡每年還能拿出十萬元辦刊，否則早已關門大吉。
您的建議很好，目下的月刊的確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容後改進罷。
謝謝您的關心。
匆頌
敬禮
王世家上
十月廿四日
由於那個時候並沒有留底稿的習慣，以致這麼多年過去，已經完全記不清我當時寫信的內容了。不過，循著當年王世家先生給我的回信，大抵也能猜出幾分，無非是就當時魯迅研究氛圍談了一些看法，以及對《魯迅研究月刊》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罷了。而面對一位非專業年輕讀者的來信，王世家先生竟能如此重視、謙遜且開誠佈公，的確令我受益匪淺、終生難忘。透過這件小事，讓我親身感受到孫犁先生“不迷信大名家，不輕視小作者”的主張在王世家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驗證。
行文至此，還有一件與王世家先生相關的事需要多說幾句。而這又與今年第2期《魯迅研究月刊》上刊載的一篇《中國現代文學史別集編輯的突破——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評介》有關。據介紹，王世家先生在主持《魯迅研究月刊》期間，“自己沒寫過一個字，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直到2001年初退休後，才開始真正“發揮餘熱”，先後參加了2005年版《魯迅全集》修訂，負責第七卷《集外集》《集外集拾遺》的校勘和註釋，以及二十卷本《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的編輯等工作。實際上，許多年前我就從《魯迅研究月刊》上得知了這套洋洋灑灑二十卷全集的出版訊息了，只是當時沒有太當回事，漸漸也就淡忘了。而如今，當主要編者已駕鶴西去，不禁又勾起了我的某種念想。儘管對於魯迅先生的作品，目前我已收藏有不同版本、不同體例的許多種，但我還是迫不及待地從網上尋覓到了這套“久違”的書，並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作為日後學習研究魯迅先生使用。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所有這一切，也是出於對王世家先生刻骨銘心，並且跨越卅年的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