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躺在搖椅上，晚霞照在他蒼老的面容上，他的眼睛凝視著遠方，好像在回憶著青蔥歲月。身旁坐著的兒子問道：“父親，你為什麼不寫回憶錄呢？你以前的經歷一定很精彩。”
這位老人面色凝重地說：“這可不能寫，都是黨的秘密，你也不能寫！”這位老人就是電視劇《偽裝者》中明樓的原型——袁殊。
童年與母親相依為命，從小掙錢養家
1911年3月29日，袁殊出生於湖北黃岡，原名袁學易。父親袁曉嵐熱衷於反清運動，常常奔波在外，全靠母親賈仁慧一人照顧弟弟袁學禮和袁殊。母親賈氏的孃家是前清鹽官巨賈，家底頗豐。所以即使家中沒有父親袁曉嵐的支撐，靠著孃家的資助和典當傢什可以維持日常開支。
袁殊在五歲的時候上了學堂，但好景不長，外祖父應年邁過世，孃家也是有心無力。母親帶著兩兄弟前往上海投奔袁曉嵐。賈仁慧帶著年幼的兩兄弟好不容易找到了袁曉嵐。誰能料到袁曉嵐當時正和自己的一個女學生打得火熱，竟然不負責任的拋棄了他們。
賈仁慧帶著兩個孩子只好暫時住到三姐賈秀文家中，但是時日一長賈仁慧不好意思在姐姐家白吃白住，就帶著孩子搬出來獨自生活。賈慧仁靠教書為生。袁殊雖然還小，但是也不得不幹活掙錢。袁殊給別人擦過皮鞋，還做過小工，賣油條。
學習知識，出國留學
有一次袁殊去環龍路44號找父親，快到時竟然餓暈在了路上。附近的工作人員看到這種情況，都於心不忍。在場的人中有一個工作人員瞭解了袁殊的情況後，主動提出可以介紹袁殊到立達學院免費讀書。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袁殊就是在這個時候走出校園，積極參加運動，他的思想在這一階段得到了昇華。自此，他由袁學易改名袁殊。
袁殊與富商之女馬景星成為戀人。袁殊告訴了馬景星自己想去日本留學的意願。馬景星便放棄了自己保送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機會，決定和袁殊一起去日本留學，還向家裡要了700大洋。
經過一番波折，兩人總算於1929年9月抵達日本。袁殊到達日本最明顯的進步就是日語學習得很快。其實袁殊也只上了東亞日語預備學校初級班，就基本上能應付日常對話了。
在留學期間，袁殊還讀了不少有關共產黨思想的書籍，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發達科學》，為他日後堅定不移的信仰打下來基礎。
除此之外，袁殊繼續學習了新聞學。在袁殊掌握了基本的日語後，便申請進入了日本新聞學校。日本受經濟大蕭條的影響，把之前實行的銀本位制調整為金本位制。袁殊兩人只好立即回國。
創辦報社，嶄露頭角
魯迅的著作《為了忘卻的紀念》中寫道：“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
其中提及的《文藝新聞》就是袁殊回國後創辦的報社。具體解釋一下，當時發生的“五作家遇難”事件在《文藝新聞》上第一次被刊登。
《文藝新聞》這一“左傾”的舉動也引起了當時負責相關文化工作的潘梓年的注意。袁殊在馮雪峰等左翼文化人的拉攏下，加入了左翼文化總同盟，負責“文總”下屬各文藝團體的通訊聯絡工作。沒過多久，袁殊向黨員朱鏡我申請加入“前衛”。
“白皮紅蘿蔔心”走上灰色之路
中午12點，袁殊走進靜安寺路愛文義路口的一家咖啡館，來到了角落的一張桌子前。袁殊面前有兩個人，其中一個袁殊認識，是潘梓年的弟弟潘漢年。潘漢年看了看周圍的環境，低聲說道：“經過我們的觀察，同意你加入‘前衛’，旁邊這位就是以後和你聯絡的同志王子春。”
潘漢年向袁殊解釋了他的工作性質：“你參加的是秘密前衛組織，通常情況下組織內的人都是不知道其他人的身份的，所以你的工作就是深入敵人內部，獲取重要情報，一定要保護好自己的身份。”
在這次會面的最後，王子春囑咐道：“你以後不能再這麼‘左傾’了，要慢慢褪去紅顏色，變成一個灰色的普通市民，再找機會打入敵人內部。”
“加入”中統隊伍
在潘漢年和王子春的指示下，袁殊聯絡上了自己的姨表親賈伯濤。賈伯濤當時是蔣介石的嫡系人物，也是上海的幕後實力“大佬”。袁殊在給賈伯濤的信中寫道：“我從日本留學回國後，無所事事，近來《文藝新聞》日漸衰落，只想能夠好好地養活家人，希望能幫我找份工作。”
賈伯濤曾經受到過袁殊的父親袁曉嵐的幫助，馬上給袁殊回了書信，把他推薦給了吳醒亞，吳醒亞當時是上海社會局長。王子春知道後，給袁殊做了份簡歷，簡歷中投其所好的寫著“討厭了左傾，只想填飽肚子”和“團體對團體、情報對情報”等思想。
吳醒亞看到這份簡歷後，心中大喜，立馬對袁殊說：“你別再做文學活動了，反正也沒做出什麼大名堂，你以後跟著我工作怎麼樣？”袁殊就等著吳醒亞發出邀請，當場便答應了。袁殊並沒有正式成為社會局的工作人員，只能算吳醒亞私人任用的。
王子春讓袁殊向吳醒亞討要一個公開的身份證。沒過多久，吳醒亞就給了袁殊一個新聲通訊社記者的身份。
袁殊當時評價自己當的是“流氓記者”。後來解釋道：“舊社會的新聞記者絕大多數都有政治背景、許多人都兼搞情報活動或作某個集團的喉舌以領取額外的津貼，純正清白的記者極少或者沒有，中外都是一樣。”“九一八”事變後，反日情緒在整個中國蔓延，所以日本領事館召開記者招待會時，會場往往是空空蕩蕩。
但是國共兩黨以及新聞行業還是需要日本的訊息的，王子春指示袁殊仍然出席日方的記者招待會。在日方的記者招待會上，袁殊手裡拿著一本日本的雜誌，引起了日本官員巖井英一的注意。
巖井英一主動搭話道：“你懂日語嗎？”
袁殊謙虛地說：“只會一點日常用語。”巖井英一難以置信地說：“會日語的中國記者可是很少的。”慢慢地，兩人一起吃飯的次數越來越多，兩人的關係也逐漸親近。
在酒館裡，巖井英一試探地問道：“你知不知道一些不公開的中日關係的訊息？”袁殊自然能搞到日本人不知道的內幕，微微點了點頭。
然後問道：“那你也要給我提供你們的訊息，咱們交換情報。”因為有了巖井英一這個特殊的訊息來源，袁殊經常能最早最準確地報道出許多新聞，成為了新聞界的“紅人”。隨著兩人配合越來越默契，巖井英一向袁殊發出邀請：“袁先生，我打算以後每月給你200元的交際費用，怎麼樣？”
巖井英一這句話的深層意義是：想要僱用袁殊為日本情報員，200元就相當於工資。袁殊也沒辦法向上級請示，只能先應付著，說：“可以吧。”後來，袁殊向王子春彙報這件事，王子春十分贊同。
於是，袁殊又成為了日本情報員。透過這一身份，袁殊打探到了日方的重要情報——日方的策略是誘降蔣委員長，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接著向南進攻。
正是因為袁殊的這一情報，打消了蘇聯的顧慮。這才有了後來蘇聯出兵支援西線，減輕了我國的壓力。
與上級失聯，從屬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
袁殊還和青頭幫頭目結拜為兄弟，與杜月笙相識，又多了幫會成員這一身份。
1937年7月，巖井英一邀請袁殊到日本旅遊。王子春認為這是一個瞭解日本的好機會，袁殊還很有可能結識到其他的日本高官，便同意袁殊前往日本。但是，袁殊從日本回國後卻與王子春失聯了。袁殊只好拜託夏衍幫他接上關係。夏衍當時是中共中央文委電影組組長。
夏衍在自傳體回憶錄《懶尋舊夢錄》中談道：“我知道袁殊在參與特科的工作，他突然讓我幫他遞給特科上級一封信，我和特科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只好把信交給了蔡叔厚。”
蔡叔厚在接到信後，就把袁殊的工作關係轉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後來袁殊也是執行的共產國際的任務。袁殊在這種情況下又多了一層身份。就是這層身份讓他陷入危險。
因“怪西人案”入獄，圓滑保全自身
袁殊在報紙上得知“怪西人案”，原本沒有想到會牽扯到自己。有一位老朋友提醒袁殊：暫時拒絕和舊人的來往，做好遠離上海的準備。袁殊經過多方打聽，瞭解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偵查大隊的大隊長翁光輝正在辦理此案。
沒想到上海區區長王新衡卻找上門來，他直截了當地說：“翁光輝隊長想請你過去了解些情況，這對你也有幫助。”
袁殊明白即使自己不主動去，也是逃不了的。袁殊心驚膽戰地見到了翁光輝。翁光輝還是很客氣地和袁殊握了手，說道：“你來很好！”沒想到袁殊剛坐下，就來了兩個士兵站在門口。翁光輝的表情瞬間變了，嚴肅地問道：“你和那個外國人有什麼關係？”袁殊立即答道：“我沒見過他。”
翁光輝質問道：“那為什麼那個西洋人的本子上有你的資訊？”翁光輝朝門口計程車兵揮了揮手，兩人就把一個滿身傷痕的人架了進來。這個人指著袁殊喊道：“就是他！”
這個指認袁殊的人就是他的交通員，所以袁殊的身份至此暴露。
雖然袁殊不承認，但是他的交通員已經全盤托出，他再隱瞞也沒有什麼意義了。袁殊在自白書上寫道：“我不認識怪西人，過去也不認識陸海防，但從事過共產黨的秘密情報工作，現在中日兩國的問題是抗日問題，希望蔣先生領導全國人民抗日。”由於袁殊的多重身份，也獲得了多方的營救。最終入獄8個多月就被釋放。
“黨內身份”動搖，再到日本
1935年5月，袁殊出獄。可是袁殊現在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他曾在這一時期寫道：今朝有幸有歸途，愧望長江水向流。落拓鄉關老病死。朝暉重上劫餘樓。有人建議袁殊去投奔陳立農，但是袁殊非但沒有去，還輾轉找到了我黨人員。
但是當時組織對袁殊仍然處於懷疑階段，並沒有立即安排工作。袁殊知道自己現在處境尷尬，就主動要求先去日本留學。
組織回覆：同意你去日本留學，但是國內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時必須馬上回來。袁殊在這一次留學期間，有意識地為我黨收集情報。東京百貨大樓出售大政年間的日本軍事地圖，但是不賣給中國人。
袁殊穿上日本學生的制服，操著一口流利的日語，順利買到了軍事地圖。在經過回國的海關時，袁殊把地圖分散夾在書本里，塞在雨傘裡，有驚無險地帶回國，交給了組織。
戴笠親自拜訪，進入軍統局
袁殊回國後又和原來的上級王子春和潘漢年取得了聯絡。一天早上8點，袁殊的家門口響起了車笛聲，袁殊剛開啟家門，就看到了一個人朝他家走來。
袁殊見過這個人的照片，一眼就認出了他是戴笠。戴笠看出了袁殊認出了自己，直截了當地說：“我今天沒時間，你明天上午來找我細談。”袁殊報告給潘漢年後，潘漢年允許袁殊去找戴笠，儘量獲取戴笠信任。
袁殊在見過戴笠後，被任命為軍統局的少將組長，主要任務是收集日方情報。透過袁殊的暗中幫助，救出了許多我黨的同志，其中還有魯迅的妻子許廣平。
回到解放區，繼續工作
抗戰勝利後，袁殊回到解放區。1949年，袁殊繼續從事情報工作，調查日方和美方的訊息。後來還翻譯了大量日文書籍，寫下了8萬字的著作《南窗雜技》，首先提出了“報告文學”這一概念。
1987年11月26日因病逝於北京，享年7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