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映元先生生平傳略及大事年譜（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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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映元先生生平傳略

劉映元（筆名藺璧、姚北虹、鍾正文等）（1918-1991），山西左雲縣人，呼和浩特市郊區農民，內蒙古文史研究館館員、內蒙古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

1918年出生于山西省左雲縣一旅蒙商人家庭。1932年左雲高小畢業後考入綏遠省農科職業學校。求學期間酷愛文學，1933年參加了左翼文學團體《塞原社》，在省內外大型報刊如《綏遠民國日報》進步文藝副刊“十字街頭”、洪深主編的《光明》、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上發表詩文，被著名學者常任俠先生譽為“綏遠青年詩人” 。

1935年在《綏遠西北日報》創辦“農圃”副刊，發表關於鄉村建設論文、農業科普小品文和反映農民生活的詩與散文。

1936年綏遠省農科職業學校畢業後，沒有選擇到內地深造磨練，而是追隨傅作義將軍在綏遠進行鄉村建設和抗戰救亡，在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將軍主辦的鄉村建設委員會任鄉導員。1936年底參加了紅格爾圖戰役和百靈廟大捷，並編輯《鐵血半月刊》。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投身抗日，參加了歸綏保衛戰、桃力民保衛戰等抗日戰役，曾任國民兵第三旅少校參謀。1938年被傅作義保送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抗大四期畢業返回傅部後，參加了五原大捷的對日戰役。1941年開始，主要從事文化工作，任《奮鬥日報》記者、採訪主任兼《新中國通訊社》總編輯，後被聘為《中央日報》、上海《申報》駐綏記者，是解放前綏遠省的著名新聞工作者。

全國解放初期，由於歷史的誤會，劉映元先生曾一度被判刑入獄，後於1956年提前釋放，並於1957年被聘為呼和浩特市政協委員。他主動要求務農，在呼和浩特市郊區五路村和什拉門更村(今分別屬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回民區)落戶三十餘載。

1956年，他的個人興趣轉向於民間戲劇創作與歷史資料收集整理。1959年，他響應時任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提出的“要將戊戌變法以來中國社會的歷史資料從各個方面記載下來，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留下來，作為對社會的貢獻”的號召，經內蒙古文史研究館館長郭靈墅推薦，以內蒙古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特聘採訪人員的身份涉足文史資料工作，從新聞記者轉向為“舊聞記者”，為文史資料的搶救、整理，以及西部邊疆歷史的研究嘔心瀝血，撰寫出大量的三親（親歷、親聞、親見）文史作品。他收集起來的文史資料約一千多萬字，成文者四百萬字，分別登載在中央和各地文史專刊，或作資料儲存。數量之多、內容之豐，當時不僅在內蒙古，在全國也居首位。

劉映元先生由新聞界入史學界以後，發現了我國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們，有三種缺陷，第一是學院出身的人，重視文獻記載，而不深入群眾中調查。第二是“文研會”和“地誌辦”的人，單憑出去走訪，重視口碑傳說，而不認真讀書和查閱報章雜誌。第三是直觀的看待一個事件或一種動向，而不注意它們的前後因果，忽視橫向聯絡和掌握各種資訊。

三十多年以來，劉映元先生一直是白天到圖書館和尋找歷史複雜的舊職人員與三教九流，各行各業中的“狀元”，晚上回來後馬上寫稿至深夜，因為他掌握的資料較多，所以能夠互相引證，由於他善於利用古人成語、民間“俏皮話”和行業語，便不顯的冗長，形成自己的文章風格和韻味。如方言相與、差池、二把刀、灰說六道；俏皮話“好人的害，灰人的菜”、“放下五道不蓋廟，鑽在村裡瞎胡鬧”等等；在描述土匪丐幫的時候，還詳實記錄了大量的“黑話”，如地蹦子、合杆、拉線、打窯、跑紅條的、跑青條的、打燈虎兒的、登杆子的、跳池子的等等，使老一輩和新一代的人，願意從頭至尾讀了下去。

劉映元先生視真實為生命，曾親赴內蒙古西部各盟旗做調查，同時注意文獻記載。他研究內蒙古西部的歷史，並不侷限原來察綏兩省，也注視外蒙、新疆、陝、甘、寧、青、晉、冀和東北四省等。在經濟和商業貿易上，特別留心天津這個海口的洋行情況。為搶救史料，他曾徒步深入鄂爾多斯腹地調查，沿長城記載父老們關於內蒙的傳說，抄錄陝北及隴東各縣方誌有關內蒙的記載。“有聞必錄”、“寧濫勿缺”，互相對證、反覆考究，分門別類進行整理。他的文史成果和研究方法得到了社會和學界的認可，是公認的“文史專家”，內蒙西部“文史活字典”。

劉映元先生寫作文史資料主要內容是記述了清朝、民國時期綏遠以及晉陝蒙三省區交界一帶的政治、軍事、地理、疆域、經濟、商貿、民族、宗教、人文的發展與變遷。因為他掌握的資料多，能夠互相引證，撰寫的文史資料具有很高的存史和研究價值，其中不乏優秀的紀實文學作品。他筆下的人物既有軍政要員、蒙古王公，又有梨園名伶、三教九流、夥計掌櫃、乞丐階層等草根群體。《傅作義主政綏遠二十年》《鄂爾多斯系列史話》《孤魂灘事件始末》《西口菊部舊聞——呼和浩特梨園史話》《李守信自述》《包頭死人溝的梁山》等皆為力作。

文革前他對主要建築、河流、商號等實地考察，召集老人回憶，根據文獻記載核對，比較不同歷史時期的城建規模及佈局特點。除對傳統呼和浩特城的平面結構深入分析外，還在文革時為清康熙年間蒙漢人民在遼、金、元、明豐州城廢墟上建立的五路村編寫村史，並對五路村及其附近的文物進行考古學研究。以後發表一系列富於創見的文章如《豐州灘的盛衰經過》、《明朝後期的土默川》、《扎達海河及其兩岸發展與變遷》等，開創呼和浩特地區不同歷史時期地理環境演變的研究，清晰地揭示了不斷變化的民族關係、民族狀況及民族地區土地變遷規律，填補了某些歷史地理學空白。文獻界有人評論：研究呼和浩特，劉映元是一座繞不過去的高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劉映元先生受聘校勘《綏遠通志稿》，這是一直受到政界關注、學術界重視，極有價值的方誌稿。他認真嚴謹，逐字逐句查對，用自己多年來收集到的綏遠資料及文獻進行對照，甚至重新外出調查，以確保校勘質量。

八十年代中後期全國範圍內各地、各行開始編史修志。鑑於劉映元先生的學識和聲望，自治區內及全國各省市甚至港臺海外的約稿、審稿如同雪片，四面八方的來訪諮詢者應接不暇。他撰寫了大量文章，參與編審、修改《土默特志》初稿、《呼和浩特志》軍事卷、《內蒙古戲曲志》等，並應邀做學術報告，傳授經驗。還列出題目，拿出“獨家”資料，親自指導他人撰寫文史文章，甚至提供食宿。倒在病榻後依舊接待各地來訪者，無私地為他們提供口述史料，直至1991年11月28日去世，享年73歲。其妻韓雲琴女士撰寫輓聯：一支筆一瓶墨方格縱橫話古今，萬卷書萬里路長城內外度春秋，概括了他的一生。

劉映元先生的女兒劉櫻女士多年來，將其父散落在呼和浩特、鄂爾多斯、陝西、寧夏等地的部分文稿收集起來，準備出版文集。2012年，內蒙古文史學界邢野等先生推動100萬字的《劉映元文集》得以由遠方出版社出版。全書分歷史地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和人物等六大類別。

1）歷史地理類

主要收入《豐州灘的盛衰經過》《明朝後期的土默川》《扎達海河及其兩岸的發展與變遷》《世遠堂舊話》等4篇。

2）政治軍事類

主要收入《清朝和民國初年綏遠地方部隊及駐軍概述》《辛亥革命時的呼和浩特》《包薩革命經過》《武川建廳改縣前後見聞》《綏遠陸軍二營--我在綏遠陸軍步兵二營的經歷見聞》《我經歷了1913年發生的第二次百靈廟戰役》《錫盟王公覲見袁世凱親歷記》《烏蘭巴托四次政變目擊記》《俄國白黨攻陷庫倫前後見聞》《奉軍在綏遠》《晉軍二次統治綏遠》《清真民團及跟“紅坎肩兵”打架經過》《孤魂灘事件始末》《綏遠省鄉村建設委員會與鄉村工作指導員》《四十一軍進攻寧夏的經過》《達拉特旗的“獨貴龍”運動》《血雨腥風的年代》《抗日戰爭初期歸綏地區的情況》《抗戰前夕土默特旗職官的產生與安排》《傅作義的幹部隊伍與第七集團軍政訓處》《國民黨接收包頭前後見聞》等21篇。

3）經濟類

主要收入《漫談當年走後營》《我在殺虎口關的經歷見聞》《大盛魁的小號天順泰》《三和渠》《醇厚社與三元成--歸化城最老的行社與字號》《歸化城的牲畜貿易》《歸化城的駱駝交易》《歸化城皮毛行業的興衰》《我在“集生祥”皮毛牲畜店的經歷見聞》《歸綏煤炭行業的演變》《王氏義和堂的興衰經過》《呼和浩特藥行史話》《五路村商業史料》《歸化城“金爐社”諸行概述》《歸化城“食店行”的變遷和經營管理》《歸化城的廚師和“堂倌”》《“饒麥館子”與本地點心鋪》《“小班館子”與“聚錦堂”》《“葫蘆館子”與“餄餎館子”》《“東路館子”與其它東路飲食業》《“大戲館子”與“清酒館子”》等21篇。

4）文化教育類

主要收入《歸綏兩城的文昌廟與魁星樓》《內蒙古西部戲曲史話拾零》《從嘉樂會館到大觀茶園》《西口菊部舊聞--呼和浩特梨園史話》《雁北人與綏遠的教育事業》《綏遠平民教育概述》《抗戰前歸綏市的報紙和通訊社》《原歸綏農科職業學校的發展變遷》《傅作義將軍的喉舌--奮鬥日報》《歸綏淪陷時期的報紙和通訊社》《抗日戰爭期間陝壩的文化宣傳活動》等11篇。

5）社會生活類

主要收入《呼和浩特市回族來源與回民區形成初探》《水衝以前的牛橋附近》《回民區從前的公墓》《包頭死人溝的“梁山”--清朝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內蒙古西部的一個遊民無產者的“江湖”組織》《舊綏遠省的三個“獨立王國”》《我所知道的“長頭髮教”》《天主教在河套地區》附:《河套教區傳教沿革》《五路村的“龍王社”》等8篇。

6）人物類

主要收入《劉統勳私訪歸化城》《賀色畚父子》《續桐溪和弓富魁的政治活動見聞》《馬福祥在綏軼事》《趙守鈺在綏包》《那森達賴在準格爾旗》《奇子祥刺殺奇文英的前前後後》《章文軒統治鄂托克旗二十年》《綏遠知名人士張遐民先生》《董家花園及董義其人》《慣匪竄擾七行省--劉桂堂在熱察地區的活動》《歸綏“青幫”首領劉長榮》等12篇。

《劉映元文集》全書共 77篇，約百萬字。

劉櫻認為乃父的文史資料具有以下特點：數量大且涉及面廣；注重社會調查，許多史料取自平民，情感豐富；口述資料與文獻記載相結合；有自己的風格。韓雲琴認為其丈夫的歷史研究形成了一個個系列，構成了一個工程。發表過的文章資料在五百萬字以上，去世時尚有成為未送出稿一百萬字，還有許多題目著手寫但尚未來得及著筆。

尚靜波主編的《呼和浩特現當代文學史》對劉映元先生的詩歌和歷史紀實文學進行專題介紹，認為其詩歌對本土社情民風格外關注，格調沉鬱，在同期詩壇中別具一格，總是透過具體可感的畫面、場景、人物、事件表達情感，深得詩藝要旨；認為其文史作品一是具有很強的資料性、文獻性；二是具有真實性、地方性和平民性；三是作品語言生動，通俗易懂，雅俗共賞。

2021年11月28日，內蒙古文史學界組織了《北虹之光——劉映元先生文史研討會暨先生逝世30週年紀念》的紀念活動，並邀請了國內研究中國鄉村建設的學者參與了研討。此次會議認為劉映元先生的文史資料研究，自先生仙逝30年後，應當進入一個新階段，對研究方向的建議為：從封閉於內蒙古到走向全國；從傳統史觀到世界史觀；從歷史史料整理到汲取經驗走向未來；從沒有研究到全面研究和細分研究；從僅僅關注歷史本事到結合國家重大需求研究歷史發展。與會者認為：

1）世界範圍史學從精英史和政治史向平民史、生活史、社會史的轉向，始自於1966年以後，國內史學界的轉向發生於2000年以後。而劉映元先生對平民史、生活史、社會史的關注和書寫，始自於20世紀50年代，在國際國內均屬於超前。他的語言是活潑生動的，是屬於生活的，可讀性非常強，邏輯性也非常鮮明。他貢獻的史料總量很大，但即便僅看遺存，在國內也居於領先水平。

2）中國是56個民族的中國。長期以來，邊疆史由於人才匱乏，歷史書寫較為滯後。邊疆史關於多民族共生共處、多宗教多文化交融演化過程中的生活史研究，具有極高的價值，但也有更高的難度，因此很少有人問津。考慮到邊疆史背景，劉映元先生書寫的平民史、生活史、鄉村史和社會史，就更是獨樹一幟。

3）當代史學試圖以系統化的思考來構建歷史。而劉映元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就在以系統化方式來構築地方史，因此他也是一位極為少見的先行者。他書寫的歷史資料談一點而能聯絡其他，綜合了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教育、文化、農村、民族、宗教等各個方面的相關資訊，在宏觀、中觀、微觀層次上形成了豐富的聯絡。閱讀他的歷史著作，有助於建立理解複雜社會系統中多種要素交織作用的演化觀。

4）劉映元先生作為平民史和生活史的先行者，生長於多民族多文化交融地帶的邊疆，生長於千年變局之後的動盪歷史年代，有過學校、政府、軍隊和報社的複雜工作經歷，從事過國際新聞的整理，有著廣博的見聞和豐富的實際事務經驗。他的長期身份是一位農民，居住在農村並幹著農活，並在文革期間為所在村莊貢獻了可能是當時唯一的一部村史。

5）劉映元先生早年就對人類歷史和文化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用詩歌和論文關注並記載社會下層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況，他在17歲創辦《農圃》副刊時，就有“把農民的痛苦，農村的需要，告給有責任的人們知道”的寫作主張；談論寫詩時他也主張“寫實”、“素描農民歌詠苦工”，並有近百首詩文存世；這些詩文與後期進行歷史採編和文史資料整理時注重反映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注重民眾史、生活史、社會史的採集一脈相承，殊為難得，由此呈現出與同時代史學界不同的歷史旨趣。在他的生活中也體現出無懼生活磨難，寵辱不驚，淡泊名利，絕不虛度生命的品德和意志。他的歷史觀念和歷史情懷，與他的生活是高度吻合。

因此，綜合上述評價角度，從眾多歷史書寫的成果來看，劉映元先生中國同時代的史志文學實踐者中，具有超前性和獨創性，是一位很傑出也很有特色的歷史工作者，在文學、新聞和歷史等領域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