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醫者講述】
護理工作對醫院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不管在大病房還是小病房，如果護理工作上不去，其他工作都要受影響。作為著名的護理學專家，李純一生情繫護理事業，始終嚴格要求自己，細緻認真地對待工作，一視同仁地對待每一位患者。她認為，對待患者，不僅要照護好他們的身體，還要關注他們的心理。
李純主任是一位非常和藹可親的護理前輩。每一次與她交流都感覺如沐春風。她對病患悉心呵護，真情奉獻暖人心；對後輩以身作則，言傳身教育桃李。她的一言一行，無不閃耀著嚴謹、求精、勤奮、奉獻的協和精神。
——訪談人李苑菁
很早以前我就想學醫，但沒能進醫學院，就跟幾個同學一起考了湖南省立長沙高階護士、助產職業學校。
1951年，我從護校畢業後，分配到湖南軍區醫院手術室。一年多以後，北京協和醫院需要從全國各地調一些護士，我就在1952年4月4日到了北京，從此成為協和的一員。協和當時有一個志願軍病房，我被分配到那裡，在老樓6號樓2層，工作了一年多。
記得有幾個志願軍病人，臉傷得厲害，他們情緒變化很大。所以查房以後得給他們做思想工作，作為護士，要多去看看，安慰他們。
1953年，由於工作需要，又把我分配到老樓5號樓的病房，當時的護理領導是林雨。林雨老師是我的楷模。我都想不起她不笑是什麼樣子，她總是面帶微笑，那麼和善，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在老樓5號樓病房工作了一年多以後，我又被調到老樓7號樓地窨子的內科病房。有一段時間，老樓14號樓地窨子開了一個簡易病房，林老師又把我調到簡易病房去了。我跟林老師說：“我剛剛到一個地方熟悉一點情況，您就把我調走了，您怎麼不給我長一點的時間？”林老師就跟我說：“我調動你，不僅因為你是副護士長，你還是一個共青團員。我這麼頻繁調你，就是想讓你起起作用。”
董炳琨院長來院以後，我們護理恢復了夜班制度。董院長抓得比較緊，每天早上他要親自聽取夜班工作彙報，有什麼問題馬上就作出指示。我是護理幹事，董院長提出問題，我就要去了解情況、解決問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協和是功能制護理的情況。三級護理，根據病人的輕重程度分一、二、三級，一級是最重的，二級差不多能夠自理，三級是比較輕的，能夠活動。管理方面，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嚴”字。當時的護士長几乎都是協和畢業的，她們在訓練的時候就四個字：勤、慎、警、護。護校的校徽上就刻著這四個字，怎麼做一個好護士，內容全在這裡頭。記得老樓7號樓地窨子的護士長許蕙萱，工作踏實、能幹，要求特別嚴格，說話輕、走路輕、開關門也輕，真是協和模子裡出來的。我有時說話聲音比較大，她就擺擺手，讓我小聲點。
1981年，協和選我到日本去參觀他們的護理工作、病房工作。回來後沒過多久，我被任命為護理部副主任，到1983年，又任命我為護理部主任。在任期間，我們抓得最多、最緊的就是陪住率。一開始陪住率高達16%，100個病人有16個陪住者。我們就狠抓，分配名額，每個病房只允許幾個人陪住。我們天天去檢查，白天查，晚上也查，看有沒有人不應該陪住的卻陪住了，研究怎麼解決，後來把陪住率壓到了6%以下。1983年以後，開始推行責任制護理，就是對病人全面負責。
我護理過很多病人，但是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病人。她得了絨癌，腦轉移，雙眼看不見，生病讓她很痛苦。她丈夫對她不好，從不來看她，有一個女兒也見不著，所以她心裡是非常痛苦的。她愛喝水，想喝水就叫我們。只要她一打鈴，我們就趕緊給她送水。給她的水既不能涼也不能熱，熱的她喝不了，涼了她不愛喝，就要喝溫水。我比較注意她的特點，所以只要她一打鈴，我就拿著壺到廚房去打水，兌到合適的溫度，趕快送給她。久而久之，她也特別喜歡我，一再跟我說：“李姐，我去世以後，你一定要參加我的解剖。”
工作這些年，陪伴家人的時間少了很多。我和愛人家裡都沒有老人，結婚以後生了三個女兒，家裡住的地方小，也就10平方米，既不能把保姆請進家，也沒有老人來照顧，所以孩子都託管在鄰居家裡，週末有時間的話就去看看她們。我平常沒時間，回去又晚，有時候甚至不回家，所以三個孩子就一直這樣，直到我最小的孩子長到12歲，我才把她們接回來。
過去一般除了主管護士要在辦公室抄寫醫囑、動動筆以外，護士有時間就去做巡迴工作，看看病人，特別是危重病人和有特殊情況的病人。哪怕只是跟病人聊聊天，對病人也是個安慰，這很值得傳承。我覺得護理工作對醫院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不管在大病房還是小病房，如果護理工作上不去，其他工作都要受影響。另外，沒有本事不行，光有本事，沒有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思想也不行。協和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一切為了病人、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思想，離開了這個思想，別的什麼也談不上。
（光明日報記者田雅婷整理）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12日06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