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17日，紅軍在遵義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史稱“遵義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中，政治局委員6人，他們分別是毛主席、博古 、洛甫、朱老總、陳雲、周恩來，政治局候補委員4人，他們分別是王稼祥 、鄧發、劉少奇、凱豐，紅軍總政治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彭德懷、楊尚昆、鄧小平等人，以 及當時的軍事顧問李德等人。
這次會議在主席、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的推動下，集中糾正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使紅軍指揮權回 到主席手中。在之後的扎西會議上經過討論決定，博古不再擔任“總負責”，這為紅軍在軍事指揮上變被動 為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
那麼卸任“總負責”後，博古又擔任什麼職務，後來怎麼樣了呢？事情還要從博古的真名說起！
博古，原名秦邦憲，生於1907年5月，他年少有為擅長宣傳，17歲就擔任當地著名的報刊《無錫評論》的編輯 ，發表大量時事文章。18歲入黨後由於他出色的宣傳才能，很快就被組織派往蘇聯留學。
在蘇聯求學的這段時間，成為他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在此期間他積極學習革命理論，結識了同在蘇聯留學的 王明、張聞天等人，成為當時名噪一時的“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之一。
1930年根據共產國際和黨組織安排，他從蘇聯回國擔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等重要職 務，當時在反對冒險主義的“立三路線”中，它和王明等人站在一起持反對意見受到處分，這次“處分”也 讓博古收穫了王明的信任。
後來上海的形勢日益嚴峻，中央主要領導只得暫時離開上海，在這種背景下，為加強黨在上海的革命工作， 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示，1931年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在王明的支援下，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一位，對黨負總責，當時他僅僅24歲。
臨時中央遷移往中央蘇區後，博古在蘇區全面推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由於他之前主要從事宣傳領域，很少 接觸軍事鬥爭，因此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他非常依賴洋顧問李德。而李德不懂中國實際情況，拿紅軍與 裝備精良的敵人硬拼，致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處處被動。到1934年，中央蘇區周圍戰略要地相繼被 敵人攻陷，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8萬餘人從瑞金出發，衝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後只剩3萬餘人，面對嚴峻的形勢，紅軍上下都開始對博古左傾錯誤路線不滿。
從1934年12月上旬開始，紅軍一邊急行軍，一邊相繼召開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討論紅軍長征中的兩大問題：第一、戰略方向問題，紅軍到底去向哪裡？第二、軍事指揮問題，如何改變錯誤軍事指揮路線，變被動為主動？
在這幾次會議中，毛主席與王稼祥、張聞天先後深入溝通，逐步達成共識，而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逐步被限制。
經過前幾次會議的鋪墊，1935年1月15日紅軍召開了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在會上博古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歸結於敵強無弱，為自己辯護，這個時候張聞天、王稼祥、毛主席等先後發言指出博李在軍事上的一系列指揮錯誤，經過討論，會議決定讓主席參與軍事指揮。
不久之後，博古的“總負責”職務交由張聞天擔任。然而博古雖然犯了錯誤，被解除了最高職務，但是他卻是一個具有大局意識，知錯能改，心胸寬廣的革命家。1935年6月紅軍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懋功，然而張國燾卻仗著兵強馬壯企圖分裂紅軍，這個時候博古堅定地與主席、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一起與之堅決鬥爭。
紅軍到達陝北後，博古先後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中央組織部長、長江局組織部部長、南方局組織部部長、新華通訊社社長等重要職務，在此期間他擔任我方代表參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一手創辦《解放日報》發起輿論攻勢，撰寫大量文章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倒行逆施，同時翻譯宣傳馬列主義，為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做出了突出貢獻。
可以說在宣傳領域，博古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是我黨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和開拓者。
1946年4月8日，博古在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後，和王若飛、葉挺、鄧發等人乘飛機返回延安請示工作。然而不幸的是，在途徑山西興縣黑茶山時，飛機遇上惡劣天氣發生事故，博古在內的機上全部人員不幸罹難。
值得一提的是博古的子女後來大多遠離政治，從事文化教育和其他事業。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博古的女兒秦摩亞和秦新華。秦摩亞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同時繼承父親的文學宣傳才能，寫出了40萬字關於博古的文章，對後事研究黨史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博古的另一個女兒秦新華，則畢業於北京醫學院醫療系，之後擔任過中國優生優育協會會長，為我國婦幼保健和衛生科教工作作出了大量工作，而他的丈夫李鐵映，曾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官至副國級。
